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哪些地主容易挨斗争？

　　文化大革命在城市里，斗争的对象是不断转换的，今天斗争走资派，明天斗争反革命；今天斗争几个教授，明天斗争几个破鞋；今天斗争几个画家，明天斗争几个唱戏的；今天丈夫给老婆的头发剪了个精光，明天老婆就可能给丈夫剃个阴阳头......风水轮流转，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到了明天就不是被斗争的对象。就是一些地方很出名的造反派，忽然一天早上北京抓了蒯大富，其他城市的造反派也就从斗争别人的能手变成了被别人斗争的敌人。八亿人民，不斗行吗？因此在城市里，你斗争别人，别人斗争你，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农村，万变不离其宗，斗争的主要对象集中在地富反坏右分子这五种人身上。特别是地主富农，又从这五种人里脱颖而出，经常成为斗争会上的主角。在地主富农里，也有的被斗争的场次少一些，有的却是“流行明星”，几乎每次斗争会都有他们的身影出现。究竟是哪些地主和富农容易挨斗争呢？大概分为这么几种类型：

　　一是地主越小，挨斗争的场次越多。地主根据土地的多少和财富的悬殊，分为大地主和小地主。但是在农村无论大地主和小地主，是没有区别的。拥有1000亩土地的地主和拥有50亩土地的地主，政治待遇都是一样的，都是斗争的对象。然而，在农村，大地主挨斗争的场次远远低于小地主。因为大地主土地多，收入多，对于租种土地的佃户相应要宽松一些，在佃户中留下了一些人缘，因此挨斗争就少些。哪些小地主几十亩土地，收入相应少一些，对待佃户们就苛刻一些，也就是盘剥的厉害一些，在佃户门中间留下的人缘和大地主比起来差得很多，所以斗争他们的场次就多一些。我们村子里有一户地主，几十亩土地租给佃户，收入和大地主比起来相差很远，因此他们自己不舍得吃喝，到了冬天每天只吃两顿饭，对于佃户们自然也是苛刻小气，算到了骨头缝子里。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老两口就成了重要的斗争对象，曾经多次被吊到梁上或是绑缚在斗争大会上。斗争他们的佃户也就是租种他们土地的贫农说：“人家别的佃户，五五分成，你们是四六分成，日你奶奶，今天要你们尝尝绳子的滋味。”绑他们的时候，不但绑的紧，绑好后还要在缝隙里塞进一块柈子柴，疼的他们头上冒汗。给他们打短工的贫农说：“日你奶奶，别人家忙天打短工，都让吃白面馍，你们让那个我们吃黑面膜，今天老子要打几个耳光。”村子里的大地主，对待穷人的尺度宽泛一些，不但挨斗争的场次少，斗争的时间也短一些。我们村子里一个大地主的后代解放的时候19岁，超过了18岁以下不划地主分子的界限，被划为地主分子，文化大革命挨斗争的时候，没人愿意把他绑起来。斗争会开始时间不长，主持斗争会的人是租种他们土地的人，就高声斥责道：“你这个地主货，赶快滚下去，还要斗另一个地主呢。”明显有照顾的因素在里边，大家看在眼里明在心里，这个大地主就少挨了很多次斗争。

　　二是地主家族越大，挨斗争场次越多。一个村子里有几个大姓氏，哪个地主隶属的姓氏越大，挨斗争的机会越多。一个大的姓氏里，一般都要产生几个地主。这些地主在解放前得罪的人最多的往往是自己一个姓氏的人，而一个姓氏的人，对于那些得罪了自己的本家地主，也往往更容易耿耿于怀，文化的革命就为这部分人提供了发泄的机会。本姓氏的人们，最想斗争本姓氏的地主，因而姓氏大的地主，就更容易挨斗争。在斗争会上，本姓氏的人们对于自己姓氏的地主们更是主动请缨，上台捆绑本姓氏的地主分子们。他们捆绑的时候也往往更凶狠更下力气，也往往体现出自己下定决心划清界限的信心和勇气。村子里很多时候会出现血缘关系很近的孙子捆绑爷爷辈的地主、侄子辈的捆绑叔父辈的地主的斗争场面。也有的时候会闹出笑话，比如一个小伙子刚刚了捆绑了一个地主分子，便高呼口号：“打倒五爷。”参加斗争会的人也跟着高呼“打倒五爷”的滑稽局面。曾见过一个本家的孙子辈捆绑爷子辈地主的场面，孙子辈的贫农把粗麻绳在水渠里面蘸湿，一边捆绑着一边说：“你这个老地主，麻绳蘸湿了，能把你绑成一个肉蛋蛋。”一场斗争会下来，这个老地主的胳膊上留下了带血的麻绳痕迹，很长时间还能看见血痂。

　　三是读过书的地主，比没有读过书的地主更容易挨斗争。农村的地主，有的读过书，有的没有读过书。读过书的地主，解放后年纪轻的有一部分参加了革命工作，胆小甚微，虽然进步不快，但是也相应保险了一些。而留在农村的读过书的地主，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却成了经常被斗争的对象。他们挨斗争的次数，一般都超过了没有读过书的地主们。村子里曾有一个读过很多书的地主，记忆力很好，能熟背三国和水浒，但是他挨斗争的次数也是地主分子里最多的。在水库工地上，休息的时候，为了找个乐子，就有人建议把这个会说三国的地主分子拉出来斗争一会儿，让大家快乐快乐。也有的时候，有人建议让他说段三国听听，他说的正带劲的时候，马上就转变为斗争会，把他当成了斗争对象。也有的时候，把他绑起来，木头一样靠到树上，让他继续说三国。评水浒的时候，也狠狠把他斗争了了几场。因为他说的水浒，宋江是个好汉而不是个投降派。

　　四是那些有过特殊经历的地主，比只有几十亩土地的地主更容易挨斗争。人得经历复杂了，就容易显摆自己的经历，农村的地主也是如此。这样，就为斗争他们提供了理由。比如有的地主到过汉口做生意，见过汉阳造枪厂，就成了被斗争的原因。还有的地主在县城里读过中学，见过宛西十三县保安司令别廷芳，也成为斗争的理由。还有一个地主，因为刘峙的新一师被日本人打败了，师部撤到了村子里，他的院子里住过一个副师长的老婆，也被斗争了几次，理由是勾结国民党部队。

　　那些农村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几乎销声匿迹了。但是这段历史还在民间保留着，偶尔想起，就随意写出来，作为备忘。

　　王俊义，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