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五日，刘宾雁客死他乡；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刘宾雁的骨灰安葬仪式在北京门头沟天山陵园举行。没有哀乐。没有旗杖。刘宾雁生前为自己写的墓志铭，不准刻在墓碑上。但是，可以相信，随着时光的流逝，刘宾雁墓前的这块无字之碑将越来越具有历史价值，终将成为未来的人们认识我们这个时代的宝贵文物。“中国的良心”刘宾雁的名字和他的墓志铭已经刻在人们心上，将被人们长久记忆，永远不会风化磨蚀。）
他少许进食之后，在注射的吗啡影响下，安然入睡，便再没有醒来。美国东部时间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五日，凌晨零点二十五分，他呼吸停止了。
噩耗通过互联网很快越过大洋，在世界各地传开……
此刻，在我脑海上，漂浮的，是他故乡东北那一片森林，树林之上飞雪纷纷扬扬，天上地下一片雪白；我听到，在《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或深沉宽广、或激昂低回的管弦乐音徐缓升起之中，传来他沉稳的声音：
【我生来是一个爱幻想、有几分怯弱又不善社交的人。在正常环境下，我多半会成为一个离群索居的诗人，或埋首古籍的学者。我的母亲，我童年的伙伴和我本人，绝不会想到我在三十岁上卷入中国的政治漩涡，成为全国闻名的政治罪人。更不会有人猜到，三十年之后，我会重蹈覆辙，第二次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遭到最剧烈的谴责和批判……】
刘宾雁先生终于离世了，这个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称为“中国良心”的报告文学作家，一位身上浓缩了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
刘宾雁在他八十岁生日庆祝会上
一
青年时代的刘宾雁曾经一夜成名。
那是一九五六年。那年，四月号的《人民文学》在头条地位发表了他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副总编秦兆阳写了按语，给予很高的评价，甚至说“我们期待这样的作品已经很久了”。接着，也是秦兆阳的要求和安排，刘宾雁写了另一篇报告文学名作〈本报内部消息〉，在当年六月号和十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在桥梁工地上〉批判党内保守主义，口气其实很温和，但确实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一篇揭露党内阴暗面的有锋芒的作品。〈本报内部消息〉也是揭露批判官僚主义，其中直接提到了新闻自由问题。两篇作品在中国大陆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正是在刘宾雁的影响下，报告文学这个文学体裁在全国流行开来，特别是，流行开来还有一个响亮的文学口号——“干预生活”。
当时的刘宾雁，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么，是在什么契机下唤起创作〈本报内部消息〉这样作品的冲动的？他记得很清晰——是一九五六年随邓拓到波兰开国际新闻记者协会理事会时受到启发。当时苏共刚举行二十大，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暴行的秘密报告，部分内容循着“小道”已经传到华沙。他们每天在新闻记者俱乐部吃饭，自然要彼此传播这些东西。当时，东欧的变化比苏联快。华沙街头很多地方摆着报纸，共产党报纸、右派报纸都有，英国、法国报纸也公开摆着，随便看。他们访问了几家报社和杂志社之后，热血沸腾。接着，中共中央给十三级以上的干部传达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刘宾雁更感到有信心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大鸣大放期间，刘宾雁常常兴奋得夜不能眠。凭着新闻记者的敏感，更由于高涨的政治热情带来的自信心，他竟然要直接向毛泽东进谏。二十五日，他在上海电台的地下室寓所里给毛写了一封信：“……请您注意：一，党内高级干部中，一个特权阶层已经形成。他们已完全脱离了党组织与群众的监督，成为新的贵族……二，在多数工矿企业中，党的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东北的一些工厂中，党员起好作用的不到四分之一……在机关中，党内健康力量不得伸张，占优势的仍然是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有些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政治热情衰退……者竟达三分之一以上……关于党与群众关系的普遍恶化，就无须写了。”
耽于理想主义的刘宾雁，不可避免地过于天真了。后来他才知道，就在写这封信的前十三天，五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他写的关于上海鸣放情况的报导〈上海在沉思中〉，毛泽东看到，当即批示：“看来，有的人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乱。”“阳谋”在胸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显然把刘宾雁看作是“要在中国煽起匈牙利式的暴乱”的“右派”代表。但毫不知情的刘宾雁却还要如此多情地进言，这就真是毛后来嘲笑的“自投罗网”了。
转眼之间，曾经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刘宾雁成了“人民罪人”。虽然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也暗中保了他一下，但他在劫难逃，他是毛泽东点的钦犯，终于被打成右派，开除出党，送到外地劳改。此后，二十二年金色年华无声无息地付诸东流。在那凄凉岁月里，他极力回忆起来，最多也只有两三个人去探望过他。
但后来刘宾雁对此厄运却很坦然。他竟然说：“我最好的出路，就是当了右派，离开了官场。”想想此话也对。如果刘宾雁当时一路飞黄腾达，那很可能在文革中要不死于非命，要不成为御用帮凶。该知道，于一九二五年农历元月十五日元宵节出生在哈尔滨市的刘宾雁，可以说是革命的“老资格”。他一九三九年十四岁就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共时才十九岁。一九五六年定行政级别，刚过“而立之年”的刘宾雁就是共产党的十三级“高干”了，有资格坐软卧、坐飞机，一个月工资一百五十八元人民币，又有用不完的稿费。在当时简直就是一个富翁，刘宾雁说他都不知道钱该怎么花。“那时年纪不大级别不低，哪儿知道老百姓的疾苦？……如果不是自己倒了大霉，跌到底层，哪里知道中国社会的实情？！”
二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
刘宾雁此时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但他义无反顾。一九七九年二月获得平反后，马上重出文坛，写出一系列关心老百姓疾苦、尖锐揭露腐败和社会黑暗的报告文学作品，其中尤以一九七九年九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人妖之间〉脍炙人口。他发展了他五十年代已经形成的风格。〈人妖之间〉所揭露的社会矛盾，不再是局限于某一桥梁工地或某一报社编辑部之类的个别的特定单位；在跟踪王守信这个贪污犯从一个粗鄙浅薄的女人变成“当代英雄”的过程中，刘宾雁追查到县委、地委、直到中央商业部某局等许多单位，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他探讨了王守信之所以能成事的土壤，第一次在报告文学中引起人们对共产党内的腐败以及中国社会政治制度问题的注意。这部作品的发表，被人称为“等于引起一场地震”。事实的确如此！
刘宾雁的所有作品都融入他的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见解。他不但淋漓尽致地描绘事件的过程，而且喜欢以政论的语调来夹叙夹评。叙述时生动简洁，绘声绘色；议论时逻辑严密，锋利明快。所有分析、引申、挖掘，政论性极强，鞭辟入里，富有真知灼见。其中〈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等作品，成为那一个时代报告文学的经典之作。〈人妖之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后发行了一百多万册，书一出来就卖完，真可谓盛况空前。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刘宾雁在中国大陆家喻户晓，成为受到广大民众敬仰和热爱的作家，在国际上也受到广泛的敬重。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应该说这主要还是因为他令人敬佩的坚定不屈的政治信念和好打抱不平、助人为乐的崇高的道德人格。全国各地许多人，尤其是下层的干部和工人农民——那些今天称之为“弱势群体”的人们，把刘宾雁称之为“中国的良心”，当作他们的代言人，甚至找上门来，请刘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问题。例如，一篇关于辽宁的报导发表之后，刘竟收到了八千多封读者来信！不轻易夸奖人的文学大家钱锺书先生，曾引《论语》称赞刘宾雁是“仁者必有勇”，又赠给他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一九八五年年初，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首次自由选举中，原来并未列入候选人名单的刘宾雁，居然以第二最高票当选作协副主席，可见他在整个文坛上威望之高！
受到刘宾雁（以及另一流派代表徐迟）创作方向及其作品的影响，报告文学又一次而且以更大的声势在中国大陆异军突起，发展成针砭时局和呼吁改革的一种特殊文学样式。特别是，当时出现了文评家归纳为“以问题为中心的报告文学”的新品种。具有强烈社会性、政治性的大事件、大问题成了报告文学的主题和表现内容。过去的作品，焦点只在一个或几个人物身上；现在不少杰作，一下笔就洋洋洒洒，采用宏观的角度，全景式的透视，有些甚至带有学术性的味道。这绝不仅仅是形式或表现手法上的变化。人们在作品中明显感受到作者的历史反思以及这种反思所暗示的政治要求。现实生活中关系到人民大众切身利益的许多敏感问题，也都在报告文学作家关注之列。这些作品并不听命于某党某人，不是歌功颂德之作，而是作家出自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进行认真思考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判断的结晶。他们发自心底的声音，或多或少带有冷峭的、批判性的色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后几年，报告文学在中国大陆高度发达、高度繁荣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例如，一九八七年十月，九十九家杂志、报纸共同举办《中国潮》报告文学徵文比赛，应徵作品几乎有一千部之多！带批判性的、以问题为中心的报告文学作品成了这个文学样式的主流。苏晓康、麦天枢等报告文学作家则饮誉全国。他们发展了刘宾雁的“干预生活”的信条，甚至是以文学“干预政治”了。如果说民主是刘宾雁报告文学的灵魂，苏晓康等人倡导民主更为大胆（论者称他们代表“浪漫理性”阶段）。他们许多作品，其道义水平之高，社会震撼力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报告文学使整个中国文坛为之激动，一九八八年半年多时间连续开了几个全国性的研讨会。这一年被文史家称为“报告文学年”。由于报告文学的极大成功，文史家相信，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某一文学样式可以特别获得迅速发展而达到高峰；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后那几年，对中国大陆而言，就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报告文学的时代。这甚至是刘宾雁所预料不到的。他当然是喜出望外。他对后继者的新成就，可真是老怀欣慰了。
三
刘宾雁一九七九年重出文坛的亮相之作是一篇论文，就是发表在《上海文学》三月号上的〈关于“写阴暗面”和“干预生活”〉。刘认为，“干预生活”是一个涉及“文学的根本特性”的问题；而且，“这其实首先是个如何作人的问题，其次才是文学问题。在封建时代，尚且提倡仗义执言，舍身死谏，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对于关系到人民利益、社会主义成败的大是大非问题，反倒不许人们干预，岂非咄咄怪事？”
这是一篇翻案文章，为他刘宾雁二十多年前曾经倡导却遭到严厉批判的文学口号作自我辩护；这是一篇挑战书，挑战当时还相当流行、但已陈腐不堪的文学理念；这也是一篇宣言书，宣告天下他刘宾雁初衷不改！
许多人都说，刘宾雁其实不像一个“本分的”文学家，虽然他写报告文学已是闻名天下。这也难怪，他的职业是记者，他更热衷于政治，是个忧国忧民的改革家，或者说，是个怀抱“第二种忠诚”的十足的理想主义者。
<第二种忠诚>是刘宾雁发表于一九八五年《开拓》杂志创刊号的报告文学。他通过作品中的两个人物，表达自己的忠诚观。所谓“第二种忠诚”，即是作为有头脑、有是非、有热血的党员，对党应该抱实事求是的理性的态度，对它的方针政策，也要分析，不能盲从；支持它的正确的主张是爱护它，揭露和纠正它的错误同样是对它的真诚的爱护。这种赤子般的真诚，正是刘宾雁自己的人生理念和行为准则。
那么，“刘宾雁岂不是自命为针对党的检察官和法官了？！”党内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元老不能容忍了。在他们眼里，复出以后的刘宾雁一直是个可疑的问题人物。现在，刘的“问题”升级了——以前他的报告文学以及相关的调查只是受到几个地方党委的攻击；现在他进一步惹起了中央一些人如胡乔木、邓力群的不满。
不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很奇怪很有意思的社会。就像很多政治历史研究者所说，几乎不可思议的是，整个十年，政治风云反复变幻，大致上竟是逢双年反“左”、逢单年反“右”！或者是同一个时间，有些领导人反“左”，有些领导人反“右”。一九八六年七月间，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软科学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传出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信息。万里竟说不仅一般政治问题、连政府的政治性决策也是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的。万里在讲话中，还一度离开讲稿，说起刘宾雁的文章来。他说，“刘宾雁的文章<第二种忠诚>我最初没有看过，听说引起很多人反对，找来看了。我看很好嘛，我们就是需要第二种忠诚嘛。”几天以后，万里还约见刘宾雁。刘来到中南海万里的寓所后，万里见到他第一句话便是：
“我们就是需要你写的那种‘第二种忠诚’。一个党，一旦听不得不同意见，它就完了。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或者社会党、基督教民主联盟，都一样，只要听不得批评，就必定要垮台。”
谈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刘宾雁，自然一定要谈到胡耀邦与他的关系。
第四届文代会上和胡耀邦在一起（1985年1月）
刘宾雁曾经回忆说，一九五八年二月，他的命运已定、准备下乡劳动改造的时候，胡耀邦把他和团中央系统几名资格较老、地位较高的右派分子找到团中央小会议室去。这时他们这些人最关心的是前程问题，心情都是灰溜溜的。胡耀邦似乎有意表示，他并不认为刘宾雁等人是反党分子，是敌对分子，他的态度和以前一样，仍然以“同志”相称。谈到犯“错误”的原因时，他特别提到刘，说：“比如刘宾雁，就是骄傲了嘛，尾巴翘得太高了嘛。”
胡耀邦对刘宾雁的关心爱护是有目共睹的，刘宾雁也是感恩的。然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本性不改”的刘宾雁给现在已成了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带来很大的麻烦。例如，一九八四年秋，刘宾雁写陕西省一个案件的文章引起一场大风波，竟闹得胡耀邦为首的书记处一个多月不得安宁，以致胡不得不出面批评刘。他的话是：“刘宾雁没有接受一九五七年的教训。他还是不要作《人民日报》记者，去当作家吧。”但胡耀邦的话在《人民日报》传达之后，又引起编辑部一片哗然：“谁应该接受反右派斗争的教训，不是党中央吗？难道要被迫害二十几年的‘右派’来接受教训？”
刘宾雁知道他每引起一个省委的不满和攻击，都使胡耀邦很难办，但胡始终暗暗关心和同情他，每次都给以保护，不然他是不可能继续当记者，继续写作到一九八七年的。而刘宾雁和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与有志于改革的人一样，对胡耀邦寄予极大的信赖与期望。人们都说，胡耀邦最得人心的是他的两个概念。一个叫“假大空话”，概括了思想上理论上的那些曾经被认为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然而不切实际、甚至虚妄、谬误、骗人、有害的话语口号。他主张对这些东西就是要藐视，要戳穿，要抛弃，不管是谁的发明，不管来头多大。早在一九七八年，他组织和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反对“两个凡是”，影响非常深远；而近的就是继续千方百计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开放改革”方针路线披荆斩棘，鸣锣开道。另一个概念叫“冤假错案”，概括了政治上组织上的种种冤狱。也是在一九七八年，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便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主持对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无论受害者是党内的干部还是非党的民众，哪怕是毛泽东亲自拍板定性的，他都主张一风吹，一概平反昭雪。而刘宾雁在下面所作所为，作为一个记者也好，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也好，无非是在戳穿“假大空话”、平反“冤假错案”这些大工程上添砖增瓦、略尽绵薄而已。
但当胡耀邦竭尽全力试图进一步开放改革、试图进一步实施他的治国方略的时候，他在某些元老眼中也成了问题人物了。一九八一年对《苦恋》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大”前夕《解放军报》和上海《解放日报》同时发表一篇题为〈共产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的居心叵测的文章，特别是一九八三年来势汹汹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最终目标都是要搞掉胡耀邦。刘宾雁和他的朋友们都常为胡耀邦揑着一把汗；胡耀邦的安危，成为他们关注中国政局动向的中心。显然，虽然刘宾雁与胡耀邦地位差别很大，但他们对党内黑暗丑恶的东西，均是不遗余力揭露鞭挞，不护短，不回避，在这些方面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他们都是心直口快，满怀激情，既执着，又天真，忧国忧民，是正直的理想主义者，也是悲剧人物。（未完待续）
何与怀，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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