毛泽东怒斥陈云：分田单干是中国式修正主义

　　陈云百年诞辰时，中央文献研究室曹应旺出版陈云研究专著，披露了毛泽东对陈云的评介。

　　“看问题尖锐，能抓到要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取得重大胜利后，私人工商业出现了商品滞销、生产缩减、关店歇业增多的问题。毛泽东几次将上海、武汉反映这一问题的电报批给陈云，请陈云研究解决。当陈云致信毛泽东提出“加工订货”的办法时，毛泽东予以支持，并将信批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传阅。陈云还采取收购农产品的办法，以促进城乡交流。正是加工订货和收购农产品这两个办法，使全国经济改观。

　　后来，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陈云是领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负责人。1951年10月27日和29日，陈云陪同毛泽东两次与工商界代表人物谈话。在第二次座谈会上，毛泽东即席讲话。他一开始就说：“刚才陈云同志说了许多，我来补充讲几点意见。”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转述或联系陈云的发言：“刚才陈云副总理说，我们的道路很宽广，将来不怕没有事情做。”又说：“大家安下心来，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建议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最好全部用抽水机，因为抽水机它不是七上八下。这样，睡觉就比较好些。刚才陈云副总理讲的话，也是抽水机性质。”在讲到全面规划时，毛泽东说：“刚才陈云副总理说，全面规划里面有宣传这一项，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毛泽东如此重视和赞赏一个人的讲话，是不多见的。

　　1956年1月全国大城市和50多个中等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出现了过快、过急所带来的问题。为此，1月20日，陈云提出：批准公私合营之后，需要一步一步地落实那些措施，他要求观察、研究解决公私合营后东来顺的涮羊肉和全聚德的烤鸭不好吃了的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陈云的意见。1月25日，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请陈云讲一讲公私合营后发生的东来顺涮羊肉、全聚德烤鸭不好吃的情况。陈云不仅分析了此类问题发生的原因，而且为研究解决此类问题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可以说是人口大国、经济小国。当时粮食供需的缺口越来越大。

　　为解决这个问题，陈云设想了多种方案，经过反复比较，最后选择了粮食统购统销的办法。1953年10月1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厅里，陈云向毛泽东汇报粮食征购与配售的办法时，得到毛泽东赞许。毛泽东嘱陈云代中央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10月2日凌晨，毛泽东审改了陈云起草的通知，并决定于当晚7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首先由陈云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陈云报告后，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他说：“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对出粮的，一面是对吃粮的，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毛泽东还联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谈到粮食征购的必要性，指出：“我们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有两个翅膀，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　

　　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陈云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起被推举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候选人，毛泽东对陈云评价道：“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到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这表明毛泽东对陈云新中国成立头七年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才能和贡献是充分肯定的。

　　“还是陈云搞得好”

　　八大之后，毛泽东与陈云在建设的速度问题上有了分歧。为此，毛泽东对陈云有过严厉的批评。

　　波匈事件之后，为定下1957年计划的方针，召开了八届二中全会。会上，周恩来、陈云作的报告，是总结波匈事件的教训，围绕着正确处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这个中心问题而展开的。毛泽东则流露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开始指责反冒进。10月，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建设速度上实行反冒进的方针同缓和阶级斗争、右倾、松劲挂起钩来。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反冒进语气之严厉，使会议气氛格外紧张。陈云因病没去南宁参加会议，毛泽东也未在会上点名批评陈云，但他批评综合平衡理论，批评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批评天天谈市场、谈库存，显然主要是批评陈云。毛泽东同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谈话时也明确讲：“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此后，陈云、周恩来多次检讨反冒进是方针性错误，毛泽东直接抓经济工作，改变了财经工作的决策程序。“大跃进”就是在批评反冒进中发动与组织起来的。

　　1958年“大跃进”的一个标志是钢的指标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钢的计划指标是2700万吨至3000万吨。显然，按照这个计划指标去做将会出现更为严重的问题。武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将其降到1800至2000万吨。陈云认为这个指标仍难完成，并建议这一指标和居高不下的煤、粮、棉三大指标不要在报上公布。

　　1959年1月上中旬，陈云向毛泽东反映：今年武昌那个规模，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4月2日，毛泽东同他的秘书胡乔木、李锐谈降低1959年计划指标问题时，胡乔木报告去年12月在武昌陈云提过这个建议。毛泽东说：“这种话在武昌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二号乔木同志才告诉我，才想这件事。乔木这个人在这些方面是个真实人，他想起来陈云提过的，他挡回去了。”毛泽东称赞“陈云同志的话是很正确的”。“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这一个人手里，而不在多数人手里。”“在武昌发表一九五九年粮、棉、钢、煤的数字问题上，正确的就是他一个人。一月上旬，也是他正确。”“我看这个同志还是经验比较多一点。”毛泽东还称赞陈云这个人是很勇敢的，“坚持真理也勇敢。”

　　不久，毛泽东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1959年钢铁生产指标。陈云经过上下左右各方面的比较研究，最后将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落实在1300万吨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大跃进”的损失。

　　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业、农业、市场问题。这次会议是贯彻落实陈云提出的上述原则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毛泽东十分赞成陈云把高指标降下来的做法。毛泽东说：“指标那么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在一月，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转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毛泽东通过对前段时间“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总结，虽然在总体上仍然坚持南宁会议以来批评反冒进的路线，但却承认反冒进的一些具体做法是正确的，承认陈云抓经济工作坚持综合平衡的原则是正确的。据胡乔木回忆：“在庐山会议开会前，毛主席曾开过一次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表示他不能搞经济工作，他不懂。他认为他这一辈子搞不了了，年纪这样大了，还是陈云搞得好。”

　　据王任重的日记记载：6月24日，毛泽东在去长沙的火车上同王任重谈话时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

　　“陈云同志懂得较多”

　　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对陈云的多次评价，表达了毛泽东对此前经济工作得失的认识。

　　但是，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议因彭德怀的信由纠“左”变成反右。在反右倾、鼓干劲的气氛下，陈云在会前提出的被毛泽东赞扬的一些意见被搁置起来。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称赞：“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但是，毛泽东曾请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陈云没有讲。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去南方，陈云在西楼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扩大会议上讲了话。这引起毛泽东的不快。陈云提出的“争取快，准备慢”，对国民经济进行“伤筋动骨”的大调整，亦为毛泽东所不满。严重的是，1962年六七月间陈云提出分田到户以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的办法，更为毛泽东所不容。据当时担任陈云秘书的周太和回忆，11月上旬，毛泽东接陈云的信后，约陈云谈了一个多小时。“陈云同志主要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小组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是要并存的，现在要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当时，毛泽东同志未表示意见。第二天早晨，毛泽东同志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问题提得如此之高，使闻者十分震惊。此消息很快传给了陈云同志，他听到后态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语。”

　　七八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和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相继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而所谓“黑暗风”、“单干风”都是与陈云有关的。北戴河会议前，陈云已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自己将是这场政治风暴冲击的对象之一，加上心脏有病，决定请假养病。毛泽东同意了陈云的请求。

　　此后，陈云养病闲居，基本上离开了中央最高决策层，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曹应旺，《党史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