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胡乔木（下）
五
出院即收到胡乔木的信：
梦奎同志：
2月13日信收到，谢谢。原附件退还。
我的身体还好。眼疾也已接近于完全复原。你的身体（包括眼睛）倒使我挂念。望经常注意不要过劳。
在粤多承帮助，甚感。我们将于22日离开厦门，先到漳州，24日坐火车回京，因在武汉要作短暂的停留，估计26日可到。以上并望告力群同志。
胡乔木
19/2
此信在厦门未及发。回京后闻尚在医院。顷悉已出院上班，故检出奉上。望仍注意节制用脑，保留后劲。
在穗曾谈及去北大看陈老事，如无不便，可否于下周择一时间同去？
胡乔木
信中所说附件，是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对胡乔木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建议的批示。事情的原委是：在广州期间，审计署副审计长祁田也住在珠岛宾馆，她是我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时的领导，财会专家，经我介绍同胡乔木谈了一次。胡当时在考虑加强经济监督的问题，同祁田谈话后，给胡启立并胡耀邦、赵紫阳写了一份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建议①，随信附有祁田写的对深圳合资企业进行审计情况的材料。赵紫阳在胡乔木建议信上批示，要张劲夫②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听取祁田的汇报。我回京后得到赵紫阳批示的复印件，转给了胡乔木。许多人都知道，1982年宪法规定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是出自胡乔木的建议。在广东期间他曾同我谈起过这件事。
信中所说的陈老，是我的老师、北京大学经济系陈岱孙教授。胡乔木在广州期间和我谈起过陈寅恪、钱钟书、朱光潜、冯友兰、顾颉刚、沈从文等许多人，以及他们的成就。胡乔木不熟悉陈岱孙，是从陈的一篇关于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文章注意到他的。
3月20日下午，我陪同胡乔木到北京大学看望三位老教授。首先看陈岱孙。稍事寒暄，胡乔木即对陈说，现在有的学校，包括干部培训，例如大连有个管理干部培训中心，用的完全是美国人编的教材，希望陈先生过问一下经济管理教材的编写工作。陈岱孙未作响应，沉默不语。我见陈面有难色，说了些同他研究领域有关的题目转移了话题。离开陈宅后到燕南园看望了朱光潜和冯友兰。朱中风失语，他的夫人简单介绍了饮食起居情况。冯双目失明，没有说几句话，只是他的女儿宗璞提出，希望给冯配备助手。
回程我对胡乔木说：陈岱孙对经济思想史造诣很深，但编经济管理教材并非最佳人选，未免太劳累他了。而且，据我了解，大多数地方经济管理干部培训使用的《国民经济管理学》大体可用，得到中组部、中宣部和国家经委的认可，印数累计达五十多万册，而大连管理干部培训中心所印教材流布并不广。胡乔木对我的意见表示赞同，说看了陈岱孙的文章，觉得他关于西方经济学既要参考借鉴又不能盲目地全盘接受的意见很好，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加以号召，不是要他具体组织，经济管理教材不必勉强。我立即把胡的意见和我的想法函告陈，很快收到回信。看得出，他简直如释重负：
梦奎老弟：
月之廿一日信顷收到。
太太感谢了。我这几天正在发愁呢。乔木同志所说的事，是一个待决的问题。但我是没这本事插嘴的，当面我又不好断然拒绝，后来你说管理较复杂，还是从西方一般经济学说入手为便，我体会到是为我开脱的。现在能根本釜底抽薪，则大大地更好了。
大半年来，我债台（笔墨者）高筑。本以为春节前可告全部清偿，而未能做到。明天又得去全国政协报到参加年会，则这债务只好再背上一时了。
勿复，并颂日祺
岱孙
八五，三，廿二
胡乔木这次北大之行，似乎并没有特定目的。我的感觉是，他是作为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要对老一辈知识分子表示关心。访问者和被访问者都饱经沧桑且年事已高，彼此没有多少话说，场面有些沉闷而尴尬。
六
我懒于走动，北大之行后同胡乔木很少往来。值得一记的是以下几件事：
1987年3月初，我写了一篇《关于股份经济的若干思考》，登在研究室的内部刊物上。3月16日，胡乔木致函邓力群：
力群同志：
读了王梦奎同志的文章，受益不少。建议考虑此文可公开发表，以打破自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经济学界（和其他学术界）被认为“万马齐喑”的局面。这是一篇讨论文章，很有深度。所引数据来源的准确程度需要斟酌一下。
胡乔木
三月十六日③
文章4月6日在《人民日报》刊出，并未产生胡乔木所期望的社会效果。当时实行股份制的主张刚被提出，全国只是有个别规模不大的试点，人们还比较陌生，所以反应寥落。我在这篇文章里对股份制作了一些理论分析，认为股份制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组织形式，其优点是，构成其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既可分解又能合并，可以舍去具体的物质内容而将其间的差别表现为纯粹量的差别，简便易行，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形式。我是把实行股份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具体措施进行讨论的，不敢奢望自己一篇文章就能打破学术界万马齐喑的局面。文章发表后，我又收集各种不同意见，以及一些地方实行股份制试点的方案，编了一本《关于股份制问题》，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印数竟达1万册。就我见闻所及，这是经济改革以来国内比较早出版的一本关于股份制的书。
1989年春北京政治风波期间，胡乔木住玉泉山五号楼，曾找我和国家体改委的詹武去作一次短时间的座谈，说是想向中央提出关于反腐败的建议。我讲了关于尽快取消价格双轨制，以及健全市场秩序和加强税收征管的意见，说这是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所必须的。后来事态急剧变化，胡的建议似乎并未出手。
1989年邓小平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信和中央关于同意邓小平辞职的决定，起草工作落到党的十三大后已经离开领导岗位的胡乔木和邓力群身上。据邓力群说，是杨尚昆向他和胡乔木转达邓小平的意见，要他们两人起草的。邓小平的辞职信是胡乔木起草的，中央决议是邓力群起草的。邓力群找我去帮忙，说是中央要起草这么一个决定，并就决定内容以及写法讲了很明确的意见。我整理成稿后邓力群做了修改，然后一起到胡乔木住所，对两个草稿进行讨论修改。对决定中一句话的表述，我不赞成胡乔木的意见，而且固执己见。胡没有生气，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悄声说：你怎么老不开窍呢。最后当然是按照他的意见改定的，但现在已经记不得是哪一句话了。
1990年春节，我收到胡乔木签名赠送的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④。这本诗集，反映了胡乔木旧体诗的深厚修养和对新诗体裁的探索。其中《快乐的女工》、《小鸟天堂》和《专业户》是1984年12月在广州写的，《红帽》和《松林》是在那里修改定稿的。当时胡乔木有不少烦恼，心情是不好的，但这些诗仍然流露出诗人的天真和质朴。
1992年9月，我拿着一束鲜花，到305医院看望生命垂危的胡乔木。他吃力地伸出手和我握，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谢谢你。他的秘书邱敦红凑到耳边告诉他：上海选您当“十四大”代表。他用更加微弱的声音说：谢谢。他再也没有力量说更多的话，闭上了眼。我在床前肃立片刻，想到从此生死异域，不禁黯然泪下。
胡乔木是公认的文章高手，关于如何写文章有不少精彩的论述。1995年我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时，为青年人编了一本《怎样写文章》的参考读物，辑录的是毛泽东、鲁迅、郭沫若、胡乔木、邓拓、何其芳、胡绳、孙犁等大家关于怎样写文章的论述，其中有胡乔木的两篇：《短些，再短些！》和《怎样写好文件》。这本小册子后来由言实出版社公开出版并且多次再版，流布甚广。我想，如果胡乔木在世，他会高兴的，或许还会选出他认为更合适的文章。
七
胡乔木长期参与、主持党和国家重要文件和其他文稿的起草工作，用他的文字为中国革命作出过独特的贡献。社会革命和机遇使胡乔木闪耀过光辉，同时也使他的晚年带有某种悲剧的色彩。虽然在他逝世的时候，中央给予很高的评价，实际上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备受争议的人物，被境内外的一些人视为保守的代表。在几十年来中国接连不断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有一种简单地用“左”和“右”划线的深重积习，胡乔木不免也这么做过，最后这种厄运也落到他的头上。这是中国的不幸，也是胡乔木的不幸。
胡乔木是勤于思考的人，对许多问题的观察都有深刻独到之处。他不仅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持否定态度并且做过理论上的说明，对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观点，对马克思和列宁的一些重要观点，甚至对流行的、被认为天经地义的口号，也大胆地提出过批评。在前述自广州到深圳列车上的谈话中，他批评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分工的观点，说马克思的想法是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他多次表示怀疑，还批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社会主义国家说成是一架很大的管理机器的思想。在广州同丁峤、张瑞芳等人的谈话中，胡乔木对电影演员赵丹临终前写的一篇引起很大争议的文章表示赞同。他说：赵丹说，党管得太具体文艺没有希望。这个说法是对的。党是政治组织，对文艺本来不应该具体管，何况太具体？即使是艺术组织，比如剧协，也不能管每一个人的创作。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果都由剧协审查，未必能出那么多好作品。⑤胡乔木还同我谈过教育改革问题。我向他反映，中学政治课让学生死记硬背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比大学生读《资本论》还难懂。他说，教育不能沿着老路走，要改革，要从社会需要出发。现在全国有30多所大学设哲学系，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哲学家，而法科和商科又太少，需要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也要加强。他主张在大学开设一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课程，后来似乎根据他的建议开设过这门课，不知道坚持了没有；还主张设立编辑专业，说编辑是专门学问，后来个别学校也这么做了。还讨论过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会的作用问题，胡乔木主张工会发挥更大作用，企业重要决定要有工人代表参加，还说他批评过工会的领导，为什么听不到你们为工人说话。我从胡乔木的多次谈话中感觉到，他对许多问题是有深入思考的。
胡乔木的晚年，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大的变革。胡乔木曾经为这种社会变革作过理论论证和热情鼓吹。中国的社会经济变革，是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变革的广度、深度和速度超过包括胡乔木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预料。社会变革所伴生的消极现象使胡乔木深为忧虑。他对实际经济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对于社会经济变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变化缺乏充分的准备；他从理论上或者逻辑上或许意识到了，但面对纷繁的社会经济变局仍然难免不知所措。一般地说，胡乔木在改革开放初期所做的理论上的说明，大体上还是可以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逻辑地得出来的。由此开启的更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所需要的新的理论，就是胡乔木力所不及的了；他努力这样做，但并不都是很成功，有的甚至是失败的。对社会急剧变革时期的理论说明向来很不容易并且充满风险。历史上常常有站在社会变革前列的理论家随着变革深入而不能适应甚至落伍的现象，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中国的康有为，虽然胡乔木的作用和影响远不能同普列汉诺夫和康有为相比。
或许不能忽视社会政治变局中复杂的人事关系。在广州之行中，我感觉到胡乔木有一种明显的失落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老一辈领导人的大批复出是一种过渡现象，最高领导层不能不从年龄结构上进行调整。新的领导人有自己的笔杆子，胡乔木失去了依托。既然连器重和提携胡乔木的毛泽东，连不计较胡乔木在“文革”末期“批邓”中的表现、排除异议而重新起用胡乔木的邓小平，都说胡乔木“固执”，新的领导人谁还能够很顺手地用胡乔木这枝笔呢？或者说，胡乔木对谁还会像对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恭谨呢？胡乔木并不善于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何况在某些问题上他们并不是没有意见分歧。胡乔木并不摆谱，他是秘书出身，平易近人，就我的接触和观察，觉得他对年轻的领导人是尊重的，甚至对年龄和地位悬殊的青年人也往往是热情和客气的。即使如此，仍不免陷于进退失据的窘况。胡乔木逝世前不久在重病中写的一首诗里，发出“晚年遭遇颇离奇”的感叹，并且说“自古功成身合退”⑥。如果功成身退，及时离开政治的前台，他的晚年或许会过得更洒脱轻松些，留下的遗憾也会更少。
胡乔木是“学而优则仕”，由“士”而入“仕”。他具有官员和学者、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多重性格，是以笔作为武器的职业革命家。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和诡谲的社会政治变革中，他有太多的所历所见所闻，在思想和作风上留下深刻的印记，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言论和行动。更因为主管理论和宣传工作，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社会对于他的关注达到高峰。褒的，贬的，褒多于贬或贬多于褒的，都大有人在。这或许并非胡乔木的不幸，凡夫俗子哪能引起人们如此广泛的关注呢？中国社会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对于许多人物和事件都有争议，是正常现象，不过意识形态领域首当其冲，此中人又多舞文弄墨，掌握媒体，显得异常热闹罢了。时转势易，社会关注的热点也在迅速变化。现在人们对胡乔木的关注早就淡化，一些青年人甚至已经不知胡乔木为何许人了。是的，胡乔木已经成为历史人物。
1984年底在广州期间，我曾建议胡乔木集中精力撰写回忆录，宁可少干一些别的事。我认为这是他晚年所能够做的对社会也是对自己最有益的工作。他未置可否，但终于没有动手。据说直到逝世前一年，即1991年6月，他才下了写回忆录的决心。实在是太晚了，结果只留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的几篇“谈话录”，以及由龚育之和郑惠等人代拟的写作提纲。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好在他晚年自己审定了《胡乔木文集》一至三卷和诗集，他逝世后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统称“乔木文丛”的几本专题文集，使他的文字遗产得以比较完整地流传，此亦不幸中之大幸也。
我没有在胡乔木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加之年龄和地位悬殊，同他的接触不算多。这篇文章不是全面评论胡乔木，而只是记下个人交往中的一些琐屑印象和回忆，作为纪念。
① 200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书信集》中，《致王梦奎》“注2”（第622页）说，“附件”是“当时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对胡乔木关于组建审计署工作的建议的批示”。这条注解是书信集编者约我撰写的，最近翻检档案资料，发现记忆有误。——作者注。
②张劲夫，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
③《致邓力群》，见《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28页。
④胡乔木：《人比月光更美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⑤《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316页。
⑥《赠谷羽》，《胡乔木诗词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作者：王梦奎，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几乎年年主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
王梦奎，《百年潮》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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