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半身铜像
一九八六年末至一九八七年初，第一个大变动终于发生了。堂堂中国共产党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一次非民主的、更说不上正式会议的什么“民主生活会”上被废黜了，罪名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无数冤假错案的大无畏的平反者，自己却成了冤假错案的殉难者！
顺理成章。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七时，中央电视台按“每五天宣布开除一个”的计划，像十天前公布开除王若望、五天前公布开除方励之一样，宣布开除刘宾雁党籍的决定。刘的罪名和前者一样——“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
四
很早以前便有人问刘宾雁：你和一家人那些年受到那么多罪，为什么一九七九年重新拿起笔来，就写〈人妖之间〉这种作品呢？难道不怕再祸及全家吗？
最初，刘宾雁的回答是：“在一九七九年那种气氛下并不觉得〈人妖之间〉这种作品会带来多少危险。”很快，这个答案不切当了，因为他开始遭到攻击和威胁，却依然在写。其实，从一九八二年起，刘宾雁就知道自己不会有好下场。一些先例已摆在那里：先是哲学家郭罗基、作家白桦、诗人叶文福、评论家阮铭，后来又有哲学家王若水、李洪林……等等，一个个或被剥夺发表作品的权利，或被撤职、开除党籍。有一次刘宾雁和王若水议论他们的前途，刘说：“真怪，我们这些人无疑是最拥护三中全会路线的，为改革宁肯牺牲自己，可是我们一面这样做，一面又不得不提防着随时可能被我们所拥戴的人踹上一脚。你说是不是？”王若水说他也有同感。果然，一年以后，在一九八三年“清污”运动中，王若水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职位就被拿掉了。
著名女作家张洁为刘宾雁找到的解释是：“刘宾雁这人儍，他是‘笨人刘老大’！”张洁借用王毅、刘锦云那篇描写文革中一个农民的悲惨遭遇的短篇小说〈笨人王老大〉（作品曾获一九八零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九八七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所作的比喻，用著名诗人邵燕祥后来的话说，“文学界友人深然之”。刘宾雁似有所悟，觉得自己大约也是缺点心眼儿，对有些事，神经比常人迟钝，大意失荆州。后来，刘终于找到了答案：第一脚迈出去的时候，他确实不知深浅，想不到会有什么危险。过些时候看到危险了，但这时觉得背后有一个力量在成倍地增长，那就是他的读者，中国各阶层的人。他们人多势众，在背后推着刘宾雁前进，让他甚至感觉到他们越来越热切的呼吸。于是，刘宾雁欲罢不能，甚至有恃无恐了。
即使被开除党籍，刘宾雁也感到背后民众的支持。说来好笑，这个决定，按党章规定，应该召开党支部大会来讨论，但这个会始终不敢开。据说上头分别找过刘所属支部的党员谈话，发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反对，而且难以说服和压服。在《人民日报》报社以外，也作过试探。找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三人都认为开除不妥，对共产党不利。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宣布开除那天，从下午三时起至十时，共有二十七位客人到刘宾雁家里表示慰问。有人向钱锺书提起刘被开除党籍的事，钱先生也说，他赠给刘“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副对联，“是不收回的”。三十年前刘被打成右派以后的二十二年中，敢到刘家来的客人不超过寥寥数人；今天，同样事情发生之后，刘反而声名大噪，家中更是门庭若市。
刘宾雁深切感到，他的生命是和中国人民紧密相连的。他不无自信地觉得，不像三十年前，他现在还是可以做一点事的。他从中才找到他生命的意义。但是，此时命运之神又和他开了一次玩笑。一九八八年三月，被开除中共党籍的刘宾雁却意外地得到接受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的邀请的批准，到美国研究和讲学。这个批准是经过赵紫阳亲自同意的。看来胡耀邦的继任者亦同情刘宾雁。（陈一谘回忆他任中国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时，有一次和赵紫阳总书记谈起刘宾雁，陈说：“我接触过刘宾雁。宾雁这个人有正气，敢说真话。”陈还把他对〈人妖之间〉的看法告诉了赵紫阳。赵没说话，过了一会儿点点头，说：“说真话不容易呵！”）但赵总书记这个“同意”不知道对刘宾雁究竟是好还是坏，总之，刘的命运因此又发生极其重大的变化——一年之后，“六四”发生，刘宾雁不能返国，从此开始长达十八年的流亡生活。
刘宾雁曾经伤感地说：“正是在我要同心同德为这个党的事业主动地、多少有点创造性地献出我的力量时，我却开始成为它的最危险的敌人。”他自以为“忠诚”啊，而且还是他觉得的更为宝贵的“第二种忠诚”！但事实上他就是被视为一个“敌人”。多么巨大的矛盾！多么巨大的痛苦！现在，他更要成为一个政治流亡者了。对于刘宾雁这样一个只有在中国大陆才是他真正的活动场地的社会改革家，流亡生活无疑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不过，即使处在这样一个不堪的境况，十八年来，他魂牵梦绕地一刻也忘不掉的是那块哺育了自己灵与肉的土地和人民；“老百姓的疾苦”始终是他倾注心血研究问题的起点和终结。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怀始终激荡着。真是一个“笨人刘老大”！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的执着追求者！已经步入老年的刘宾雁，流落他乡，关山万里，却正是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所说的，“进亦忧，退亦忧”，终日念兹在兹的仍然是他的“国家”和他的“人民”。刘宾雁的友人都说，也都最感慨，他的一个行为方式就是，每次有来自大陆的中国人，不管来自何方，不管身份何属，也不管社会地位高低，只要他知道，只要能够前去探望或请到家来问询中国国情，他必定这样做。年长日久，朋友们渐渐养成了一种习惯，但凡有可能，必定将自己身边来自国内的朋友通报给他，接到他家，让他做详细的调查了解。他心头时时刻刻都萦绕著一堆问号。难怪有个作家开玩笑说：“跟刘宾雁一起吃饭最倒霉了，他永远忧国忧民，这饭菜哪还有味儿！”
刘宾雁忧国忧民的理想主义精神，如人所说，是他生命萌发期种下的“牛痘”，那痕迹永远抹不掉。人们更不无崇敬地、也许还有点惊讶地发现，刘宾雁在如此逆境中，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却从未改变他的基本信仰——他自少年时代起，在目睹国破家亡的民族不幸和国民党统治末期的腐败、堕落和社会不公后，建立起来的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仰。
刘宾雁对一种他称之为“宁右勿左”的现象不以为然。他说，中国大陆过去长期的政治生活中，许多人行事均“宁左勿右”，现在在美国，我们可不能简单地倒过另一边去啊。刘宾雁在美国生活十八年，当然对美国社会的优越性深有体会，但他从马列主义分析方法出发，对其中他认为的弊病，对布什总统某些国内外政策，特别对他的伊拉克战争政策，又有不少微词。他本能地不喜欢弱肉强食、贫富悬殊的资本主义，非常警惕美国具体政策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陷阱。对于中共，众所周知，他批判甚多，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赞成对中国革命的历史一笔抹杀。
刘宾雁说，当年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能说是共产党那么一煽惑就走的啊，而是有它历史的必然性。社会主义的最初冲动发源于消除社会的不公，而现在社会仍然不公，因此更应该研究社会主义所经历所创造的一切──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社会主义岂能一扔了之？”他不认为、或者说不甘心，社会主义就该这样在中国失败了。
刘宾雁的确痛苦和迷茫：为什么自己一生奋斗的理想距现实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他多次和友人谈起，为什么二十年间中国会变得如此物欲横流，贪污腐败，贫富悬殊？！但是，他当年加入共产党时，为寻求一个民主、自由、公平、人性社会的火焰，仍然不息地在胸中燃烧！人们发现，他生命最后这几年特别密切关注、研究起拉丁美洲来了。原来他想从中为中国大陆的问题找出某些经验教训。他反复质疑：偏向资本而压制劳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道路，真的是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贫困的福音吗？如果我们坚定地支持劳工权益，是不是也必须要同时拷问我们自己对待资本的态度呢？
刘宾雁一些观点看法，显然不同于他周围一些人，包括他一些朋友。这个当年的大右派，竟然也被人或明或暗送上一顶“新左派”的帽子。今年十月九日，即是去世前不到两个月，刘宾雁在疾病的极度折磨中，为纪念胡耀邦九十冥辰写成六千多字的文章〈孤独的胡耀邦〉。可以看出，这篇后来成了他的绝笔的文章，也是他心灵境况的某种反映——他在美国追求他的真理的崎岖小路上，也是孤独的。但理解他的朋友知道，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思考和抗辩，正是出于他对人类正义、公平执着追求的赤子情怀。刘宾雁决非那些无视制度性不公的前提却妄谈“社会公正”、并企图用毛泽东文革中或文革前所施行的那一套来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所谓“新左派”。他也决非那些将其列为“新左派”的人的浅薄无知所能理解的。
刘宾雁借用学者秦晖的话说，我们在反对党内老左派头子胡乔木、邓力群的“假主义”上花了太多精力，却疏忽了中国毕竟面临很多“真问题”。他决心要切实研究这些“真问题”。他的决心，他的几乎可以说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让每一个知道他病情的人万分感动，万分心痛。这两年，他的癌细胞已经由直肠转移到肝部，其实已经是癌症晚期！但他没有给吓倒。他以说笑的口气说：医生当时切除癌瘤时，说长到这么大，已经有十年了。这就是年纪大的“好处”——癌瘤发展得慢。现代科学发达了，观念也得改变了，杂志上有篇文章说，以前认为，癌症意味著人生的终点，现代人却得习惯带著癌症继续走人生之路。他说他也能习惯，活下去大概问题不大。再活十年就行！他要带病完成他目前正在撰写的回顾自己一生、思索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著作《走出千年泥泞》。今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他八十诞辰庆祝会上，刘宾雁刚毅地说：
再活十年（我觉得少了点）的话，我会更加珍惜时间。近年来悟出一个道理：对于中国，个人的作用是太有限了；但是它又是别人代替不了的。只要脑子还好用，就一定要多留下一点东西，不管年轻人爱不爱看。总之，一方面觉得自己能够不死、不精神崩溃、不家破人亡，太幸运了，应该多做点事；现在，心里就更是诚惶诚恐了……相信我，决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待！
五
可惜，命运之神没有特别眷顾刘宾雁。他走了，留下他一大堆未竟的事业……
想不到他的名字就是他的宿命。如同大雁永远留在异乡为宾客，他没有能够活着回到深深牵挂着的祖国，没有能够在北京街头和他日夜眷恋着的民众打打招呼，说上几句话，这成了他永远的遗憾，也让许多热爱他、敬仰他的人感到心伤。
人们想到了屈原。刘宾雁与中国古代这位伟大的诗人一样，都追求真理，抨击权贵和邪恶，都遭到放逐，不怨不悔，最后客死他乡。人们说，自古以来，“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似乎成为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不变的“职责模式”；“不以成败论英雄”，不幸成为永远处于“败势”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情豪语。刘宾雁也这样悲剧地走完他的一生。
但是，走完八十年生命旅程的刘宾雁，“耿耿良知耀日月，铮铮风骨擎苍天”。他以赤子之心，自始至终追求人类的公正与正义，完成了他大写的人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人们无不为刘宾雁的人格所感动。这个人的一生揭示了：人格的力量有可能超意识、超党派、超宗教、超国界，有可能超越具体观点立场的不同。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无论左、中、右，无论社会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或是反马克思主义者，或自由派知识分子，无论他的仰慕者追随者或是心存隔阂者，无论他的批评者或被他批评过的人，都觉得刘宾雁实在人格高尚，刚正不阿，堪为典范。的确，几代中国人，扪心自问，谁没有或多或少受到刘宾雁的“启蒙”？谁能否定他留给中国思想界文学界的精神基因？
当年，胡耀邦对不止一个人说过：刘宾雁这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大作家。胡耀邦这个期许，也许没有完全实现；但是，作为“中国良心”的刘宾雁，他晚年的坚守和追求，可能远比文学史上的刘宾雁更为可贵。
“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这是刘宾雁生前希望将来在他的墓碑上，只写上的一行字。
是的，刘宾雁先生，您已经做了您应该做的事，说了您应该说的话。
刘宾雁弥留间，最后最清晰的一句话是：
将来，……想起今天……这样的日子……，会非常……有意思。
是的，将来，我们每个人，都会想起今天这样的日子，都会觉得非常有意思……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七日初稿，十八日修改，于澳大利亚悉尼。）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根据报道后记：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刘宾雁的骨灰安葬仪式在北京门头沟天山陵园举行。没有哀乐。没有旗杖。悲咽的北风，迫使两个仪仗人员一左一右牵扯住前导的灵伞。灵伞之下，神情肃穆的刘大洪捧着父亲悄然回归多年的骨灰盒；外孙李达宽捧着一帧风骨俨然的刘宾雁木雕遗像，紧随其后；女儿刘小雁以及卢跃刚等人搀扶着八十一岁高龄的朱洪老人，缓缓行进在亲友与严格限定的来宾混合的送葬队伍最前面。
铺排在墓前的两幅挽联，形象而大气磅礴地凝蕴着刘宾雁的旷世风骨。
一幅写于刘宾雁逝世三周年：
鸦雀无声雁有声，党名除却彰民名；
世间唯有人心大，春日鞠躬向厝灵。
挽祭归葬的另一幅写着：
徒有两度离骚，失土得天，彼厄徒增了塞翁志气；
不留片言墓志，为文做事，此园永驻着中国良心。
还有刘宾雁生前好友撰写的三幅挽联：
谁怜英雄无归地；磊落良心恨入天。
日月真明长在望；风云苍黄久相期。
稷石断裂无言 悲怒鬼神泣；极碑矗立有字 圣咏天地歌。
刘宾雁生前为自己写的墓志铭，不准刻在墓碑上。但是，可以相信，随着时光的流逝，刘宾雁墓前的这块无字之碑将越来越具有历史价值，终将成为未来的人们认识我们这个时代的宝贵文物。“中国的良心”刘宾雁的名字和他的墓志铭已经刻在人们心上，将被人们长久记忆，永远不会风化磨蚀。
这一天是冬至，这是一年中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
何与怀，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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