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失衡——中苏同盟破裂的深层原因（上）

　　内容摘要：以往学术界关于导致中苏分裂决定性因素的分析，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分歧论”和“国家利益冲突论”。我们通过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演变过程的考察，提出“结构失衡论”。其一，社会主义阵营领导结构发生变化以后，中苏两党平起平坐，争夺话语权就成为中苏两党解决他们之间路线和政策分歧的基本手段，而目标则在于国际共运的主导权。其二，党际关系掩盖甚至替代了国家关系，在这种结构中，从本质上讲没有主权意识，没有平等观念。这种结构性缺陷成为中苏同盟必然走向破裂的深层原因。


　　作者：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丹慧，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教授。


　　对于冷战时期中苏关系的历史，我们倾心研究已近 20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为了寻找涉及苏联和中苏关系历史的档案，我们曾多次访问俄国和美国，也曾走遍与苏联接壤以及当年苏联重点援助的中国省区和重要城市；为了解开历史叙事中存在的诸多疑团，我们曾广泛采访中苏关系的见证人或其家属，也曾频繁与各国学界同行讨论、交流。当然，时间和精力花费最多的，还是梳理、研究那些堆满书房的档案文献及其他史料。可谓 20 年磨一剑，我们的 《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 一书终于完稿了，全书约 140 万字，详细讲述了从 1945 年到 1974 年中苏同盟兴衰的全过程。①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的头脑中始终悬挂着一些问题：中苏同盟酝酿的过程大约 5 年 （1945～1950），友好合作时间不超过 10 年 （1950～1959），其中真正的“蜜月”期只有 3 年 （1955～1957），而分歧、争吵直到关系破裂则经历了 10 多年 （1958～1969）。那么，在近代国际政治中的同盟体不胜枚举，中苏同盟为何如此短命？在中苏结成同盟关系的过程中，为什么争吵多于合作？归根结底，中苏同盟破裂的真正的、深层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一个现象和两种解释


　　谈到对中苏关系演变的评估，首先看一个有趣并引人注意的历史现象。作为中苏共同的敌人，美国的情报机构当年对中苏关系前景的判断出现了令人惊讶的失误。尽管1958 年夏季以后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便不断表露出来，以至于到 1960 年夏天已经公开化，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始终认为中苏分裂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1958 年 5 月中情局的报告推断，随着中国地位的加强，中苏之间“将来肯定会有些摩擦，但不太可能损害我们所评估的这一时期的中苏合作”。报告还认为“中国几乎肯定将保持与苏联的牢固同盟”，并“将继续承认莫斯科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1］此后不久，尽管看到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计划“在中苏关系之间引起了一些新的摩擦”，但 1959 年 2 月美国的情报分析估计，“这些不和不可能威胁到针对西方世界的中苏之间的团结”。［2］到 1959 年 7 月底，毛泽东已经向莫斯科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主导权威发起了一次次挑战，且决心向赫鲁晓夫及所有怀疑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人“宣战”了，而中情局的报告却依然断定：“在我们评估的这个时间段，中苏同盟将会保持紧密合作，共同对抗西方国家。当然，苏联在联盟中将继续保持领导地位。”虽然中苏之间存在着分歧，但“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必须维持现状”，“这些分歧的主要后果是不断要求这两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相互为对方留有余地，而不是削弱同盟本身”。［3］甚至到 1960 年 8 月，苏联宣布全面撤退在华专家，中苏分歧已经公开化，美国情报评估的结论竟然还认为，至少在 5 年之内，“中苏关系中的内聚力会比离心力更为强大”。


　　面对中苏分歧日益加重的明显事实，报告承认目前还“无法对这些根本性的利益矛盾将如何影响中苏关系做出评估”，不过仍然坚持认为中苏“任何一方都不想把矛盾推向可能给两国关系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的程度”。［4］


　　1960 年底，美国人看到中苏之间的“冲突到了如此激烈的程度，已经将一些基本问题都卷入进来，以致造成了双方严重的不和”，但认为“联盟的核心力量仍然存在”，中苏“都敏锐地注意到双方之间的裂痕如果继续扩大，将会影响到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共产主义的某些共同利益”。因此，“他们不会允许出现公开的、正式的裂痕”。［5］到了 1961 年 9 月，中情局的特别情报评估报告还指出，尽管中苏关系面临“日益困难的问题”，但“由于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共同责任，尤其是对反共世界的共同仇恨，使他们能够在反对西方的行动上协调一致，特别是在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候”。［6］


　　直到 1963 年夏天中苏两党关系正式破裂前夕，中央情报局才不得不承认：“目前中苏关系的特征可以说是一种事实上的破裂”，“在过去一年中，这种话语上的争论已经变得日益激烈和明显。甚至在中苏边境上也有迹象表明，双方的关系十分紧张”。［7］


　　美国情报分析官员的推断显然是一错再错，但他们做出这样结论的理由却是很充分的，推理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美国人看来，中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他们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都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共同的安全利益———他们都以美国和西方世界为主要敌人，而他们之间的分歧只是在方法、步骤以及所承担的风险等问题上。所以，尽管中苏分歧还会长期存在，甚至有所发展，但是他们的根本信念和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一旦这些根本的信念和利益受到威胁时，双方都会调整各自的政策以适应巩固同盟的需要，共同“消除那些会给双方关系造成永久性破坏的趋势”。因为这种同盟的存在，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力量”，而且“提高了中苏各自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


　　此外，就双方的实力而言，虽然中国的力量和影响日益增长，但由于“在军事和经济上将继续依赖苏联”，“特别是在维持现有军备水平以及未来军事现代化的发展等方面，苏方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中国人“也许会感到，事实上，除了维持与苏联的同盟，他们别无选择”。［8］看起来，美国专家们的情报分析是非常理性的。


　　然而，这种合乎常理的推断却与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个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美国当时的情报来源有限，东西方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对共产党国家决策程序和依据缺乏必要的了解等等。②不过，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分析方法错位。中情局专家忽略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决策依据中蕴涵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而其决策程序在当时也绝非谙练西方外交决策原则的情报分析人员所能理解和掌握的。因此，按照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通行的一般国家关系理念和行为逻辑来分析，并推断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显然是行不通的。


　　与政府情报分析官员不同，历史学家的责任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分析过去。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学者就对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产生了兴趣。当时中苏分裂的表现主要在两个方面，即 1960～1964 年的理论宣传和政治论战，1969 年的边境冲突及后来的军事对峙。与此相应，研究者的看法也大体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分歧———具体表现在非斯大林化、世界革命道路、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对马列主义一些基本理论的理解等方面———是导致中苏分裂的主要原因。［9］另一种观点认为，中苏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包括历史纠葛和边界争端———才是引起中苏同盟破裂的真正原因。［10］


　　冷战结束后，大量的解密档案使得研究者对中苏关系的发展过程有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探索，各国学者对中苏关系基本事实的考察，越来越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过去的许多神话已经被彻底打破。有人着重从经济关系入手分析中苏关系的演变③，也有人重点考察对外政策对双方关系的影响④，还有人对中苏边界和边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⑤，较多的学者把中国国内政策变化作为研究的对象⑥，更有学者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个性方面考察中苏领导人之间的分歧。⑦比较全面研究中苏关系变化过程的也不乏其人。［11］这些讨论无疑将进一步把中苏关系史研究推向深化。其中，对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不过，就导致中苏分裂的决定性因素而言，总体看来，到目前为止的种种看法似乎仍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分歧—国家利益冲突”这样的二元分析框架。


　　我们在对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详尽考察后感到，“意识形态分歧论”和“国家利益冲突论”尚不足以解释造成中苏同盟破裂的真正的、深层的原因。我们研究的结果表明，中苏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的摩擦和碰撞出现在 60 年代初，深化于 60 年代末。所以，国家利益冲突是中苏同盟破裂的结果，而不是其成因。至于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那只是一种表象。1964 年10 月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新领导人无论在思想观念还是在政治路线方面，实质上都已经回到斯大林时代，或者说与中共取得了一致。然而，中苏关系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加速走向分裂。这说明，意识形态分歧也不是导致同盟解体的根本原因。（未完待续）

　　沈志华、李丹慧，《探索与争鸣》  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