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文化大革命”

【内容提要】 本文着重对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论证其履职期间出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和对毛泽东的严重的个人崇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章通过对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研究，阐明这届中央委员会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为其正名，应该承担重要的领导责任。


    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自1956年9月成立，至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止，履职时间长达13年。在前10年，党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党内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现象也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从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在后3年，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先后举行两次全体会议，作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并为这场“革命”的合理性正名。因此，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就成为研究“文化大革命”所不能回避的问题，而这届中央委员会工作中所暴露的中央领导机构建设存在的重大缺陷，更需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

    (一)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我们知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发动和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依据。其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①。细读这段文字，比较此前中共中央已经提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不难发现，二者在本质上并无区别。换言之，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依据，就是此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而“文化大革命”，又是此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必然产物。.

    中共八大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时，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作为剥削阶级的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以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党中央还是坚持了八大的观点，毛泽东本人也几次申明“我们国家的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②1956年12月29日，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党还公开批评斯大林“在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③。其后，党中央反复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但1957年的整风鸣放开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力开始向阶级斗争倾斜。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④。时隔半年后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就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认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⑤随着反右派斗争在1958年的深入开展，中经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至1963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不断升级，阶级斗争扩大化观点也发展成了一个系统和完备的理论形态。这个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主要论点是：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⑥

    ——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斗争的实质是政权问题。我国现在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⑦除了存在“劳动阶级”与“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外，“在政治和思想的领域内，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⑧“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⑨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⑩，必须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11)阶级敌人千方百计从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使党和国家的领导蜕化变质，成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的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12)。“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13)

    ——阶级敌人进行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主要是采用“和平演变”的方式。阶级敌人以“和平演变”方式从事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是异常猖獗的，他们拉拢腐蚀干部，使这些干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反对和平演变斗争，就成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形式”(14)。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5)。

    上述阶级斗争扩大化观点，主要由毛泽东提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同意，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布告全党；有的则是毛泽东提出，经中共中央全体会议形成决议，通过后公诸于报章；还有的是毛泽东提出，党中央赞同，而由党的领导人在党内外的重要会议的报告、讲话中发表。毛泽东不断强调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得到了党中央的支持，“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16)。并在全国采取了使阶级斗争升级的措施。广大党员干部在接受阶级斗争理论的宣传中，也逐渐认同了其真理性。阶级斗争观念已深入人心，全党紧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时刻准备着“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已为发动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不断扩大的阶级斗争，也势必将中国推入全面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灾难深渊。“文化大革命”，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发展的逻辑结果。

    胡耀邦曾经说过：“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用不正确的方法，开展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有责任，其他同志也有责任。因为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党对国内形势作了错误估计。”(17)可见，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严重失误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履职期间形成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导致毛泽东以个人意志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97人，候补委员73人。他们全部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又都是在建党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和加入中国共产党，勋绩卓著，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家集团”(18)。毛泽东作为党内最有威望的领袖和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很自然地受到这个“革命家集团”的一致拥戴。这种历史关系，使党内极易形成一个军事化的指挥与服从系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也有可能淡化责任意识，变成听从号令的士兵。中国社会本来存在着制造个人崇拜的丰厚土壤，处在这种环境里的中国共产党，也存在着产生这种现象的危险。应该说，党和毛泽东早就对此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6条纪律规定，即：禁止以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少敬酒；少拍掌；不送礼；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会议还规定，活人不许上舞台(19)。这些规定，对党执政后保持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制止产生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建国之初，毛泽东率先垂范，反对沈阳、北京等地铸毛泽东铜像的提议(20)。1953年和1954年，他曾数次批示不要提毛泽东思想(21)，并重申“国家不为个人祝寿”(22)，在处理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23)。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党中央首次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

    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断问题的所谓“秘密报告”。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给予积极评价，认为这“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24)。在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分析了个人迷信的严重危害，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防范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断现象的设想。但是不久，毛泽东开始改变看法。他继续肯定赫鲁晓夫作了一件好事，搬掉了斯大林这尊偶像，还说“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25)但他又批评中国共产党内一些人“要学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26)在他看来，个人崇拜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27)毛泽东的这种看法本身是错误的，因为根本不存在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他的态度，对党内刚开始的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断的主张是一种打压和抑制，有些人则从中嗅出别样的味道，发表大量的对毛泽东歌功颂德的言论。广大党员和干部由于对自己领袖的热爱，很自然地把颂扬毛泽东视为“正确的个人崇拜”。毛泽东也变得愈来愈不谨慎，更加“迷信个人的智慧和权威”，他不能容忍党内有人对他的意见说“不”，也“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28)，甚至把这些持不同意见的人视为“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9)、“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共产党内的分裂派”(30)，“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1)。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弃守初衷，不但不再提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问题，反而迎合党内出现的不健康情绪，制造对毛泽东的“正确的个人崇拜”。一方面，在维护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形象的同时，完全否定了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作风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在充分肯定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的同时，愈来愈多地夹杂着个人崇拜的成分，并肯定了他的一些十分错误的思想与实践活动。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反映。”(32)是党找到的“在中国的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三个法宝”(33)。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也被说成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丰富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等等(34)。这就使党内个人迷信开始抬头并逐渐占上风。

    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35)邓小平的这个看法主要是就中央领导集体而言。他还说：“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样就在党内生活中，上级对下级颐指气使，甚至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形成“猫鼠关系”、“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36)这些又是党内产生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社会基础。邓小平的上述看法，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产生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现象的广泛的社会土壤和条件，对毛泽东的狂热的个人崇拜和毛泽东严重的个人专断作风，则是这种现象蔓延、发展和扩大的结果。

    如上叙述说明，党内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这种现象是逐步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37)正是党内和社会上腾起的个人崇拜之风，把毛泽东推上了神坛，他逐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了中央委员会这个集体，高居于党和国家之上俯视众生，强烈的自以为是的心理使他陷入错误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而人们对此都习以为常，把党和国家的希望寄于毛泽东身上，最终“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38)。毛泽东正是利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三)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作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并为这场“革命”正名。“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先后召开了3次重要的会议，即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这3次会议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史上各具不同的意义。

    关于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最主要的议题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原来，自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一些报刊也纷纷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并开始向整个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蔓延。为扼制这种势头，并把运动控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于1966年2月3日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12日，由中共中央批转全党，作为运动的指导性文件。

    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二月提纲》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列举了《二月提纲》的10个方面的“主要错误”，认为“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39)。《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强调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批判他们的“反动思想”，夺取被他们篡夺的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通知》还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40)因此，“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41)

    以《五一六通知》取代《二月提纲》，否定运动的“学术讨论”性质而将其扩大为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文化大革命”历史上最主要的作用。而会议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42)，又为“文化大革命”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组织条件。所有这一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发动。

    关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会议主要是完成以下几项工作：第一，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奠定法理基础。从党的组织系统看，中央委员会是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其地位高于中央政治局。虽然中央全会闭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可以代行中央委员会职权，但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要在全党和全国开展的政治运动，则须经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决定，才显得循规合法。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就具有在党内完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法理程序的意义。第二，排除“文化大革命”的阻力。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社会上开始发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动乱现象。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中专院校派驻工作组，使运动在法律和秩序的范围内进行。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这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是“实行白色恐怖”(43)。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为了“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44)。第三，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调整中央领导机构。比之《五一六通知》，《十六条》显得更加正式、全面和系统。这也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规范性文件。会议对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的组成人员进行了调整，林彪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毛泽东说，采取了这两项措施，今后的“文化大革命”“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45)毛泽东对这次会议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46)他还把这次会议到次年上海“一月风暴”这一段称之为“扭转方向阶段”(47)。可见，这次中央全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关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这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履职期间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会议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全会“一致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次政治大革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极其深远的意义”。全会全面肯定了“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如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会议公报；毛泽东、林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和行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作用；“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等等(48)。八届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理论与实践的全面肯定，从法理上解决了这场“革命”的合理性问题，从而标志着完成了为“文化大革命”正名的工作。第二，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49)全会为九大作了一些具体的准备工作，如审议新党章草案和代表产生办法等。会后更加紧了筹备九大的工作。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和变节发迹的人，在这次全会上和会后表现得十分活跃，他们在九大后纷纷进入党中央领导机构，成为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基本班底。所有这些，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即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也即将结束自己的命运。

    上述三次中央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由刘少奇主持并讲话；八届十一中全会由刘少奇代表中央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工作作报告，刘少奇还作了检讨。所有参加这两次会议的人都赞成发动“文化大革命”和赞成通过会议的文件。而八届十二中全会则通过决议，批准了中央专案组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铸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最大错误，也造成了刘少奇等中央委员会成员的重大冤案。

    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履职13年，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同时，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失误，由于日益严重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又把党和国家拖入“文化大革命”的深渊。中央委员会也是想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战胜所谓“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却又被这场革命击打得遍体鳞伤。“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50)“当然，应该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和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候，党没有能够阻止毛泽东同志逐渐发展起来的错误，而且接受和赞同了他的某些错误主张。”(51)“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52)。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履职13年的历史，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值得深思的问题，诸如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如何建立严格的监督制度和纠错制度；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如何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程序性规定和健全的民主生活；党的中央委员会的集体责任意识及其成员的责任意识如何强化等等。本文只是就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作了一些初步的思考，希望能够以此引发更多学者关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研究。

    注释：

    ①(16)(37)(50)(51)(5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8～809、818、819、814、858、819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82页。

    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606页。

    ⑤⑦《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288、288页。

    ⑥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⑧⑨(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314、653、654页。

    ⑩《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第387页。

    (12)(15)(3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第21、21、21页。

    (13)(14)(3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72、504、65页。

    (17)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外宣传局编：《中央负责同志对外宾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7页。

    (18)(24)(25)(26)(2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3、127、393、369、369页。

    (1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62页。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192、238、473、623、635页。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页。

    (2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129页。

    (28)(35)(36)(3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8、330、331、329页。

    (29)(3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05、431、447页。

    (3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125页。

    (3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2页。

    (39)(40)(41)(42)《人民日报》1966年5月17日。

    (43)(45)(4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90、100～101、101页。

    (44)《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

    (47)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9页。

    (48)(49)《人民日报》1968年11月2日。

   【作者简介】郭圣福，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武汉　430079

   郭圣福，《党史研究与教学》(福州)2010年1期第38～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