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胡乔木（上）
一
早就读过胡乔木的文章和诗词，直到1981年才第一次见到他。
当时我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4月16日接到办公室通知，要副研究员以上人员到中南海西楼听胡乔木的报告。我向来不喜欢听报告，虽然是胡乔木的报告，还是向办公室请示：可否不参加？答复是要参加。这就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了胡乔木的报告。
胡乔木身材瘦小，文弱安详，在近两个小时的讲话中一直端坐着，似乎连臂和手都不曾动过。他不善演讲，慢声细语，缺乏抑扬顿挫，像一篇平铺直叙的文章，不能引人入胜。当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这篇讲话经过整理，收入稍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论文集。我读了一遍，竟和听讲的印象全然不同。他讲的观点或许有某些可以商榷之处，但整个报告思路开阔，有许多独到见解，显示了他理论功底的深厚和思维的缜密。他所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不同流派和模式，关于对社会主义观念的不同理解，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开端的设想和推测，都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他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不断地总结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不断补充、修改，个别原理要修改，更不要说具体提法了。”现在这已经成为常识，但胡乔木是在1981年讲的，当时人们的思想还很禁锢。那时他正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的大概是起草过程中的一些想法。
二
第一次同胡乔木面对面谈话是1984年5月14日。当时我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副组长，被通知到胡乔木南长街住所听他谈关于经济文章的写作问题。同去的有经济组的吕律平和郑新立。这次谈话是漫谈式的，主题是不集中的。主要是他讲，我们听，从我保存下来的记录篇幅看，谈了大约一个小时。
胡乔木说，这几年经济上的转变是非常之大的，但还没有文章来说明这种转变。这类文章不算少，大抵是涉及的范围愈小文章愈多，概括性的比较少。要对改革作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说明。要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作些总的概括，在关键问题上讲些道理出来，说明我们的步骤和成功，以及为什么会取得成功。他把当前的经济改革概括为：城乡都是摆脱“左”的束缚，城乡都有多种经济形式，城乡都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城乡的改革都冲破了原来管理上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都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谈得比较多的是农村联产承包问题，讲了从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的历史过程。胡乔木说，要从理论上说明，承包制为什么有那么大力量，不能仅限于分配方面。谈到当时还在讨论的实行承包制后农民能否拥有汽车、拖拉机等大型生产资料的问题，胡乔木说，他还没有想得太清楚，既然实行承包制，对社会主义是个进步而不是退步，农民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是合理的、必要的，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胡乔木说到近几年自己没有写出有分量大块文章的原因。据他说，胡耀邦对他1977—1978年写的关于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文章，以及后来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都比较满意，但此后就没有那样有分量的文章了。他解释说，这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上疏忽的地方。每年都有一两篇重要报告或讲话、决议，其中包括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二大报告。身体差了，干点这个，干点那个，很难有时间写长的东西。他说的是实情，也流露出无奈和烦恼。
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红旗》杂志向我约稿，我写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发表在1984年第15期。文章从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原理，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改革作了一些理论上的说明。这篇文章算是对胡乔木谈话的响应，但现在看来分析不深，说理显得一般化，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影响。
三
1984年11月中旬，研究室领导要我随胡乔木到外地调查研究。行前到胡的办公室谈了一次话。他说，想到广东做些调查研究，例如农村经济和供销社问题，看看城市在改革与开放中的新动向，也想在那里休息些时日。11月30日启程。胡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按规定在列车上单挂一节车厢。同行的有他的秘书邱德新和警卫参谋魏建国。沿途无事，我在车上写了一篇关于企业领导制度的文章，材料是事先准备好的。
在广州停留两天。12月2日至3日，和先期到达的胡启立、艾知生、彭珮云一同听取关于广东教育情况的汇报。12月4日，胡乔木同胡启立一行同车到深圳。广东省副省长王屏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浩和新华分社记者刘卓安同行。胡乔木在列车上时断时续地几乎是一个人讲了一路，谈话内容现已毫无印象，好在我手头保存有一份省委宣传部整理的纪录稿，从中可以看出主要是谈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他说：哲学研究有两个方面，一是要研究实际问题，二是要把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充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去，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僵死的东西，成为教条。关于实际问题，他列举了农村联产承包制的研究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研究，认为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问题要按照实践加以正确的而不是离开实际的空洞的解释，不要说得太绝对。关于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他列举了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说社会主义社会许多发展规律是一个系统。胡启立当时也是政治局委员，只是偶尔插话，其他同行者都没有讲什么话。
在深圳只住一晚。一天多时间，胡乔木召集市委组织部、宣传部以及市总工会和共青团干部开一次党建问题座谈会，参观一个渔民村。村支部书记吴柏森说，全村147口人，过去人均收入30元，现在增加到430元，都盖了新房。有两间窝棚式的破木板房，那是有意保存的历史见证。胡乔木向吴提出两点要求：一是每年吸收一个人入党，二是找一个省内中等水平的渔民村结成姐妹村互相帮助。还说，村民委员会应该是全体村民选举出来的集体代表，要有权。
12月6日，胡乔木和胡启立一行同乘游艇到珠海，住石景山旅游中心。在珠海基本上是休息，市领导来看望和汇报工作只是例行公事。有两件小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件是，胡乔木对宾馆女服务员浓妆艳抹颇为不悦，晚餐时拉着她们的手说：指甲涂成红色或者别的什么颜色我不管，但从事餐饮服务留这么长的指甲是不卫生的，希望你们剪掉。剪过指甲回来，胡又问：你们知道文天祥吗？知道他写的《过零丁洋》的诗吗？零丁洋就在珠海附近，今写作“伶仃洋”，是南宋最后兵败之地。几个服务员对文天祥和他的诗毫无所知，瞠目结舌。胡不胜唏嘘叹惜，命人找来纸笔，当场写出文诗，逐句讲解，还鼓励她们“留取丹心照汗青”。在同服务员座谈时，考问的问题包括什么叫直角三角形，以及澳大利亚在哪个洲等等，都极其严肃认真而又有些天真。
另一件是，一天到游乐场参观，那里有座当时国内还比较罕见的“过山车”。我怕眩晕，未敢奢望，年过古稀的胡乔木却老当益壮，执意要上去玩一把。因为这种娱乐太惊险，警卫竭力劝阻，推托说负责人不在，打不开。胡很不高兴，背手独自前行，低声嘟囔道：“这班小人。”我很诧异，这件小事何以引起他的不满。后来还是做了一种虽然悬空旋转但缓慢安全的转盘游戏，才算转嗔为喜。
大约是12月14日离开珠海，经中山、江门、新会和佛山，沿途听取当地领导汇报，参观考察工厂和农村。胡乔木问了许多基层的具体问题，没有作正式讲话。在新会看了梁启超故居和“小鸟天堂”。16日抵达广州，仍住珠岛宾馆。胡乔木在广州逗留月余，休息和治疗眼疾。眼科专家、中山大学毛文淑教授多次到宾馆为胡乔木检查治疗，说他的眼睛分泌物过多、视力模糊是用眼过度所致。我也顺便作了眼睛检查，毛教授警告我，年老可能发生同样毛病，并建议我使用新材料塑胶镜片。毛的丈夫陈耀真是中国近代眼科的创始人之一，重病卧床，我陪同胡乔木到医院探望过。到郊区访问过专业户，参观过华南植物园。元旦前夕省委书记任仲夷到宾馆来礼节性地看望和宴请。
1985年1月22日下午，在广州参加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研讨会的文化部副部长丁峤和电影演员张瑞芳、赵子岳，到住地看望胡乔木。胡向他们祝贺电影表演艺术学会成立，说明没有得到开会的消息，否则是会去参加的。他谈到一些电影和关于电影的文章，也说到一些演员，讲了不少很专业的意见，显然对电影界的情况很熟悉。他说：中国电影不论三十年代的，五十年代的，都有独到之处。中国的电影表演艺术是在不断进步的。我们往往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比如《茶馆》，如果不出国演出，在国外得到好评，国内不会有那么大影响。电影也要出国，获得国际上的承认。中国电影固然有不足的地方，但外国人无论如何演不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来。又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但艺术的真实要跳出生活的真实，这就要勇气。艺术作品往往有不真实的东西，比如《巴黎圣母院》，很难说有多少真实性，但不能否定它是优秀作品。艺术作品有时候创造一种境界，使人不去计较具体的真实。丁、张、赵听得入神，频频点头称是。次日晚，胡乔木到中山纪念堂观看演出，休息时间会见了张瑞芳、秦怡等电影演员。这次谈话，我做了记录和整理，后来以《同电影工作者的谈话》为题，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一书。
在广州那段时间，我经常陪同胡乔木在院里散步。散步时的谈话是随意的，或者可以称作“散话”，不连贯，没有主题，漫无目的，零零碎碎，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的广泛领域，以及许多历史和现实的人物和事件。他的许多说法，见人所未见，对我来说则是闻所未闻，真是受益匪浅。他对西方文学很熟悉，对党的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有亲身见闻。在时间已经过去23年，胡乔木已经去世16年的今天，回顾往事，我真后悔当时太过拘谨，没有能够趁机向他提更多的问题，学更多的东西。
胡乔木对毛泽东有深厚感情。在广州期间，他和他的夫人谷羽都很感激地同我说起过：“文革”期间毛主席是保护他的，1967年“五一”节毛从天安门下来，经过南长街时下车要到家里看他，家里人没有听见敲门，没有见成；说以后再来，但没有再来。他们一直为此而遗憾。
或许是英雄常见如凡人吧，我觉得胡乔木对毛泽东并不迷信，言谈中经常有出人意料的评论。我向胡乔木问过一个长期困惑不解的问题：毛主席为什么那么重用陈伯达？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毛主席不大熟悉马列主义文献，我们的理论和政策表达要和马列主义文献相衔接，需要陈伯达这样熟悉马列著作的人。别的人，比如说我，当然不能说不熟悉，但毕竟不是科班出身。陈伯达在苏联学习过，是科班出身，又有比较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毛主席需要这样的人。
有一次，胡乔木考问我：你读马列著作，哪一本收获最大？我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列宁的《哲学笔记》；从一般著作中得到的是逻辑论证和结论，从这些笔记中得到的是他们思考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思想酝酿的过程。看来他对我的回答比较满意，说《哲学笔记》他读过不止一遍，有同样的感觉，但《剩余价值理论》这样重要的著作没有读过，回去一定要抽时间读。胡乔木这样身居高位的大学问家，在我这样一个晚辈面前，竟如此谦虚和坦率，增加了我对他的尊敬。
我问过胡乔木：为什么在为聂绀弩的《散宜生诗》写的序言里，说“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胡乔木说明他的用意，并且讲了聂的坎坷经历，对聂的遭遇深表同情，感慨唏嘘。我对他在序言里所说的聂诗“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趣甚至诙谐感，对革命前途始终抱有信心”持不同看法，认为那是逆境中的辛酸、无奈和强为笑颜。胡乔木对我的看法既未肯定，也不反驳，谈话陷入沉默。根据我同他接触的经验，是引起了他的思索，一时还不能或者不便明确表示态度。
胡乔木在广州没有再提起关于农村经济和供销社调查的事。12月11日在江门市，市委书记黎子流在汇报中曾说到农村调整承包土地，实现耕种适当集中的情况，胡乔木说：三中全会以后的分散，从抽象意义上说是退步，但从具体意义上说是大进步；现在农业面临一个新的转化，即新的集中，这也是进步。我觉得江门市的经验可能预示着农村经济变化的新趋向，有理论和政策意义，便趁胡乔木休息的时间，在广东省农委卢龄的陪同下到江门做了几天调查，写了一篇《江门市农村调整土地关系、延长承包期的调查》。回来向胡乔木汇报，他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或许因为他的注意力已经转移了。这份调查报告后来辗转到分管农业的广东省委常委杜瑞芝手里，他大为称赞，并建议由省委转发，推广江门的经验。
我于春节前夕返京，胡乔木则同家人和秘书、警卫去福建，在那里过春节。
四
回到北京不几天，1985年2月4日，胡乔木的另一位秘书杨文英告诉我，胡乔木夫妇要我去给胡做秘书。我猜想，此项动议可能是因为广东之行印象尚可，或许也有杨的从中推荐。杨是谷羽的侄女，当过钱俊瑞的秘书，我在1980年同钱一起出访欧洲时就认识她。我向杨明确表示不愿意去。
不料次日邓力群找我谈话，说：乔木同志希望你去当秘书，我说你会同意的。邓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研究室主任。我因为已有思想准备，便回答说：我不想做这项工作。邓颇感意外，问原因。我说，乔木同志知识渊博，要考虑和处理思想文化领域多方面的问题，我很难适应他的工作要求。这虽是实情，但也有些搪塞。见邓不悦，我便如实交代：我的专业是经济学，想以此报效国家，现在虽不敢说已经登堂入室，但总可以说初入门路了。我今年46岁，今后打算继续在经济研究方面进行努力，不想放弃自己所熟悉的专业知识而从事其他。况且，我遇事爱争论，固执己见，做秘书工作不是我的长处，不必舍长而取短。邓力群没有勉强我。邓是我多年的领导，对于青年人研究学问一向是热心鼓励和支持的。
就在这个时候，我眩晕症突然发作，住进305医院。想到事关重大，在医院里于2月7日、8日分别致信杨文英和邓力群，重申当面说过的意见，以示郑重。我没有答应给胡乔木当秘书，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但尔后无论是胡乔木还是邓力群，都没有再提起过这件事，看来并没有怪罪我。这表明他们的大度，我也因此更增加了对他们的敬重。（未完待续）
作者：王梦奎，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几乎年年主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
王梦奎，《百年潮》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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