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20万东北军去哪儿了（下）

　　二、中共对东北军的渗透和争取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与中共的关系同样非常复杂。抗战时，中共一直很注重对东北军的渗透和争取。而国共内战中，东北军要么就是起义投诚被编入解放军部队，要么就是被解放军歼灭。


　　1、西安事变后中共的态度摇摆让东北军将领对其失去信任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蒋介石决定全面控制陕甘，中央军大举西进。红军由于自身处境困难，不愿参加对蒋作战，因此积极主张联合抗日，通过和谈营救张学良。中共代表关于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表态，迅速在西安左派军官内部传开，一时间东北军少壮军官中出现了关于“红军出卖朋友”的不满言论。1937年1月30日有几批军官前往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驻地表示强烈抗议。为了争取东北军少壮派支持，周恩来表示中共与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同进退，以保持团结。中共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张、杨两部左派，他们均坚决主战”。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少壮派发动了“二二事变”。这一事变造成了东北军内部的分裂。周恩来为了平息此事，当即着人将发动事变的苗剑秋、孙铭九等人秘密送到红军驻地加以保护。中共的这些举动深深刺激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以致一些将领竟怀疑少壮派刺杀王以哲乃是受中共指使，更有谣传个别将领仍属刺杀目标。

　　所有这些情况都使得东北军上层迅速失去对中共的信任，他们开始对东北军内一些有威望的左派进行清洗，如53军军长万福麟软禁副军长兼119师师长黄显声，还坐铁甲车到徐州车站，要带走647团团长吕正操。57军军长缪澂流辱骂张学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扣押了627团团长万毅，理由是“查该员言论激烈，在此撤兵之际，恐生意外，着急即撤职，收监候审。”49军军长刘多荃指使葛延春杀了积极联共抗日的第1旅旅长高福源，扣押了有左倾思想的团长康鸿泰，赶走了团副王甲昌。在骑兵军，尊称陈诚为“恩师”的骑3师师长徐良扣押了力主联共抗日的第7团团长陈大章，其罪名是“思想左倾，包庇共产党，张学良的余孽”。不仅如此，对中共的疑虑加深还促使东北军诸将服从蒋介石命令东调，以防止“在西北将不可避免地与共党红军纠纷不了”。这也成为之后很多东北军将领配合蒋介石反共的根源。

　　2、西安事变后有些东北军部队想投奔红军却被劝回

　　东北军东调时，有些部队想投奔红军，中共出于不想与蒋介石冲突和保存东北军内地下党等考虑予以拒绝，劝其接受国民政府整编，服从东调命令。比如10师的656团团长汲绍纲率部投奔红军，中共除留下汲绍纲本人外，将其所率部队经动员后退回东北军。抗日先锋队1支队1大队3中队投奔红军，中共也将同样原班人马，包括中队长张哲在内，全部动员回东北军。53军有些人想拉队伍西渡黄河，投奔红军，674团总支书记李晓初请示北方局，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千万不能拉队伍。（一）时机不成熟，这样做会破坏党的统一战线；（二）部队即使拉出来，不到黄河，就要散掉；（三）服从整编，分到各师的党组织要扩大党的影响和力量。57军111师师长常恩多一度也想拉队伍，派少校参谋孙立基前往红军总部联系，中共劝其以大局为重，使其放弃了拉队伍的打算。

　　为了保存东北军中的秘密党员，中共还想尽办法避免地下党组织活跃的东北军部队被整编掉，比如110师为抗日先锋队所组成，其中地下党非常活跃，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下令将其撤销。中共东工委委员中校参谋解沛然亲自找于学忠疏通，说：“110师是张副司令亲手建成的，他离开西安时，把这一摊子委托给你了，110师直接归你指挥，如在你手中被蒋介石解散，可怎么对得起张副司令啊！”随后于学忠将110师缩编为四个营，按营或连的建制编到51军中，从而在东北军内保存了一大批共产党员，也为抗战中中共与51军保持友好关系打下了基础。


　　3、抗战中中共如何渗透并争取东北军，以保持其影响

　　抗战中，为了保持在东北军内部的影响力，避免与其产生摩擦和相互消耗，中共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积极争取东北军的合作与同情：

　　措施一、在东北军内发展秘密党员。中共在东北军中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秘密党员来发挥作用，因此，组建东北军中的党组织和发展党员至关重要。1937年5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党代表会议上，东工委书记项乃光的发言中说：“东北军内秘密党员近300人”。此后在抗战中，西安事变时就亲共的111师师长常恩多、112师667团团长（后为111师333旅旅长）万毅、112师668团1营营长（后为672团团长）刘杰等先后被发展为中共特别党员；51军113师678团团长（后为339旅旅长）张炳南、677团团长王协一等人被发展为中共秘密党员。680团8连地下党支部，在书记孙谦的领导下先后在该连发展了19名党员，而且将全连5名军官全部发展为党员。这些秘密党员对影响东北军高级将领决策，抵制蒋介石在东北军内部清共反共以及策动东北军投靠中共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措施二、积极主张营救张学良以赢取东北军认同。张学良虽然被拘禁，但其在东北军中的影响力仍不容忽视，因此，中共就积极主张营救张学良，以此博取东北军将领的好感。比如1938年1月12日，周恩来在武汉会见原东北军53军副军长黄显声等人时，专门同他们商谈营救张学良的问题。周恩来表示对张学良的安全极为关切，希望东北军及东北人士利用各方面的人事关系努力进行营救。同时，周恩来凭借黄显声在东北军中的地位和影响，建议他在武汉帮其做联合抗日的统战工作。黄显声在武汉期间动员了两支“东干队”去延安。1938年2月2日，黄显声被陈诚诱捕。

　　措施三：利用东北军对日军的国仇家恨，积极宣传抗日争取东北军高级将领。比如53军从冀南退入太行山，朱德总司令对53军参谋长赵锡庆说：“我们不会吞并你们的部队，请转告万福麟军长和各位师长放心，现在的共同目标是打日本，目标一致，前途远大！”1939年11月马占山在由重庆返回绥远哈拉寨时因打猎右手受伤，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闻讯后立即将马占山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救护。12月22日，毛泽东设宴欢迎马占山，毛泽东讲话说：“抗日是一件大事，要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现在有些投降派，半途而废，他们是虎头蛇尾。我们要和马将军一道，和全国抗战的人一道，抗战到底。”可以说，中共的这些友好表示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至少东北军高层将领很少愿意与中共产生摩擦和冲突。

　　措施四、时刻警惕中央军挑拨东北军与中共的关系。据曾任51军军长和山东省主席的牟中珩回忆：“1941年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企图联合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鹿钟麟共同反共，遭到走中间道路的于学忠的抵制。沈鸿烈派刺客在于学忠行进途中扔手榴弹。于迅速卧倒，只受轻伤。刺客随即跑进八路军防区。沈企图以此挑拨于学忠和八路军的关系。八路军将刺客交到鲁苏战区总部。刺客供称是受沈鸿烈党部委员李子虔持沈之亲笔信指使。经检查，那封信确为沈鸿烈之笔迹。于学忠乃向蒋介石控告沈鸿烈。蒋介石把沈调回重庆。”

　　措施五、将东北军视为“中间势力”，以拉拢为主。1940年，中共中央给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人通报了112师、114师、骑2军的有关情况，强调争取东北军的方针是：“必须认识东北军在抗日战争中是一支较可靠的友军，在国共斗争中基本上是一种中间势力，且有可能为我争取。打回老家去的迫切要求，对张汉卿的历史关系，对国民党瓦解和歧视的不满，对国民党不要东北的愤激情绪，对收复东北必须与共产党合作的认识，均为有利于我们争取东北军的政冶因素。虽然，部分东北军上层分子因军晌及地位等关系与国民党有某种程度的联系，但这绝不能看成是东北军的国民党化的表现。必须认清；我们对东北军的关系好坏，对于我们争取广大友军工作有极大的影响，因东北军曾是我们共过患难的友军，对其关系的长期维持友好，则使我党我军在其他友军中信誉增加，反之，则使许多友军对我发生畏俱。”


　　4、挣扎在中共渗透和国民党反共之间的东北军将领们有三种态度

　　面对国民党的清共反共和中共的渗透争取，东北军内部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A、于学忠等严守中立

　　以于学忠为代表的多数东北军将领，既与中共有很深的渊源，不愿与中共产生摩擦，但同时因张学良被控制而不得不服从蒋介石的军政命令，因此标榜不红不蓝走中间路线的，既听从蒋介石调遣限制中共，又尽力抵制蒋的反共政策。比如1939年，面对中共势力在山东的飞速发展，蒋介石命令东北军51、57军进军鲁南，组织苏鲁战区，委任于学忠为总司令，韩德勤为副总司令，一方面为坚持敌后抗战，另一方面也为了限制八路军的发展。1939年夏于学忠奉命进入鲁中南地区，但他始终坚持认为国共两党在抗日问题上应当坦诚合作：“蒋介石对我有冤，共产党对我无仇，让我去打共产党我只能应付。……八路军山东纵队还归我战区指挥，共同抗战，我又怎能来打共产党八路军呢？”再如112师师长霍守义曾秘密接见八路军第5纵队黄克诚司令员派来的代表，之后霍守义对师参谋长李寓春说：“咱们这个部队真没有立场，蒋介石叫咱们援助韩德勤打新四军，黄司令派代表来了，要咱们守中立，我也谈了。”

　　当然，中立并不代表没有摩擦，只是双方都心照不宣地将其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比如于学忠入鲁后不久便对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政权表示不满，据徐向前回忆，他跟于学忠针对此事有过一次会谈：“他说，你们抗日，就不要搞地方政权了。八路军是军队，不能搞政权。你们也搞政权，我这个省政府怎么搞哇！我说，我们是抗日的军队，要搞抗日根据地，就得建立政权，发动群众。有了政权，有了群众，才好打日本鬼子。而且，不建立政权，我们没有饭吃。你们的政府，一不给我们粮款，二不给我们枪弹，连应该发给八路军的薪饷都不给，我们不搞政权怎么办？他说，各级政府要由我们委任，不经过我们任命，不能算数。我说，关键在于群众是不是拥护……群众不拥护的东西，委任了也没有用！围绕政权问题，双方针锋相对，争论了两个多小时，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因他是我们的争取对象，我在谈话中注意了掌握分寸，留有余地，求同存异，避免把关系搞僵。”谈判结束后，八路军照搞政权不误。于学忠虽然仍说反对，但实际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B、缪澂流等效命蒋介石积极反共

　　当然，也有不少东北军将领一心追随蒋介石，积极配合反共。比如在57军内部，政治部主任宋迪玺经常说：“鬼子不可怕，可怕的是共产党”，高级参谋兰赓年为“鬼子不打自己，专打八路军”而拍手称快。军长缪澂流则埋怨张学良说：“要是没有‘双十二’，共产党早已消灭了。……国民党根本不应该听信共产党的挑拔离间，去跟日本作战。中国的敌人是共产党，是‘赤匪’，中国今天还是应该剿‘匪’，攘外必先安内。”他还以鲁南游击区总指挥的身份，布置鲁南、苏北17个县的国民党县长进行反共。在于学忠的51军中，类似的事情也不少，比如1941年陶景奎等人就扣押了333旅旅长万毅及师战地服务团、抗演六队全体队员（均系中共领导），以及中共师工委负责人曹建华、张苏平及师部电台台长李政宣（中共地下党员）等人。同时，111师在“清除左翼分子”的口号下，万毅的警卫员李福海和对万毅被扣表示不满的上士胡铁男等被杀。六六五团中校团副管松涛、666团中校团副彭景文等中共党员被迫撤离。还有前面提到的25军和108师在皖南事变与中共反目后，都一心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

　　C、常恩多、万毅、谷牧等秘密党员与中共来往甚密，甚至直接将部队拉出来投奔中共

　　本来发展秘密党员是为了对东北军施加影响，并尽可能多地掌控东北军部队，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中共不会让秘密党员所掌控的部队公开投共。比如1940年9月，中共秘密党员常恩多、万毅等人侦知57军军长缪澂流有通日投伪倾向时，决定在9月22日晚捉拿缪澄流和副军长朴炳珊。不料在当晚行动泄密，缪澄流潜逃。这就是“九二二”锄奸运动。中共在处理此事件时非常谨慎，毛泽东致电罗荣桓、彭德怀、左权等人说：“我们应在实际上赞助，但在表面上不要公开出面，不要把反缪澄流的东北军收编为八路军……我党我军对此事件应取第三者态度，而于实际赞助常（恩多）师之拥于（学忠）反缪（澄流）斗争。……对外不要发表任何反缪（澄流）袒常（恩多）之言论文件。有询问者则以友军内部不幸事件，真相待查，希望友军团结对敌等语答之……位于常（恩多）师附近之我军应同样取第三者态度，如遇他部东北军攻击常（恩多）师时，则声言愿任调人劝告双方，顾全大局勿相攻击。如非我加入战斗则不能保护常（恩多）师时，应以有力一部伪装东北军参加之，切勿以八路军公开名义参加。不在绝对必要时，应避免参加。”由此可见，不到万不得已，中共是不允许秘密党员公开拉部队投奔八路军的，即便对秘密党员的支持也只是暗中操作，以免授人以柄。

　　尽管如此，抗战时还是有不少秘密党员率部脱离东北军序列投靠中共。当然，其中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

　　1、有的因跟部队失去联系投奔中共，如1937年10月11日东北军53军691团在华北战场完成掩护任务后与53军失去联系，该团团长、中共秘密党员吕正操遂率部与中共领导的“河北游击军”会合，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

　　2、有的因国民党反共时成为“被清理对象”而不得不率部投共。比如1941年陶景奎扣押秘密党员、333旅旅长万毅并在111师内部清共，蒋介石又电令于学忠秘密处决万毅，于学忠和常恩多一再抗命拖延时间，万毅最终成功越狱，投奔中共八路军山东纵队。111师667团一营一、三连随后投奔万毅。112师672团团长、秘密党员刘杰也率部分官兵脱离了东北军投到了万毅麾下。

　　3、有的是不愿被蒋介石逼迫反共，则率部投共。比如皖南事变后，蒋以“断饷”相要挟，密令于学忠限期“剿灭”山东共军，并严令清查东北军内部有通共倾向的将领。在这种情况下，1942年8月3日111师一部在常恩多和鲁苏战区政务处长郭维城的率领下宣布起义，参加八路军。但由于中共秘密党员在111师根基并不是非常稳定，举事的东北军大部又于8月8日哗变，重新回到东北军，只有郭维城率两千余人进入滨海抗日根据地进行整训。

　　除此之外，还有非秘密党员率领的东北局投奔中共，但是对这些部队的改编难度明显要大于秘密党员掌控的东北军，比如1937年10月，张廷枢与张政枋率队从太原到达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指挥部所在地。部队被授予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番号，张廷枢、张政枋分别担任司令员、副司令员。朱德希望二人能收容东北军第53军的溃兵，将其改造以作为扩大武装的基础。但由于这些东北军的溃兵纪律松弛，不听指挥，而且张氏两人出身旧军阀部队，对中共带兵方式不适应，所以拟组建的第一游击纵队最终未能成立。

　　4、国民党军队中的原东北军的番号全部在大陆消失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军旧部仅存51军、57军、49军、53军，他们在国共内战中不是向中共投诚，就是被解放军歼灭。如51军1947年于枣庄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由57军改编的第十二军1948年夏在中共军队包围下于兖州放下武器投降。49军原105师在杨家杖子阻击战中全师溃散，师长于泽霖为解放军所俘。53军1948年在辽沈战役中由副军长赵国屏、师长王理寰等人率领起义。军长周福成潜逃，被解放军俘获。自此，国民党军队中的原东北军的番号全部在大陆消失。


　　三、少数东北军将领投靠或勾结日伪

       抗战中东北军徘徊于国军、中共和日伪三股势力之间，有少数东北军将领或感到被歧视压迫，或出于私人恩怨，或因不受重用，转投日伪当了汉奸。

　　1、原东北军将领投靠或勾结日伪的四种情况

　　东北军将领投靠日伪军的不多，主要由以下四种情况：

　　情况一、被上级解职后找不到出路，投奔日伪谋立足。比如57军缪澂流的副官处长李亚藩被缪解职后无家可归，就到江苏干榆县桃林镇投靠敌人，参加伪组织就把57军内部不团结、官兵厌战、拖欠军响、又缺乏弹药等情况，以及缪派遣六六二团团长孙焕彩带三个步兵连去安徽阜阳领运弹药和军晌的详细情报完全出卖给敌人，以便换取敌人对他的信任。敌人追问是否属实，他竟以生命担保确实如此。这些情报给57军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情况二、承受不住日军打击率部投敌。比如1943年6月原第57军第三三四旅旅长荣子恒因承受不住日伪部队的扫荡压力，率部投降敌人，被汪伪政府任命为暂编第十军，荣子恒为军长。

　　情况三、因西安事变被国民政府解职后怀恨在心而投伪。比如原东北军少壮派将领鲍文樾西安事变后被解职，抗战期间被周佛海拉拢，出任汪精卫伪政府军事委员、伪政府军政部长。他辩称投敌是为了反蒋，为张学良报仇。但幽禁中的张学良谈及鲍文越投敌之事则是满腔气愤，他在给万福麟的信中说：“知鲍文越追随汪逆做了小汉奸，闻之令人发指。他忘了谁是敌人，谁杀害我们的同胞，谁强占我们的田园，谁来要灭亡我们，918火药气味，他已竟忘了么？真是令人可恨！这真是东北人的耻辱，更是东北军人的耻辱。弟个人更是又气又愧。”

　　情况四、还有一部分人借投敌之事与日伪暗通款曲，相互勾结。比如1940年缪澂流的333旅和666团的两个步兵连在李亚藩的勾引下突然哗变，被拉进干榆县参加伪组织。333旅万毅闻讯要动用666团全部兵力将其消灭，而缪澂流不但不同意，还让上校附员于文卿去干榆县桃林镇向汉奸李东坡求情，要求把两个连放回来。以此为契机，双方相互勾结。日本特务辛荣幸雄向缪澂流许以秋后不向57军“扫荡”，把两个步兵连放回等承诺，要求缪澂流与酒井师团签定“共同防共”的协定，以使双方“互不干扰”。这也是酿成常恩多和万毅发动“九二二”锄奸的原因。

　　2、当然，投伪者最后结局都不好

　　这些人最终都自食苦果。比如投日的原57军副官长李亚藩于1943年11月19日在中共攻克赣榆时被俘；投敌的原112师344旅旅长荣子恒，于1945年2月在中共攻克泗水时被击毙。胡毓坤则在1945年其军队被国民政府接收后被处死。鲍文樾抗战后被判无期，直到1975年才在台湾被释放。

　　结语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虽然从一直军阀部队转变成国防军，但始终穿梭在国、共、日伪三股势力之间，其挣扎、犹豫和抉择是民国众多地方实力派军队命运沉浮的一个缩影。

　　于瀚/资料整理，腾讯历史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