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内战中彭真与林彪为何结怨？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彭真、林彪、林枫、罗荣桓、吕正操、肖劲光等和我。这次会议以前出现的争论，本来是正常的党内讨论，在“文化大革命”中，竟将此事夸大为彭真同志的一大罪状，使一大批同志，受到了严重迫害。


抗日战争刚刚宣告胜利，各解放区军民正在向侵略我国的日军以及伪军展开全面的大反攻，我们的作战部(指中央军委作战部)正处于兴奋而紧张的工作中。1945年9月15日，一架涂着红五星的飞机来到延安上空，绕着延安飞行了几圈以后，就在机场上降落下来。中央马上派人去机场迎接来人，因为已经看出来的是苏联飞机。下来的是一名苏军上校和一名中国同志。那位中国同志是我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当时曾克林和李运昌的部队已经进了沈阳，并与占领沈阳的苏联军方取得了联系。苏联远东司令部为和我党中央联系，决定派一名上校，由曾克林陪同，乘飞机来延安。他15日到达，16日就与我党中央会谈，希望中央很快派负责同志去东北，以便协调我方与苏军的行动。那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同志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中央的工作由刘少奇等同志主持。中央经过讨论，当天就做出决定，派六个同志乘这架飞机去东北。这六个同志是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和莫春和。因为苏联方面有军衔，我们为着工作方便，同他们打交道也要有相应的军衔，就以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名义，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我为少将，段子俊和莫春和为上校，还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任命书。16日晚上，叶剑英同志正式通知我，他向我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并说明天(17日)早上就动身，还关切地说我家里的老婆孩子，可以由他负责照料，让我放心地走。

9月17日，我们乘着那架苏联飞机飞向东北。那是一架道格拉斯式的双引擎飞机，开始还飞得很正常，后来却发生了问题，飞机没到沈阳，飞到山海关就降落下来。当时飞行员又很不沉着，匆忙地从跑道中段落下，结果冲出了跑道，猛插到一块稻田里。飞机尾巴翘了起来，机身成垂直状态才停住。我们六个人中，我和段子俊、莫春和都因撞击受了轻伤，叶季壮被撞得最厉害，受了重伤，腿被翻倒的油桶和无线电器材压住了。彭真也受了脑震荡。最幸运的是陈云同志，飞机的舱门被撞开时，把他一下子推进了驾驶室，反而没有受伤。苏联同志马上把我们一一救出来。首先将压在叶季壮身上的东西搬开，然后把他抬到平地上躺下。就在这时，我方冀东行署主任朱其文同志带了一个班赶到了，见到我们的狼狈情况，他首先安排我们休息，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第二天，他专门派了一趟列车，送我们到沈阳。

这天正是“九一八”事变的纪念日，我们坐着朱其文派的专车到了沈阳。曾克林和李运昌同志给我们安排了暂时的住处，随后我们又搬到张作霖的大帅府住，以后又搬到沈阳三经路博物馆。那是一处堡垒式的洋房，中间一座大屋给我们办公和住宿用，围墙四周是整齐的平房，恰像营房，正好住了一个连的警卫。

到沈阳以后，陪我们来的苏军上校就回自己的司令部汇报去了。我们随即与苏联军方取得了联系。当时苏联在沈阳的最高负责人是苏军坦克第六集团军克拉夫钦柯大将，他的军委委员是杜曼宁中将。苏联军队内都是这样，军事首长的军衔都比较高，军委委员则比较低。赫鲁晓夫当时也只是个中将，勃列日涅夫才是个少将，杜曼宁这个中将军衔也就算不小了。他们的总部在长春，由苏军驻在沈阳的部队专门和我们联系。我们同杜曼宁建立了经常联系。每次接触都是我陪同彭真去的。当时彭真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与苏方会谈都由我为他翻译。大约是第二或第三次接触时，苏军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情况，说沈阳附近有一个存有十多万支枪的武器仓库，可以移交给我军。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听了很高兴，便迅速将情况报告了中央。中央马上命令山东部队和新四军三师黄克诚的部队，把自己原来的武器留在关内，迅速徒手出关到沈阳接受这批新武器。两周以后，奉命接受武器的部队已经陆续到达东北，我们正要苏军实践自己的诺言，却意外地得到他们内容相反的通知，说是由于国际上的种种原因，那批日军武器要另行处理，不能按原计划给我们了。这一下弄得我们非常被动，出关的部队已将原来的武器留在关内，预定得到的新武器却一件也到不了手，成了一群徒手士兵，部队上下都在埋怨。

 这次中央向东北派来了十万军队和干部，在很短时期内扩大到三十万人，成分可能不纯，人数却不少。这批新到的和新扩大的部队打开了几个很大的日本军用品仓库，搞到些新枪和很多装备。叶季壮同志亲自去看了，里头有大衣、服装、鞋子、帽子等物资，东西多得很，可以尽量去拉，部队装备了一下。以后苏联一变卦，没办法再拉，后来的部队就得不到了。当时流传一个说法：新兵新枪，老兵老枪。其实更确切地应当说新兵有枪，老兵没枪。这都是苏联方面讲话不算数造成的。他们之所以出尔反尔，其主要原因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得很苦，害怕因支援我军再引起战争，结果造成了我们的被动局面。

1945年10日，林彪到沈阳。他到达前中央就决定成立东北民主联军，由林彪任司令员。民主联军的建立有统战意义，是由几方面的部队组成的，包括关内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吕正操带的原东北军一部，周保中等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等。周保中同志是随苏军进驻长春的，人们称他黄中校，因为他熟悉东北情况，所以对苏军的行动起了顾问的作用。林彪到达前，由彭真、吕正操、肖劲光、程子华和我一起讨论民主联军领导机构的组成人员。彭真建议吕正操任第一副司令，肖劲光任第二副司令兼参谋长，我任第二参谋长。在讨论时，我说不要叫什么第二参谋长，就是副参谋长吧！但他们没有接受我的意见，仍旧照原来的意见上报了。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名单，我只得照章执行，尽力而为。开始时，我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彭真和肖劲光工作。林彪到后，黄克诚的新四军三师已经进到山海关以西地区，当时，他们是我军在东北的一支最大的力量。由于情况紧张，林彪又组织了一个前线指挥所，带领少数人到山海关地区指挥部队的行动。

1945年12月，又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苏联驻军正式向东北局提出，说根据他们与国民党政府的协议，允许国民党军队进驻沈阳及周围地区，要我东北局领导机关及军队限期撤出沈阳。国民党后面有美国撑腰，也坚持要进沈阳。我们不赞成苏军这样做，结果引起了我们与苏方的一场争辩。同我们打交道的是苏军驻沈阳少将卫戍司令，这个人很粗暴，不会办外交，自以为是个将军就很了不起，说上面指示要我们退出沈阳。彭真同志和我反复向他说明我军的愿望，讲不应撤出的理由，他却搬出他们上面的指示，说不能讲价钱，必须这样做。最后他竟说，你们不走，就用坦克把你们赶走！彭真同志马上抓住他这句话，说从来还没有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去赶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同他吵了一架。我们将这些情况报告了中央，中央答复我们说，这是苏方当时的政策所决定的，不是他们下级的事，他们是执行莫斯科的指示。最后，我们不得不尊重苏方的意见。1945年12月底，东北局及直属部队有组织地撤出沈阳，向本溪转移。在转移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有一些单位没有及时通知到，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做细，曾经造成一些人对我们的埋怨。

开始撤离沈阳时，我们的指导思想还离不开大城市，仍在沈阳附近转，先撤到本溪，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随着形势发展，又转到抚顺，在那里召开了抚顺会议。在此以前，对东北地区的局势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打大城市，另一种是离开铁路干线，建立农村根据地。正在此时，从中央发来了毛主席写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抚顺会议讨论并一致同意了这一方针。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彭真、林彪、林枫、罗荣桓、吕正操、肖劲光等和我。这次会议以前出现的争论，本来是正常的党内讨论，后来又一致执行了中央的方针，并不属于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但是林彪却一再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攻击彭真等同志曾如何“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竟将此事夸大为彭真同志的一大罪状，甚至将曾经赞同过彭真同志意见的同志，特别是林枫和吕正操同志，打成了什么东北的“桃园三结义”，有时把我也捎带进去，成了什么“四结义”，使我们一大批同志，受到了严重迫害。抚顺会议以后，考虑到北满形势比较好，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区都连成一片，东北局决定将指挥部机关向北满转移。还在本溪时，就派人到梅河口修了些房子，准备利用这个据点建立新的指挥机构。抚顺成了转移途中的跳板。会后不久，我们就到梅河口开始工作了，在那里成立了东北军区司令部，肖劲光同志任副司令兼参谋长。他在这方面是很有经验的，一到就召集各有关单位，布置了司令部的工作。

作者伍修权，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摘自《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