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那一年的元旦

    1958年，举国上下大跃进，上千人一个大食堂，大笼蒸馍，大锅熬汤，每到开饭时候，人多为患，乱得如同一窝蜂。

    那一年，我虚岁八岁，父亲在人民公社工作，分到很远的一个地方驻队。母亲在一个社办里当工人，夜里十二点才能下班。家里只有我和两个弟弟。大弟六岁，二弟才两岁。每天去大食堂领饭，我均要拉着大弟，背着二弟，手里还要端个饭盆。当时大食堂在北街安着，我家住在镇东街。从东街到北街，足有二、三里路。又加上是大跃进，修路扒房，大街上坑凹不平，一片零乱。元旦节，我们那里称为“阳历年”。节前的时候，上头就声称过阳历年时要杀猪宰羊，吃好“共产主义的”第一顿饭。因久不吃肉，我自然很盼节日快快来临。

    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天还没黑，我就拉着大弟背着二弟去北街大伙上领饭。领饭也叫打饭。因白天忙，“大会餐”放在了晚上，说是每人一勺羊肉汤，勺是马勺，一勺一大碗。小孩儿饭量小，只给半勺。我们那里喊大食堂为“大伙”，可能是大家伙在一起吃的意思。北街大伙安在几间筒子房里，全是民房打通的。因为那时候镇上人几乎全都赶到了镇东的一个村子里，号称是“集体农庄”。镇上的民房准备办工厂，不少门和门框都已拆除，被运到炼钢厂炼钢去了。各家各户的大锅、小锅和洗脸盆什么的也全撂进了炼钢炉化成了铁汁。没了门和窗户的房子个个像张开了大口，给人一种恐怖感。我家因为提前被编织厂占了去，所以才幸免。我们弟兄三个在家住也是临时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家已不是家，成了公房。过几天，我们就要随母亲住进“工厂”里去了。

    那天晚上我和弟弟走到大伙房的时候还不到开饭时间，说是开饭还早呢，并说开饭前还要开会庆祝元旦。那时刻几口大火炉上已上了笼。笼很大，一排5屉高，一拉溜儿好几盒，里面蒸的全是红薯。顺便说一下，1958年本是个丰收年，尤其是秋季收成好，那真是谷子好像狼尾巴，红薯大得像人头。只是为显示大跃进的成绩，出红薯时用犁子犁，只把露在表面上的拾了回来，以至到来年大饥饿时，人们又将埋在下面已经霉烂的红薯扒出来做馍吃，又臭又苦的烂红薯虽然难咽，但总比活活饿死强。看离开饭的时间还早，我只好又领着弟弟回家去。那时候编织厂的工人已经下班，几间空房里只剩下我们三个娃娃。小弟饿了，又哭又闹。直到天擦黑时母亲才抽身偷偷跑回来一趟，从兜儿里掏出两个馍头儿给了大弟和二弟，然后对我说大伙上今天会餐，熬的羊肉汤咱家可以领两马勺半，要我端一个大点儿的盆，并说汤太烫别朝家端了，拿着筷子就在那儿喝了算了。小弟太小，吃了个镆头儿就睡着了，但大弟一直顽强地要等着喝羊肉汤。母亲走后，我将门关牢，便领大弟一同去领饭。

    那时候，天已大黑，由于一街两行少了以往的店铺，黑洞洞的。好不容易摸到北街口，终于看到了远处的灯光。大食堂的院子里点了两盏汽灯，高高吊在两棵大树上，照得眼睛发晃，更加视路不清。恰巧有大人路过，我们紧随其后，总算摸到了食堂前的场地里。场地里黑压压全是人，一个领导正站在高处讲话，大意是今天是元旦节，是大跃进的第一个新年。然后就开始大讲超英赶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洋犁子洋耙的共产主义生活，接着又说现在刚进入共产主义，所以今天只喝羊肉汤。那人讲过，又一个人讲，声音比刚才那个还洪亮。讲的还是那一套，并说一夜来临，今天就是证明，我们马上就能喝上共产主义的第一顿年饭——羊肉汤！下面的人好像被羊肉汤三个字击中了神经，目光里都透出了贪婪的光。我当时听不懂这些，只感到一切仿佛在梦境里：那炫目的灯光、挥动的手臂、洪亮的口号……都显得不真实，唯有“羊肉汤”三个字眼儿，强烈地刺激着我的小胃。大弟弟更不懂事，问我：哥，我喝羊肉汤！我说：别慌，快了！不想这时候，又一个人上台讲话。不过这个人讲的较为低调，他说马上要开饭，热红薯随便吃，羊肉汤一人一马勺，小孩儿两个人算一个。北队两个队的在西边领，东边两个队的在东边领。他话刚落音，就听“轰”地一声巨响，似火燎马蜂窝一般，人们四散炸开，奔跑声，叫喊声似炸了营。我十分害怕地护着弟弟，躲在一隅，也不知自己该去哪方领羊汤，傻了一般。

    不一会儿，就有不少人领到羊肉汤，“吸溜吸溜”的喝汤声震耳欲聋。打饭处有人一声连一声的高叫，像是按户主喊名字。我虽然听到了那人像在喊我母亲的名字，一下来了精神，大声应道：在这儿！在这儿！只可惜，我的声音太小，被淹没在一片嘈杂声里，母亲的名字也很快被另一个名字所代替。大弟弟更加失望，哭了起来。

    万般无奈，我只好一手端饭盆，一手拉着弟弟，插着人缝儿向刚才叫我母亲名字的地方走去。那里仍旧围着好多人，里三层外三层，似一堵堵高墙。我看到不远处的棚子下有几个大笼屉，里面全是蒸熟的红薯，已被人扒得少皮没毛。我领弟弟走过去拿了一块——1958年的红薯真是大，每一块都像大人头。那红薯干面，炸皮儿，在惨白的汽灯下啮牙咧嘴。那么一大块红薯我们两个娃娃自然吃不下，可掰又掰不动，费了好大劲儿，方掰下一小块儿。最后只好放弃，将弟弟安置在一处，自己一个人又去人墙那里等领羊肉汤。

    那顿饭真是漫长啊！

    那一天夜里等我领到羊肉汤时，已近午夜，当我兴高采烈地端着羊肉汤找到我弟弟时，他已趴在冻地上睡着了。我想将他晃醒，他却睡得死，我怕他冻着了，就将他搂在怀里，坐在一根枯树干上，腾出一只手，开始喝共产主义的羊肉汤。所谓羊肉汤，只有白菜和粉条，而没有羊肉。两马勺半汤我竟一个人喝光了，最后总算捞到了半拉羊耳朵！

    那时候，场地里已没了人，只有两盏汽灯“呼呼”叫着，地上一片狼籍……

    远处，传来母亲唤我的声音，惊慌又凄厉……

孙方友，《中华读书报》（2013年01月09日2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