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失衡——中苏同盟破裂的深层原因（中）

　　内容摘要：以往学术界关于导致中苏分裂决定性因素的分析，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分歧论”和“国家利益冲突论”。我们通过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演变过程的考察，提出“结构失衡论”。其一，社会主义阵营领导结构发生变化以后，中苏两党平起平坐，争夺话语权就成为中苏两党解决他们之间路线和政策分歧的基本手段，而目标则在于国际共运的主导权。其二，党际关系掩盖甚至替代了国家关系，在这种结构中，从本质上讲没有主权意识，没有平等观念。这种结构性缺陷成为中苏同盟必然走向破裂的深层原因。


　　作者：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丹慧，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教授。


　　我们的分析框架和思路


　　我们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参与对中苏分裂过程及原因的讨论，并为此提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或思路，图示如下：


　　首先，我们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从友好到分裂的基本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4～1957 年，中苏两党和两国在相互帮助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合作，取长补短，关系日益密切，并达到高峰。在此期间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和威望不断提高，而苏共的政治影响力却日趋下降，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机制及其内在结构开始悄悄发生变化：过去是苏联一党一国单独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在则是中苏两党两国平起平坐，共同执掌帅印，而毛泽东构想的形式是苏共在台前，中共在幕后。天无二日，一个阵营出现两个平行的领导核心，就构成了同盟破裂的可能性因素。如果二者没有矛盾，同盟可以继续，如果二者发生分歧，分裂的可能性就会加强，并将随时导致同盟破裂。1957 年底的莫斯科会议是中苏关系发展的顶点，也是转折点，随后分歧出现，问题就来了。


　　第二阶段，1958～1959 年，在根本利益和意识形态一致的前提下，中苏之间在经济建设、处理周边关系及确立对美政策等重大方针政策上发生分歧。一个同盟的解体，从逻辑上讲，首先是同盟双方或各方之间发生了分歧，没有分歧，自然不会分裂。那么，中苏之间的分歧在哪里，又为什么会发生？


　　关于中苏分歧的由来，过去主要是政治性的解释，认为自苏共二十大以来，苏联领导人提出并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遭到中共的反对，从而引起中苏分歧，并最终导致中苏分裂。但新的研究表明，中苏之间的原则性分歧并非产生于苏共二十大或 1956 年。这里所说的原则性分歧是指双方无法弥合的矛盾，而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期间片面强调“和平过渡”和批判斯大林的做法所产生的不同意见，不久便被苏共接受了。到 1957 年，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出现裂痕，反而更加紧密———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技术的决定就是 1957 年 10 月做出的。要说分歧，其实在斯大林时期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见冲突更为严重，但是并没有阻止中苏结盟，因为双方都为了更大的目标而容忍了对方。所以，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分歧的起点不在 1956年，更不在 1950 年或此前，尽管那时已经隐含着双方不合的潜在因素。事实上，中苏之间的原则性分歧在 1957年底的莫斯科会议开始露出苗头，到 1958 年下半年及以后便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具体说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炮击金门、中印冲突、赫鲁晓夫访美等一系列事件。这些分歧就其表现而言，既不是意识形态 （双方都承认他们的政治目标和理论体系是相同的），也不是国家利益 （双方都认为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是方针政策的取向：中国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苏联则反对这样的激进政策；中国要制造紧张局势，苏联则坚持必须缓和。至于造成这些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双方对外部世界和自身发展道路的认知差异。


　　其一，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因而对世界政治的认识不同。苏联的社会主义统治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认可，尤其是经历了一场人类浩劫之后，斯大林与西方大国共同缔造了战后世界政治体制和秩序。苏联已经融入了国际社会，因此必须遵守那些它本身参与制定的游戏规则。苏联可以同美国对话，也具备同西方国家集团实现关系缓和的基础和条件。特别是在核武器出现的战后年代，莫斯科能够并已经同西方大国形成共识，即如果没有妥协而硬性对抗，只能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任何一方所采取的极端措施，都会最终毁灭人类自己。因此，对抗与缓和并存，两个阵营“和平共处”，以“和平竞赛”决定胜负，这是苏共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而那时中国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不久，且由于同苏联结盟和朝鲜战争，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新中国不仅没有加入联合国，甚至遭到世界各国的敌视和封锁。毛泽东既不熟悉，也不承认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他甚至想要自己制定一些规则。中共领导的新国家一无所有，一穷二白，没有后顾之忧。相反，它必须在对抗中求生存，也只能通过不断抗争，取得自立于世界列强的政治地位。尽管中国共产党也制定和实施了“和平共处”的方针，但那只是一种暂时的策略，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矛盾和斗争从来都是第一位的。按照中共当时的认识，只有通过不断的革命和斗争，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就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其二，中苏两党处于历史进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因而对后进民族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的理解不同。苏联最早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先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创造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即斯大林模式。但是，经验和教训使苏共开始思考和反省。内战时期农村“十月革命”和公社化造成的恶果，曾迫使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的工业化导致苏联经济畸形发展和社会生活水平长期落后，又迫使赫鲁晓夫提出了新的经济发展纲领。苏联新一代领导人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可能还有不同的发展模式，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某些经验和做法也许是值得借鉴的。这种构想奠定了赫鲁晓夫时期苏联5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针的基础。中共则刚刚完成对中国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接受并熟悉的只是斯大林的现成模式，而在政治理念中，追求公有制和计划性是共产党人必然的价值取向。尽管毛泽东也看到了斯大林模式中的某些弊端，但毕竟体会不深，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况且，毛泽东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急于在经济上赶超美国和苏联，于是就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建立在大规模发动群众，一味地追求公有化和集体化的基础上，并希望以此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无论如何，中共掌握国家政权比苏共晚了 32 年，而这 32 年的时间差，以及两国文化和民族的差异，构成了中苏之间在认知和政策上产生分歧的必然趋势。


　　第三阶段，1960～1964 年，双方在一系列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出现了分歧就需要辩明是非，这就是 1960 年双方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各自表述，以及在世界工联会议和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争吵；1963～1964 年双方通过报纸和电台开展的公开性政治大论战。前期属于内部讨论和争执，目的在于说服对方承认错误并留在阵营内，而后期，即 1962 年末中共在内部将与苏共的分歧确定为敌我矛盾后，双方开始了指名道姓的政治大论战，目的在于击败对方并将其排除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中苏两党关系先行破裂。与此同时，毛泽东调整中国的对外防御战略，苏联成为除美国之外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另一个假想敌，莫斯科则在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僵持时把中国视为觊觎苏联领土的扩张主义者。中苏同盟关系破裂的命运至此已经无可挽回。


　　从逻辑上讲，分歧并不等于分裂，也不一定会导致分裂。分歧和矛盾是任何同盟关系中普遍存在和难以避免的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比如英美、英法、美法、美日、美韩之间的关系，并非和谐美满，有时甚至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是，西方的同盟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破裂。用前引中央情报局的方法和逻辑完全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他们之间维系相互关系的原则和标准是国家利益，而在冷战时代，这种国家利益的最终体现就是保证在与共产主义世界对抗中西方国家的整体安全。为了这个根本的利益，每个国家都可以、也愿意在某时某地放弃眼前利益和个别利益，就是说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妥协来保证同盟的继续存在。利益是可以分割和让渡的，以利益维系国家关系就容易达成妥协、化解矛盾。因此，仅仅存在分歧和矛盾并不意味着同盟必然破裂，而只是预示了一种可能性。如果双方能够实现妥协，弥合分歧，缓解矛盾，那么分裂是不会发生的。然而，中苏之间的分歧并非利益之争。


　　为了证明自己所采取的政策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中苏双方必须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中寻找理论依据。因此，这一阶段的表现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和争论。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争论与他们同资本主义阵营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不同，后者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如同莱夫勒教授所说是一场争夺人类灵魂的斗争［12］；而前者则是在同一意识形态内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其实质并非信仰之争，而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话语权之争———如同第一国际马克思与蒲鲁东、巴枯宁的争论，第二国际列宁与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争论。在中苏两党之间，无论是前期的内部讨论还是后期的公开论战，在争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话语权的背后，实质上是在争夺对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导权。⑧因为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话语权，才能占据国际共运领导者的正统地位，取得领导社会主义阵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合法性。在这方面，摩根索所说意识形态的工具性特征显得十分突出。⑨中共指责苏联是“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在苏共看来，中国则是“教条主义”和“‘左’倾激进主义”。从本质上讲，1960～1964 年中苏之间进行的是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自身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中正统地位的斗争。


　　此时，1956～1957 年出现的潜在因素便开始发生作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同样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其激烈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他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冲突，但那时毛泽东却甘愿服从斯大林的领导，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共还不具备挑战苏共在国际共运中领导地位的能力。到 50 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政治地位逐渐发生变化。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无疑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共产党则日益崛起，特别是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参与处理波匈事件、支持赫鲁晓夫渡过政治难关，毛泽东感到他应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未来的发展承担更大的责任。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于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不同认知开始显露，他们所制定的国内发展路线和方针也出现了分歧。苏联寻求缓和，中国则制造紧张；苏联希望和平环境，中国则鼓动革命情绪；苏联主张平衡发展，中国则非要打破平衡。这种分歧直接影响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斗争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苏共领导人本来就缺乏政治经验，现在思想路线又出现偏差，如何还能领导社会主义阵营？尽管由于苏联国力雄厚且颇具国际影响力，毛泽东从冷战格局的现实出发，只能强调“以苏联为首”，但毛寻求的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格局本质上是中苏两党平起平坐而中共要“垂帘听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导权的重要体现是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在共产党的理念中，只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也即拥有意识形态话语权和正统地位的党，才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格。于是，中苏之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就逐步上升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让步，可以妥协，因为还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主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其实，中苏双方并非没有认识到他们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非不知道同盟破裂只能有利于他们共同的敌人，从本意讲，这对兄弟谁也不愿意分家，但问题是由谁来当家。两兄弟都要当家，就只有分家。


　　就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而言，中共无疑占据着优势。道理很简单，马克思和列宁生活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他们的理论反映的是对那个时代的思考。中共认为战后世界仍然处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所以他们从自身体验出发对马列主义的理解自然更符合马克思和列宁本人的原意，用“经典作家”的言词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也就顺理成章了。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则认为时代已经变了，而追求和平与发展就无法完全按照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行事。但马列主义的大旗既不能放弃，对马列主义又不便谈“修正”，所以苏共在政治论战中往往陷入理屈词穷的尴尬境地。这就难怪毛泽东常常讥笑赫鲁晓夫不懂马列，也难怪赫鲁晓夫在冲动之下采取意识形态争论之外的手段 （如撤退专家、撕毁合同），试图压迫中共就范。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勃列日涅夫等苏共党内的保守派上台执政后，实际上已经有意放弃赫鲁晓夫的路线，其政治和政策取向正在逐渐与中共合拢，但是在 1964 年 11 月中共提出只有苏共公开宣布改变二十大路线才能谈到中苏和解时，勃列日涅夫却采取了强硬的拒绝态度。这就进一步证明，中苏之间的争端不是利益和声誉问题，也不是意识形态本身的问题，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权问题，甚至是双方领导人在社会主义阵营及本党中的合法性问题。无可奈何花落去，中苏关系走到这一步，同盟的命运就只剩下破裂这一条路了。


　　第四阶段，1965～1969 年，中苏关系从两党分手走向两国交恶，中苏同盟彻底破裂。1965 年 3 月中共拒绝参加莫斯科会议，标志着中苏同盟公开瓦解，国际共运正式分裂。毛泽东未能取得对苏联创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导权，甚至难以在其中立足，便决定“另起炉灶”，重新组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队伍。此后，随着边界问题的愈益被政治化，领土纠纷作为一种新的军事冲突因素，介入到了两国关系的前途之中，中苏国家关系日益恶化，双方均视对方为敌对国家。最后，1969 年的珍宝岛武装冲突使中苏关系转向公开的对抗。从此之后，便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和冲突。中国调整外交战略，联美抗苏，冷战国际格局也开始出现转型。

　　上述历史过程和对这一过程的分析表明，这里的关键词是主导权。就是说，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原因是双方对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同盟的主导权的争夺。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中苏两党领导人为什么非要争这个主导权呢？为什么他们要置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同盟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中苏两国为什么会抛弃发展势头良好的合作前景，最终走到了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为什么社会主义盟国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时，就不能相互妥协而保证同盟的继续？一句话，为什么中苏之间的关系就不能由利益来维系，以利益为准则呢？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争夺主导权表现出中苏关系的特殊性，那么这种特殊性寓于之中的普遍性又是什么？这就需要把讨论引向更深入的层次，即图示中的另一个关键词———“结构失衡”所包含的内容。（未完待续）

　　沈志华、李丹慧，《探索与争鸣》  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