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蒋介石曾孙蒋友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其祖父当年杀害中国人的行为坦诚道歉，并援引R.J.Rummel教授《Death By Government》一书提供的资料说道：“（据该资料）我曾祖父于1921年到1948年所带领的国民政府总共杀害约1000万中国人；……虽然杀人并不是我曾祖父亲手扣的扳机，但毕竟他在当时代表的是那个执行的政府。”
Rummel教授的统计是如何做的？蒋介石政府真屠杀了1000万国人吗？
01 R.J.Rummel教授的统计有太多主观估算
按夏威夷大学R.J.Rummel教授《Death By Government》一书统计，国民政府（China(KMT)）1928-1949年共屠杀了1007.5万人，在“20世纪大屠杀排行榜（Twentieth-Century Democide）”中位居第四，排在苏联和纳粹德国之后。但细读其统计依据，有诸多揣测之辞，数据价值有限。
R.J.Rummel认为国民政府1928-1949年共屠杀了1007.5万中国人
按R.J.Rummel教授的解释，其大屠杀（Democide）指的是由政府主导的对民众的所有谋杀行为，种族灭绝、政治谋杀、饥荒拒绝援助、酷刑、集中营等均在其内，如其书名所示，包括一切“政府导致的死亡”。基于这一语境，R.J.Rummel考察了国民政府大陆时期的历史后，得出结论：“总而言之，从早期到他们（KMT）在大陆最终失败，民族主义者屠杀的无助百姓数量的范围，在不足600万到超过1850万之间，大概可以算作1020万。”具体数据如下图：
资料来源：R.J.Rummel，《DeathByGovernment》
原图注：1、所有数字都是最高值和最低值之间的估计值，对尾数作了四舍五入。2、总数字里可能包括来自其他军阀的大屠杀的数据；3、“饥荒”部分数据指的是不包含在大屠杀范围内的部分；4、战争/暴动死亡数据仅指中国人之间的战争死亡人数”。
R.J.Rummel的统计有很多主观估算，但也不算离谱
《Death By Government》一书第七章名为《10214000 Murdered：The Depraved Nationalist Regime》——《10214000人被谋杀：堕落的国民政府》，专门讨论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大屠杀”的数据。但其讨论并不严谨。其一，作者对“国民政府”存在的时间没有一个确切的界定，对其统治范围也没有确切的界定，更没有区分蒋介石主持的中央政府和不受控制的地方军阀政权，这种模糊化的处理，固然使作者在分析时省却了很多工作量，但同时也使其数据的可靠性大打了折扣。
其二，作者在数据的使用上所采取的，也是一种笼统的主观估算。据R.J.Rummel的论述，国民政府的“大屠杀”主要由三大块构成：1、源自意识形态分歧的国、共斗争；2、民生层面的“谋杀”，如大饥荒的不作为与反作为；3、战争层面的“谋杀”，如抗战期间暴戾的壮丁征募制度。作者没有立足于大量的史料占有，而更愿意用主观估算来讨论这三个方面的“国民党大屠杀”数据。譬如，关于意识形态方面产生的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屠杀”，作者认为：“根据来自共产主义方面的一份资料，仅在某个根据地分区，返回的民族主义者们（即国民党）就杀害1万多人，考虑到共产主义者们所占领的地区有超过1亿的农民，其人员死亡必然是巨大的，我估计它是120万，但即使两倍于这个数字，也不会令人惊讶。”再如，作者谈到了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认为有200万到300万人饿死，还谈到了1943-1944年的广东大饥荒，认为有超过150万人死去。作者同时说，这些死者当中，无法确知有多大比例应归咎于政府，只能是一个主观判断。作者认为，“一半的比例，也就是175万-240万人的饿死政府应该负责，是比较合理的。”
这种主观估算很显然损害了数据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数据毫无参考价值。举例而言，据蒋纬国编著的《国民革命战史》记载，抗战八年，国民政府共计征募壮丁13,558,493名，此外，“八年抗战各战区工事之构筑，军用道路之开辟，被炸桥梁之抢修，以及敌军可能利用之道路的破坏，先后所发动之民工，当在一亿人以上。”这些巨量的壮丁和劳役征发背后，隐藏着巨量的死亡。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蒋梦麟1941年7月给蒋介石的一篇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描述：“梦麟此次视察桂湘红十字会医务工作……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二）在马场坪见一落伍壮丁……倒外街旁，以电捧照之，但略举目，已不能言语，翌晨死矣。（三）在离龙里县城一华里公路旁，牛前十时左右，见一大黄狗在一死壮丁左臂大嚼。……（六）黄平县长检得道旁卧病壮丁七人，送医院治之，死其六，其余一人病愈逸去。……（八）据镇远红十字分会长云：‘分会有掩埋队，见有死而暴露者，有半死而活埋者，有将死而击毙者。’（九）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剩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五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龙潭区来一千人，至筑仅余一百余人。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级丈武官吏医生教员，所言大致相同。（十）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脸，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按蒋梦麟“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的比例计算，1400万壮丁，死于途中者将达300余万。这虽然与R.J.Rummel的结论——“Of tenonly 10 percent of the conscripts would arrivealive”（通常情况下，只有10％的应征入伍者将活着到达）——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但也已足够说明当日的壮丁征募制度下给民众带去的沉重伤害。
02 国民政府的“大屠杀”与苏联、纳粹有本质区别
虽然数据的多寡并不十分重要——正如蒋友柏所言：“你当然可以说（R.J.Rummel）这个统计数字不公正、不准确，那就算打一折，也有100万”，但产生这种“大屠杀”的原因却不能不仔细追究，因为历史留给后世的教训恰恰在此。
R.J.Rummel认为大屠杀的根源，是国民党的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统治
作者最后如此为国民党的“大屠杀”定性：“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民族主义杀戮呢？一部分屠杀源于与共产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民族主义者们相信，统一和现代化的中国能够改善底层民众的生活，并将中国从外国的压迫和控制下解放出来。但是，这种寻求自由的言辞，隐藏了其政权的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统治的事实。……意识形态因素只是这场民族主义杀戮的原因的一部分。腐败、贪婪、害怕受压迫的民众报复的国民党官员和军官，用他们庞大的欲望构筑起来一个彻底变态的政治制度，他们不顾一切地捞钱、贪污，成千上万人死于饥荒和政府的失职。该系统从根本上失去了控制，甚至连蒋介石也无法充分指挥它，征兵当中发生了数以百万计的死亡，尽管他试图去纠正政策和处分相关负责人。这个系统助长了谋杀的规模。……真实的难以置信的结果是：大屠杀的人数超过1020万，超过了希腊或比利时或柬埔寨的总人口。”
事实上，R.J.Rummel在该书的前言中毫不讳言自己写作该书的目的：“读者可能会感到该书的主要目的不是描述大屠杀本身，而是为了证实民主国家本质上是非暴力的这一理论。……正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结果清晰地表明，民主国家犯下的屠杀要比其他制度少得多。”而在该书第七章《10214000人被谋杀：堕落的国民政府》开篇时，R.J.Rummel就已经对国民政府的性质做出了自己的界定：“在此期间（1928-1949），国民政府是独裁主义和军国主义政权，是真正的法西斯风格。”这也正是R.J.Rummel将国民政府的“大屠杀”与苏联、纳粹德国的“大屠杀”一并列入“四强”的缘故。
实际上，国民政府的“大屠杀”更多源自其缺乏社会治理能力
但R.J.Rummel对国民党的政权性质的判断，并不准确。诚然，国民党名义上号称“一党训政”，但“党”实际上既无力“训”民众，也无力“训”政府。诚如历史学者高华所言：“国民党只是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省以下则实行党政的完全分开，在省以下的基层，其党务机构形同虚设。”1934年，曾有国民党地方党务人员在《中央党务月刊》上刊文，愤怒声讨“一党训政”的有名无实：“本党名为训政，实无殊于退听……各省市县党部坐拥虚位，毫无实权，绝不能过问各当地任何政务，偶一置喙，诽谤随之。”大陆时期的国民党，其组织几乎完全没有深入到县及县以下社会中去，党既不领导政府，也不领导军队，甚至连基层的“地方自治”，也几乎见不到党的影子。国民党党员地位低下，以至于社会上流传有“学而优则仕，学而不忧则党”的说法。既无力实现“以党治国”，可见其“一党独裁”的有名无实。
将国民政府列入“军国主义政权”的行列，也是不准确的。诚然，支撑蒋介石整个大陆时期统治的，是军权而非党权，但“军国主义”最重要的几个标志——如穷兵黩武、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全方位军事化，对外奉行侵略扩张政策等等，均不能在国民政府身上找到。诚然，蒋介石在30年代确曾一度认为热衷“法西斯模式”，认为“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并因之扶植成立了宣传“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的复兴社，但蒋介石终究没能成为中国的希特勒，因为德国实现“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国策”的前提，恰恰正是其一党独裁，党部力量强势渗透到国家的各个角落；蒋介石既严厉禁止各级党部过问地方政务，其不能获得“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机会”，也是必然之事。
就政治体制而言，国民政府实际上是一锅夹生饭。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孙中山的“联俄容共”：一方面师法苏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一党专政；另一方面又坚持袭自西方民主体制的三民主义。其结果，这架统治机器既依照西方分权学说搞了五院分立，又借鉴苏俄搞了什么中执会、中政会。这锅夹生饭既不能做到像苏俄那样自上而下彻底贯彻以党治国——无论在中央、地方还是军队，党权都高于一切，党对政府、军队有着绝对的领导地位——相反，在省及省以下地方层级，蒋介石严厉禁止地方党部干预地方行政。同样，这锅夹生饭也做不到像西方民主政体那样开放选举、实施宪政，自上而下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民主监督机制。
这种奇怪政体，导致国民政府在社会控制能力方面远远弱于苏俄，在社会治理能力方面又远远弱于欧美民主国家。其结果，使得此一时期的中国基层社会处于一种“准无政府状态”——基层政权虽然存在，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国民党，却无力驾驭和驱动这些基层政权。面对基层官员普遍的贪腐和不作为，党既无力效仿苏俄发动“整风运动”进行整顿，也无力效仿欧美通过制度建设来控制、监管。壮丁征募过程中大量的家破人亡，灾荒中基层官员普遍的中饱私囊，都与此有莫大的关系。正如R.J.Rummel所观察到的那样——“该系统从根本上失去了控制，甚至连蒋介石也无法充分指挥它，征兵当中发生了数以百万计的死亡，尽管他试图去纠正政策和处分相关负责人”——但不是“失去控制”，国民党从一开场，就未曾真正“控制”过这架散漫的国家机器。这种缺乏社会治理能力而导致“大屠杀”加剧的情形，与苏俄、纳粹德国式的以超强的社会控制能力而实施的“大屠杀”，有本质的区别。
结语
按R.J.Rummel界定的“大屠杀”范畴，1000万并不是一个离谱的数字；但其在“大屠杀排行榜”中将国民政府与苏联、纳粹相提并论，却显然误读了历史的教训。
谌旭彬，腾讯历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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