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侍从秘书：见证先生生命中最后几年

被孙中山先生称之为“少年英雄”的田桓，16岁就参加了同盟会，担任孙中山先生侍从秘书长达十二年之久。在孙中山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始终跟随、伴陪在先生身旁，见证了孙中山先生光辉人生的终点。

　　被孙中山先生称之为“少年英雄”的田桓，16岁就参加了同盟会，担任孙中山先生侍从秘书长达十二年之久。在孙中山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始终跟随、伴陪在先生身旁，见证了孙中山先生光辉人生的终点。

　　笔者为田桓老先生幼子田伯炎几十年前的校友，关系密切。当年常去田家聆听田老先生讲述辛亥革命，讲述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激动之余，便一一记下。

　　联俄 联共 改组国民党

　　1919年，“五四”学生革命运动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消息的传来，给了孙中山先生极大的兴奋和鼓舞，他从中看到了方向。在上海，他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继续领导革命，田桓继续任总务部印铸局长。

　　1923年2月，针对国民党内一些人反对国共合作，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女士准备去广州，成立革命政府。临行前，邀田到莫利哀路（今香山路）故居草坪散步。先生问：“关于改组国民党的问题，你听到什么情况？”田桓一一作了回答。先生说：“革命是艰苦的，要不断努力跟着时代走，不能停步。”先生又问：“改组以后，国共合作了，你有什么打算？”田桓说：“我永远跟着先生，先生革命到那里，我也革命到那里。”看到田桓坚决的态度，先生笑了，点了点头说：“这就对了，很好。”

　　几天后，先生委任田桓为国民党本部的干事（委任状现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外拒强权

　　孙中山到了广州，第三次组建革命政府，亲任海、陆军大元帅。他一上任，棘手问题接踵而来，军饷无法解决。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清政府与英、美、俄、德、日等列强签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海关和五十里内常关的收入，均须缴到条约所规定的外国银行，作为赔款和外债的担保，并由外籍人来掌管。这些关税收入扣除赔款、偿付外债以及海关经费所剩余部份，称之“关余”才能归中国政府使用。

　　辛亥革命后，列强趁机攫取了中国海关收支的全部权力，规定关余不经驻京外国公使团的同意，中国政府无权使用。

　　为了解决军饷问题，孙中山果断命令：通知北京各外国公使团，从通知即日起，必须把两广的关余全部划给广东革命政府；通知广东海关把关余全部交出。

　　接到通知，外国公使团向北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归还两广的 关余。北京政府说，两广是我们管不到的地方，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可以通过外交途径与他们谈。

　　外国公使团找到了孙中山，说：“关余不经过公使团同意，中国政府无权使用，这是条约明确规定的，何况你们区区一个省，更不能挪用。”先生说；“什么条约不条约，你们跟谁定的，找谁要去，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推翻北京政府，推翻不平等条约；再说，这是我们国家内部的事情，不需要你们插手，你们这样做，是干涉我们的内政。”

　　公使团的人恼火了，大声嚷：“你们不履行条约，你们是野蛮人种。”

　　先生也上火了，攥紧的拳头朝桌面上一砸，大声说：“对你们这些人就是要野蛮。”

　　“你们耍野蛮，我们把军舰开进白鹅潭。”

　　“你们敢开进来，我们就敢用大炮把你们轰走。”先生毫不示弱。

　　12月间，美国果然派了两艘军舰来到白鹅潭。广州的市民怒吼了，两万多人上街游行、示威，抗议美国人的卑劣行径。结果，还没用开炮，北京的外国使团被迫作出把广东海关的关余划给广东革命政府的决定。据估计，两广的关税年收入约为一千万元。军饷问题解决了。

　 和平统一中国

　　同年夏，田桓与章太炎、汪东、但焘等人创办《华国月刊》。

　　先生夫妇离沪不久，突然发来一份火急电报，命田桓陪同曲同丰、陈光逵、柏文蔚和谢运涵去广州，共商大事。

　　田桓一行于12月26日到达广州，下塌在西豪酒店，翌日，陪同他们前往大本营晋谒先生。

　　曲同丰是段祺瑞身边的智囊人物，又是保定军官学校的老校长，先生对他极为敬重，亲自出门迎送。当晚，先生设宴为他们洗尘。作陪的，除田桓外，有胡汉民、廖仲恺、李烈钧、谭延凯、杨庶堪等人，可谓：高朋满座，名流云集。宾主互相敬酒，谈笑甚欢，夜深始散。后来，先生特任曲同丰为北洋招讨使，陈光逵为江西宣抚使，柏文蔚为北伐军第二军军长，又派谢运涵为大本营参议，田桓为咨议。（委任状现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在短短的时间里，除了大本营咨议外，田桓还兼了许多职务如：第二军主任秘书，广东省长公署顾问，桂军总司令部总参议，湘军、滇军、粤军总司令部参议，滇军第二军司令部顾问，北伐军第二军第一师高等顾问，被人戏称为“官运亨通”。

　　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中山先生就宣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且想用和平的方式统一中国。当时，北方最有实力的军阀就是吴佩孚，他想找人说服吴佩孚，放弃分裂、割据，完成国家统一大业。

　　谢运涵，江西人，是个能说会道的老翰林，对先生一直抱有敬仰之心，是个合适人选。谢运涵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谢运涵去见吴佩孚的时候，吴因他当时是江西省省长，就用很隆重的礼节招待他。谈话之间，谢运涵将来意说明，并将先生写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双手捧给吴佩孚。吴笑了笑：“这不是传教的地方。”随即，拉下了脸，把这些书丢在茶几下。谢见他神色不对，只好借故怏怏退出，回广州复命。

　　此时，田桓与谢同住一屋，见其无功而返，顿生怜悯之心。田问谢：“你怎么回复先生？”谢说：“我只能老老实实、原原本本、一字不差地回复先生。”结果，他见到先生，就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讲了一遍。先生说：“吴佩孚一向刚愎自用，到现在还不觉悟，好罢，我决心北伐。”

　　除了吴佩孚，先生还曾考虑过与段祺瑞合作。

　　那时候，北京安福系有几个首脑人物，如许世英、李思浩、曾云霈等人极力主张孙、段合作，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段祺瑞同意了这一主张，并电告先生：准备派许世英前来广东与先生接洽。

　　先生回电表示欢迎。

　　不多时日，许世英就和段祺瑞的武官黄侗忱来到广州，因事先得到先生的电报指示，广州的文武官员都到码头去迎接。田桓和柏文蔚更是关健人物，因为柏文蔚是许世英的结盟兄弟，田桓又是柏的老朋友，彼此相识相知。

　　在广州的几天，许世英一行受到了贵宾似的接待，并用花车把他们送往韶关，去见先生。花车上，除了卫队之外，还有湘军总司令谭延闿、财政部长廖仲恺、外交部长伍朝枢，共有四十多位官员陪同，场面隆重由此可见一斑。那天晚上，田桓与廖仲恺同居一室，田桓因廖年长让其睡下铺；不料，仲恺坚决不从，要求睡上铺，原因是上铺有灯光，可以看书。这也算是一段小插曲。

　　先生对这次会谈的结果非常满意。事后，许世英对田桓说：“这次见到孙大元帅太高兴了，他老人家多么诚恳，多么谦虚，这样一来事情就好办了。我回去一定完完整整地报告给段执政，到时候，我来车站接你们。”

　　许世英临走的时候，先生同样举行了隆重的送别仪式，并且留给人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如今看来，从吴佩孚到段祺瑞，“先生主要是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想和平统一中国，这样做，有利国家，有利人民”。田桓如是说。

　　物以类分，人以群聚。先生与吴佩孚、段祺瑞合作的想法遭到失败。

　　誓师北伐

　　1924年9月5日，先生发布大元帅令：移师北伐，与天下共讨曹（锟）吴（佩孚）诸贼。大敌当前，为鼓舞官兵士气，先生身先士卒，把大本营从广州移到韶关，派胡汉民留守广州，自己亲自前往韶关督师观战。表现了一个指挥员不顾个人安危，破釜沉舟，勇往直前的胆略和勇气。

　　当时，田桓住在广州伍朝枢家中，看到先生从前方发给一个军官的电报，电报上说：“将所有的枪弹暨士兵一起来广州，作北伐之孤注一掷。此事电到即行，切勿留恋。如事不成，我决不回广州也。”另外，先生给广州留守府的公开信上说：“向江西进取，未有不成功也。江西得后，则湖南不成问题。然后再合滇唐、川熊、黔袁，会师武昌，以窥中原，曹、吴不难平也。”

　　弓已满弦，枪已上膛，北伐势在必行。田桓是个文人，不能随军打仗，又不愿意留在广州。他想起兄长田桐在湖北还有一些旧部，觉得还不如返回湖北，把那些人组织起来，来个里外应和，迎接北伐军的到来。他来到韶关晋见先生，说明来意。先生说：“不必了，汉口有居正在，他会布置的。你在此玩几天，我会约你再来谈谈。”

　　过了几天，先生派人送来一张派令，委派田桓为“长江下游军事特派员”，并约他前去面谈。田桓很奇怪，自己一直做文的工作，从未搞过军事，先生怎么会这样安排？带着这个疑问，他在面见先生时要求改换为宣传特派员。先生说：“不用改了，如有军事上的问题，你可打电报来，我另派人去。你是搞文艺的，我想派你到上海去，在文艺界多做些工作，如演员、作家、新闻记者、大学教授，以及各种协会、学生会、工会、律师会，都可以联络。不要暴露身份，不要说明目的，要做到水到榘成，尽在不言中。明白了吗？”田桓点了点头说：“先生的意思，我完全懂了。”

　　先生当即写下手令，令胡汉民支付田桓一千元旅费和三个月的薪水。胡汉民对他很优惠，多给了五百元。

　　离开时，先生频频挥手，祝田桓一路平安，并嘱咐他向上海的同志问好。

　　回到上海后，田桓把先生的指示转告给张静江和兄长田桐。他们捐了一笔钱，恢复了“亭云书画社”。从此，以它为据点，和四方联系；为北伐战争推波助澜。

　　先生发怒

　　先生一贯以礼待人，象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然而也有发怒的时候。

　　1924年11月11日，受冯玉祥之邀，身患重病的先生乘船从广州出发，途经上海，因工作需要停留六天。田桓此时虽然已经离开了环龙路44号中国国民党党部，但先生仍然命他在那里值日。19日下午，有一位英国代办要见先生。田桓把他让进客厅，到处寻找英文秘书，不见人影；无奈之下，只能上楼通知先生，先生正在接待客人，田桓只能在先生耳边悄悄一番。不料先生听了之后，声色俱厉地说：“我不见他。”田桓问：“怎样回复他？”先生说：“你既叫他进来，你就该赶他出去。”田桓一下子窘住了，不知如何是好。好在不一会儿，先生送客下楼，这位英国人看得清清楚楚，他满以为先生会对他打招呼，并邀请他上楼。不料，先生毫不理睬他，气宇轩昂直接上楼去了。这位傲慢的英国人感到大失颜面，歇斯底理咆哮而去。

　　这里有个细节要交代一下，先生乘坐的轮船17日抵达上海的消息在报上披露之后，有一些不怀好意的外籍人，用恶毒的语言对先生进行人身攻击，《字林西报》甚至扬言，不准先生上岸。对待这些人，当然应该以牙还牙。这些话，都是事后先生说给田桓听的。

　　到了晚上，田桓问先生：“坐什么船去北京？”他很干脆地回答：“我决不坐英国船！”

　　结果21日那天，先生乘坐日本“上海丸”绕道经日本去北京。不幸，就此一病不起，召开国民会议，解决统一问题，终究没有完成。

　　与世长辞

　　1925年春，先生病危，正在上海的田桓应邀与孙科、张静江等一起去探望。先生对田桓说了最后一句话：“你也来了么？”说罢，潸然泪下。

　　1925年3月12日上午，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走完了一个伟大革命家的光辉道路。

孟庆余，辛亥革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