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8日 星期六

学者:应公开“文革”充当告密者的一切史料


核心提示:像对待告密一类问题,前者明显地是有选择地公开档案,而后者则主张公开全部史料。不偏袒、不避忌的态度才是历史的态度。对于“文革”,以及运动中的种种恶行,需要从政治性否定过渡到历史性否定;否则,有可能产生“‘文革’连续性”,不特以牺牲历史真实为代价。

告密作为一种文化,已然进入几代人的精神生活之中。无论个人或社会,都必须具有正视的勇气。唯有敢于正视,才有深入的理性思考;不然,我们将长期无法摆脱这样一份阴郁的政治遗产的纠缠。

但当事人或掌握史料者拒绝公开事实真相,我们面对的历史就将因沉默而余下许多空白。这样的历史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甚至可能是虚假的。

说,还是不说?不但影响历史的真实性,而且还存在着一个公正性、正义性问题。

“真正的后果是使庸人、懦夫和溜须拍马者得志,而令有识见、有创造性的人沉默。”在整个迫害过程中,告密行为显得特别活跃。

哈维尔说:“归根结底,人们需要活着,这是他们如此容易地和政府保持一致的关键之处。”的确,生存是一种权利。有人便干脆把“人权”简化为“生存权”,将生存贬低为“活着”。活着,表面上看起来并非为了博取分外的利益,而仅仅在于维护起码的生命权,然而通过告密,以危及他人的生存来换取自己的生存,仍然是不道德的、犯罪的。

为什么像告密这种违反人性道德的行为会受到保护,以致官方及保守知识分子总是以“维护大局”、“向前看”等种种理由阻遏对它的揭露?著名的法兰克福批判家阿多尔诺和哈贝马斯都曾分别指出,在纳粹与德国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就是说,产生集体隐瞒,不但可能出于同代相契性,也可能出于同位相契性。由于存在着这样一种历史连续性,许多有关罪行和罪责的问题便容易被忽略,或有意被忽略,即使要付诸讨论也不可能深入和持久。

对于“文革”,以及前“文革”的系列政治运动,至今朝野上下一致取否定态度。但是,应当看到,这是一种政治性否定,而非历史性否定。两者的不同,就在于:政治性否定乃出于政治需要,以洽合性、权宜性、定向性为特点,呈半封闭状态;而历史性否定则出于历史需要,以必然性、公正性、超越性为特点,呈现全方位开放态势。所以,像对待告密一类问题,前者明显地是有选择地公开档案,而后者则主张公开全部史料。不偏袒、不避忌的态度才是历史的态度。对于“文革”,以及运动中的种种恶行,需要从政治性否定过渡到历史性否定;否则,有可能产生“‘文革’连续性”,不特以牺牲历史真实为代价。

哈维尔指出:东西方同样面临一个基本使命,就是“抵制匿名的、非个人化的、非人性的权力,抵制这种非理性的趋势,它以种种意识形态的、制度的、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的、伪饰的语言及政治口号的方式出现。”他又指出:“坦率不可能通过不坦率而建立起来、真实不能通过谎言而建立起来,民主的精神也不可能通过权威审查而建立起来。”

“文化大革命”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巨大的创伤记忆,同时也曾给世界带去不少伤痛的困扰。保存记忆,深入地发掘记忆,发掘混乱、不幸和痛苦的根源,对于中国和人类的未来都将是一个贡献。可是,40年过去,我们的记忆不但得不到拯救,反而不断地被阻断,被掩盖,被涂改,以致流失殆尽;有关的纪念馆、博物馆建立不起来;而对“文革”的研究,无论是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甚至从来是“撄人心”的文学,到处是触目的盲点。对于“文革”,整个民族缺乏一致的历史主义的认识,缺乏“‘文革’认同”。对待已有的似是而非的结论,又缺乏足够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林贤治,摘自《学习时报》2009年10月5日第12版,原题《告密、记忆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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