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华国锋骑单车接送孩子的岁月

　　1953年冬，我毕业于湖南省立长沙女师幼师班，即现在的长沙师范专科学校，被分配到湖南省政府第二干部幼儿院工作。解放前，湖南省没有幼师专业学校，我们是从旧社会至新中国成立时湖南省第二批毕业的学前教育专业的幼教工作者，仅30余人。

　　新中国刚成立时，省直机关办了一所幼儿院和一个育才小学附属幼儿班，全部是寄宿制。育才小学幼儿班的孩子都是高干子弟，父母多是领导干部，享受供给制待遇。孩子也是供给制，每人85分物价折实款，吃穿住由幼儿院包办。

　　省二幼儿院建立后，育才幼儿班撤销，孩子们转入二幼。我当时教大班。从育才转来的大班孩子只有16人，全都是13级以上干部子弟，如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儿子旦旦，副省长徐启文的儿子翼平、章伯森的女儿洋洋，交通厅厅长袁福清的女儿小清，省检察院检察长张桂标的儿子小伍，工业厅厅长翁徐文的儿子津津等等。这些孩子的特点是聪明、大方、不骄气，无优越感，与普通家庭出身孩子无两样。

　　我把大班的孩子送入小学后，接下来教中班，这里有省委书记周礼的女儿宁宁，省计委主任徐羽的儿子阿东，时任省文教办主任华国锋的儿子湘生等等。当时由于入院难，入院名额由省人事厅福利处分配至省直机关各单位，所以孩子家长起码是18级以上干部才能入托。

　　放在现在讲，可说是贵族幼儿园，但是当时丝毫没有贵族味，好多家长虽有公车、通信员等，但他们公私分明，从不用来接送孩子。如华国锋的两个儿子湘生、潭生，多是父亲用单车接回去，星期天由保姆或母亲牵着送来，从未动用过公车。

　　在20世纪50年代里，我们接触的这些领导干部与老百姓是一样的，非常普通、平等，只是分工不同，他们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但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对他们也没有什么特殊感觉。对孩子的照顾都一样，他们对我们也很尊重。记得我生第一个孩子时，班上有一个孩子的家长还来医院看过我，使我很感动，感觉她平易近人，有从延安来的老干部风格。

　　华国锋总是以普通工作者的身份出现在大家眼中，他从湘潭地区专员调省文教办主任后，两个孩子就放在省二幼。大儿子湘生上中班，小儿子潭生上小班。当时小朋友都穿着印有自己幼儿院标志和名称的围兜，并规定每人买两个，以供换洗。这就像现在中小学的校服一样。兜兜一般有大、中、小三个型号。

　　湘生从湘潭专署幼儿园转来后一直穿着一个旧的大兜兜，不合他的身材。孩子到了我班后，我建议华国锋买两个省二幼的兜兜。但是他说湘潭的兜兜还很好，半成新，让他穿；如果你们带孩子外出要整齐，我就买一个好了，平时还是可以穿旧的。

　　那时都不讲究穿着，湘生的衣服大多很旧，也不合身，我估计他家里一方面是节约，再方面是要求在穿着上不要脱离群众。

　　湘生不大爱讲话，兴趣也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最喜欢在户外玩，观察一些昆虫的活动，如看蚂蚁搬弄食物、捉小虫等等，对男孩子喜欢玩的打仗游戏，跑跑跳跳，捉迷藏等都不太感兴趣。他很文静，喜欢单独活动，常在花树下、草地上搞他的“发现”。我们班上几个老师常议论说，从湘生兴趣看将来他可能成长为一个生物学家。

　　幼儿院里有多种花木，其中一种叫紫荆花，它是先开花后长叶，叶子长好后，会长许多土名叫“霍烂子”的虫子，只要碰上了就会痛得很厉害，并发肿。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湘生不小心碰上了，不但是手，而且脸也红肿了。这时他父亲来接他，他的脸和手都肿痛得很厉害，我们很着急，不断道歉，但他父亲没讲一句责备的话，而是安慰老师说：“没关系，小孩被虫叮咬是常事，擦点药就好了。”在医务室处理一下后，他就用单车把两个孩子带走了。

　　我们院里虽有花工，但很少对花草打药灭虫，这也与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有关。湘生很坚强，碰到被蜜蜂或蚊虫咬了，不哭不吵，没有一点娇气，后来他学会了自己去医务室请医生擦药。而华国锋和夫人韩大姐，觉得这些事是小而又小的事，不值得一谈。这种官与民的关系，还是毛主席说的“我们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那时根据家长工作的需要，可以两周才接送一次孩子，我们工作人员也要两周才能休息半天。如家长忙、出差或外面有传染病等，几个星期不接孩子回家也是有的。

　　孩子每次回家都有家庭联系本，填写孩子在幼儿院的情况和在家情况，及家长的意见要求。寒暑假也基本上不放假，因为国家机关没有寒暑假，我们必须上班。

　　开学前我们都要做家访。家长对我们很客气，很热情。如我去过周小舟、周礼、徐启文、徐羽、章伯森等领导家里，他们都很配合教育，并夸我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还说辛苦我们了等等。那时去家访很方便，如去省委书记周小舟、周礼家里，只需在蓉园传达室问清他们家是哪一栋，就可大大方方地进去。


　　想起五十年代，我们非常留恋，那时我们是热血青年，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不知苦和累，更不讲报酬，反而更能体会到我们工作的意义、光荣和自豪。

　　我们那时候是继承延安保育院的革命精神，口号是“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一切”。工作不分你我，不分白天黑夜，只要需要就抢着干，总有用不完的力气。

　　院里有专门的洗衣工（男工），用大木桶、大搓板给孩子搓衣服，洗完晒干或在烘衣房烘干，用箩筐装着送入班上。保育员老师则要清理叠好衣服，如有破损或掉扣子情况则要修补好，再放入孩子抽屉。教师则备课，准备教具。院里对所有的教保人员每周规定了政治和业务学习时间。

　　在教育教学上，为了更生动有趣，我们经常带孩子去外面观察成年人劳动，如看建筑工人造房子，商店售货员售货，消防队员演习，以及去郊外看农民种菜、种田，并请道路清洁工与孩子见面谈话，厨房炊事员介绍他们的工作，解放军战士来班里讲打敌人的故事。通过这些活动，在日常的游戏中，孩子们会自然地模仿，他们用积木建房子，在沙箱中种菜插秧，或开百货店，玩娃娃家做饭菜等游戏，兴趣很浓，使孩子们体会到劳动的意义、乐趣，培养孩子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的感情。

　　“文革”后，长沙师范得到恢复（此校是徐特立1912年创办的百年名校），我被调回母校，担任幼师专业课教师。现在退休快20年了，每当回忆起往事，仍乐此不疲。

　　刘德信，《文史博览》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