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会驻天津9年，不是双赢而是纷争

写在《建国后河北省省会变迁始末》付梓之际（上）


每个省都有省会。“省会”是什么？辞书并无解释，将其称为“省政权所在地”，大概是比较合适的。万物皆变，变皆有因。省会变迁并非河北省的“专利”，然像河北这样，从1949年省人民政府成立于保定起，到1954年在石家庄投巨资建新省会、被迫下马后硬挤进天津、9年后在撤回保定中却旋风般地开进石家庄,随即又想回保定为止，一波三折，反复徙移，是举国罕见的。现在一些文件、讲话和省情介绍，不仅河北，而且省外也有些地方，习惯上把河北称为“京畿大省”。一个“畿”，蕴含了历史和现实的多少令人遐想而又难以说清的事。

　　档案工作，“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会，造福人民”。三年多来，河北省档案局（馆），在充分利用本馆馆藏档案的基础上，数次派人进京入津，从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北京军区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等，对有关河北省省会变迁的档案进行广泛征集，反复比较，相互印证，写成了《建国后河北省省会变迁始末》。相信此书的问世，揭开了河北省会数次搬迁的“谜”。然而，揭开了“谜底”，看到了什么？借付梓之际，对书的内容作些补充与梳理，并谈谈对河北这段“是是非非”的认识，望争鸣，顺为序。

　　一、喜新厌旧，成立于保定的中共河北省政权，从建国之初就想离开这里

　　1949年3月，毛泽东主席率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不久新中国定都于北京。建立新中国，中央要进城，理论上，河北省的政权组织，也面临进城的任务。河北省人民政府，由华北人民政府脱胎，早在1949年8月1日，即新中国成立的前2个月，就定居在华北大城市保定，进城还到哪里去？“喜新厌旧”，这个新，就是石家庄。关于“喜新”的理由，现存于河北省国家档案馆最早的一份省向中央提出的迁石报告，对此是这样说的：石家庄，“在河北全省的城市中，地处京汉、正太、石德诸铁路干线的交点上，工业比较发达，且有发展工业的各种优越条件，将是全国重点工业城市之一，也是军事要地，石家庄市势将成为全省的经济、文化中心。根据中央关于城市建设的方针及河北省工业发展趋势看，河北的重心将在南部，省会迁移到石家庄市对省级党、政、民各部门加强工业建设的领导将提供便利的条件”(冀档855-2-558)。析此报告，要点在三：一是石家庄交通有优势；二是工业有基础，而且将是“全国重点工业城市”；三是河北重心将南移，石家庄“势将成为全省的经济文化中心”。半个世纪过去了，回看当年这几条理由，应当说，都是牵强的。保定的交通优势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并不比石家庄差；其工业基础要优于石家庄；河北的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没南移？读者自有自己的眼光。所以，档案显示，当时中央虽同意了河北的意见，但这个同意是“有条件”的，重要依据是，“经费由河北省在地方财政项下自行筹措解决”(冀档989-1-205)。搬迁心切，自筹也干。1954年、1955年，河北连续向石家庄投资1900亿元（旧币，下同），用于建设机关办公楼和住宿房屋等。1954年时，河北全省人口为3442.54万人，当年全省财政收入为66334亿元，职工干部人均年工资491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64.7万元。在当年河北的全部财政收入中，上解中央财政为32786亿元，省财政留用33548亿元；财政支出预算为37597亿元，赤字为4049亿元。其中，地方工业支出预算为2183亿元；农业支出预算为1267亿元；行政支出预算为6700亿元，占省财政可留用资金的20%，其中迁石投资为800亿元，占当年行政支出预算的12%，相当于当年农业预算支出的63.1%，地方工业预算支出的36.6%。1955年，用于迁石的预算资金为1100亿元，占当年行政支出预算的14.6%。这两年，河北全省遭受了严重的水灾，1954年受灾人口1314万人，被淹土地4617万亩，1955年受灾人口1776万人，被淹土地5444万亩。入不敷出，拆东补西，显然，河北无力建设一个新省会。苦撑到1955年8月，因再无资金可投，迁建工程被迫下马。

　　这时的问题是，“骑虎难下”，难在“善后”。根据省向中央的《停止省会迁往石家庄的报告》（冀档855-3-833），要全部完成省会迁石工程共需投资4300亿元，其中省级机关91个单位迁石工程需3700亿元。这个报告中说：“经我们多次研究，认为省会迁移确非当务之急，……现在工程已经停止，并已确定专门组织负责进行善后处理工作，……尽量避免在善后工作中造成新的浪费，……仍需开支七百三十万（亿）元，……对已备的国家拨付材料的处理，除一小部分由省调剂利用外，大部尚须请中央主管部门迅速大力协助处理，以求尽量减少损失；”“保定房荒虽不像过去严重，但仍需解决一部分住房。……保定即基本上不再盖房”。从前后矛盾的这个报告可见，接着干实无力再干下去,停下来善后“仍需开支七百三十万（亿）元”，一是继续完成六月初已开工的六万平方公尺的宿舍工程”；二是“用于停工后对已备材料和暂设工程的处理；”三是“补偿施工单位已有的亏损”等。当时，百废待兴，省还很穷，1954年国家新的人民币还没有诞生。“一要吃饭，二要建设”，“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把这四句话用在发展生产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上，不仅当时是必须的，即使今天也不过时。实际投资超过了1900亿，搞了一大堆“半拉子”工程，迁石不成，对河北是个严重打击。但那时的河北，并无真正反思之意，而是再度“见异思迁”，将目标瞄准了天津。从1956年起，河北先后3次向中央请示：“将天津与河北省合并为一个建制，以天津市为河北省省会”；“或者不合并建制”，也要让“河北将省会迁到天津去”(冀档855-3-981)。“功夫不负有心人”，千方百计争取，终于，1958年2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将天津市由中央直辖改为由河北省省辖，以此为标志，河北省会如愿以偿地进了天津。但这一次的结果，又是事与愿违。

　　二、河北省会驻天津9年，总的来看不是双赢，而是不断升级的“兄弟争纷”

　　天津，历史上虽被直隶所辖多年，1928年直隶改河北时，民国河北省政府就成立于此。但就从那时起，天津已走向了与河北渐行渐远之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天津是中央直辖市，昔日的河北“下级”早已变成了“兄弟”。河北省会进天津，搅动了冀津的大格局，给双方都带来了极大的不适应。争纷重重，难题多多，实在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概括的。如把这些纷争比作“兄弟阋于墙”，今天看也不是不可以。这个“墙”，表面上看是个体制，实际上，一面是利益，一面是互补，而互补的背后亦是个利益。再具体一点说，一是双方干部之间的思想认识分歧如何统一；一是省市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处理

　　互补才有共赢。从互补看，当年希冀的那些美景很难实现，几乎全部落空。河北争天津之所以不遗余力，主要是看中了天津的工业基础、技术、地理等优势。“河北省农村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对农业生产资料的要求急剧增长。全省地方国营工业基础薄弱，不能满足这一需求，需要一个有技术基础的工业基地，天津市在这方面能满足河北，天津作为河北省会最为适中，与各省、市交通联系就更加便利”等等(冀档855-3-981)。从天津方面看，为做全市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也发了文件，重点讲的也是对河北的物质资源、市场有需等。“天津这样一个大城市，需要农村支援的地方很多，比如农村的原料、粮食、副食品等，尤其是原料，我们天津市的工业有80%的原料，需要农村供应。河北省是我国最重要的产粮区和经济作物地区之一，除生产大量粮食以外，还生产棉花、麻、花生、芝麻、大豆、烟叶等经济作物，地下资源也很丰富，煤铁的蕴藏和开采量很大……”（津档X3-21-16535）。对冀津的这些表述，今称为“优势互补”，或称“城乡互补”都可以。可事实上，由于国务院在天津市的财政、工业投资、大学生分配等方面，仍保留了其直辖市待遇，使河北利用天津而发展的意图，从一开始就打了折扣。遂即，便是省与市在如何发挥天津工业生产潜力，更好地支援河北和全国等经济建设方面日益加剧的“兄弟纷争”。特别是1959～1962年间，河北遇到了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吃饭成为双方绕不过去的天大难题。河北全省实行“瓜菜代”，哪能拿出粮食给天津？时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同志，数次找李先念副总理和周恩来总理，请求给天津调粮食。计划经济年代,“计划经济委员会”，是名副其实的“二政府”，粮食、煤炭、物资、项目等，都由其按计划统一调拨。天津可直接对口中央，但请示问题、办事情，又不能越过省，省、市两个计委，围绕物资调拨存在的严重分歧，都一条一条地保存在档案里。冀档940-5-64，是天津市计委《关于行政区域变更后，有关我市物资分配基数的补充报告》，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讲得都是困难。河北省计委无言以答，只能将这个皮球又踢给了省委、省人委。今或有读者问，如没有那几年特大自然灾害，冀津会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笔者不敢妄断，只能说，只要有“分灶吃饭”这一格局，不知哪位哲人曾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对这一点，读者不妨看一看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之中所讲：“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因为“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

　　团结就是力量。再从干部思想状况与工作协调上看，这种合并，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日后分手的种子。河北硬将天津从中央直辖市的位置上拉下，挤进天津做省会，使冀津的干部思想都极为活跃。河北干部的绝大多数，对去天津表现出极大热情；而天津绝大多数干部，均没有思想准备，对河北省会迁进后干部使用和机构变动调整等，顾虑颇多，猜测种种。省、市两个平级的领导班子首先要合为一体，原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同志，任合并后的河北省委书记处第一书记，马国瑞（河北）、刘子厚（外调）、解学恭（中央派来）、吴砚农（天津）、阎达开（河北）、张承先（河北）、万晓塘（天津）任书记处书记；刘子厚同志兼任河北省省长，阎达开、李耕涛（天津）、高树勋（河北）、胡开明（河北）、阮泊生（河北）、张明河（河北）、杨亦周（天津）、马力（河北）任副省长；万晓塘同志兼任天津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李耕涛、谷云亭（河北）、王亢之（天津）、张淮三（天津）任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李耕涛同志兼任天津市市长。这一串长长的名字和职务，表明了冀津合并后省市机构的重叠和臃肿。但最难办的，是双方其他各级各类干部如何拧成一股绳。从档案看，在这方面，无论是河北，还是天津，都做了大量工作。河北出台了调任领导机关人员、调整省级及市级机构设置的多份文件、意见，特别是将天津专区、沧县专区同时撤销并入天津市，以保证天津市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与两支队伍的有效合一；天津提出了正确认识天津地位，服从省委的举措，与河北省级部门加强联系协调，强调队伍有机地团结在河北省委、省政府之下等文件多种。但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干部思想、政治、作风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远不是发几个文件、开几次会议就能抹平。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同志，收到由中央转来反映河北干部不团结的匿名信直言，“省委对省直各单位只讲照顾天津市特殊情况，不准搞坏关系，遇事协商等原则指示，现在看来只笼统的原则，需要做出具体规定，这样可以减少好多矛盾，减少不必要的争吵”（冀档855-19-955），反映在正式文件上，那些年中，《天津市机关干部在五反运动中对省市关系鸣放意见的综合报告》、《天津市级机关“五反”鸣放对省的意见》、《关于准备向省委反映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向省委反映的一些情况及意见》等，讲得几乎都是有关工作协调与干部团结的事情。林铁、刘子厚等同志，先后召开过省直机关、天津市直部委、局长以上负责干部会议，讲“密切省市关系，加强团结”。可见，当时干部间不和谐不团结的问题相当严重。刘子厚同志在省、天津市厅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了“加强团结，做好工作”后，又单独召集省直各部、委、厅、局领导干部开会，谈省市关系问题，强调要“十分注意团结。省里要负主要责任。从省委一直到各部委、厅、局，因为我们是领导方面”。好一个省长口中的“我们”，今天听起来仍感到有那么的凝重！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干部间的思想分歧和团结问题，始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以致林铁、刘子厚、万晓塘三位同志联名，给周恩来总理和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同志写信，报告省市关系问题，检讨省委“几年来主要忙于农村工作，对天津市的工作讨论得不够，对干部在这方面帮助教育也不够，天津市委也进行了严肃的检查”等。如此情况下，天津方面是什么态度呢？讲的也是实话：“省、市关系问题，主要产生于体制问题，天津市是全国性的城市，归省领导问题很多，为了彻底解决问题，最好省、市分开，天津直属中央和华北局领导”（冀档855-6-2211）。终于，在1966年4月，中央作出了河北省会迁出天津市的决定，8个月后，天津市直属国务院管辖的地位再度恢复。

　　冯世斌，《档案天地》2010年第四期，原标题为《揭开了谜底，看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