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右派”的“阳谋”（上）
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的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一、从整风转向反“右派”
1957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是宣布共产党整风——“开门整风”开始。中共中央及各级党组织千方百计动员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召开各种座谈会，让与会者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给各级党和政府提意见。各界人士，特别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都积极行动起来，热情地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共开会13次，有70多人发言。5月15日至6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全国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在25次会议上，有108人发言。高等学校的党组织和其他许多单位的党组织也积极召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密切注视着各种座谈会的情况。当他们认为各种为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和社会上陆续出现一些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时，惊呼“大事不好”！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按：5月15日这个日子，是后来定的，并不是说就是这一天，实际上可能是五月中、下旬甚至更晚些时候才定稿；在定稿前后，无疑在中央最高层传阅过，印发党内是6月12日）。此文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直到1977年，即毛泽东逝世后，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指出：“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批判修正主义。”在实际上，一方面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另一方面，又耸人听闻、杀气腾腾地告诫全党：“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不顾一切，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台风”；“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并指出：“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时期内）在你们手里。”（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69～474页）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把共产党的整风变成反“右派”了。而在实际工作中，也开始紧锣密鼓地部署反“右派”。
二、反“右派”“阳谋”的第一个文件
从5月中旬至6月上旬，中央接连发出指示（很多指示是毛泽东亲自写的），提出了反击“右派”斗争的策略，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让“右派”进一步暴露：让“右派”任意鸣放，他们“愈嚣张愈好”，党员暂不发言，“按兵不动”，预作准备，伺机反击。
5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出：“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不但会大大帮助我党的整风，消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我们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参见《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3页）这个“指示”是邓小平起草的，所说“目前不要反驳”、“充分报道”、“原样”、“不加粉饰”，可以说是整风开始后最早透露出来的“阳谋”的意思。这个指示虽然没有提出“右派”的概念，但把“右倾分子”和“反共分子”并列，“右倾分子”和后来说的“右派”实际上是同样的意思。该日白天和晚上，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先后开会（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90～691页；《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第1362～1363页），可以推断，这个文件是中央高层这两次会议的结果。
追溯一下：
——1月18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8、333、334页）
——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又讲：“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5页）
毛泽东1月18日、27日的讲话，显然包含着“引蛇出洞”的策略。而应当说这个策略是古今中外一切政治家进行政治斗争（或战争）经常采用的手段（如毛泽东的军事名言：“诱敌深入”，“调动敌人，就我范围”等等），但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把毛泽东这时说的“引蛇出洞”策略和同年6月开始的反“右派”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因为这时毛泽东似乎还没有要开展一场大规模反“右派”斗争的意图。其最有力证据就是，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报告时说：波匈事件以后，中国的局面很稳固。有那么一点小风波，叫做“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像七级台风引起那样的风浪是没有的。（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第444页）而这和5月15日《事情正在起变化》中的估计是完全不同的，那里说：“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学界关于毛泽东反“右派”斗争“引蛇出洞”的策略起于何时的争论，是否和没有分别清楚这个不同有关？而做这种分别，也是我们把邓小平起草的5月14日的中央指示视为“最早透露出来的‘阳谋’意思”的原因。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谈话，在询问了这篇社论的写作过程后说：……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皮上……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65～666页）
——4月30日，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议题是关于全党的整风运动。毛泽东讲话说：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
……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五百万人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思想是多少年钻进来的。现在毛已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71～672页）
——同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请他们帮助我们党整风。毛说：现在是新时代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也讲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他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毛提出由邓小平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毛讲话鼓舞了党外人士向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的积极性。（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央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31页）
——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其中说：“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55页）
三、“阳谋”的内容和实施过程（上）
回过头来，继续谈反“右派”“阳谋”的问题。
5月16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8页）
这可能是“右派”概念在中共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出现。（按：前面说，毛泽东5月15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文章中，多次使用了“右派”的概念，但那个“5月15日”是后来定的，并且那篇文章还不能说就是中央文件——笔者）
5月19日北京大学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到22日，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由几十张激增到几百张。其内容，很多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开放禁书等。人们称这些举动为“五·一九运动”。《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在报道中则称呼为“北京大学‘民主墙’”。5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的林希翎（程海果）来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宣称中国现在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在最紧张的几天里，毛泽东几乎天天派人到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等高校看大字报，了解情况。他问身边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的稳？”那段时间，他很忧虑。他在1958年5月2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回忆说：“我这个人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五月底右派进攻，我就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还在1958年5月20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说：“右派猖狂进攻时，哪个不着急？我看大家都有点着急。我就是一个着急的，着急才想主意。”其实，当时着急的不只是毛泽东。邓小平在当时，即1957年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说过相当多的人有“着急”的心情。他说：“这个运动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相当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很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看到那个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呀，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开始几天，人心里面有点急。后来看到那个反动的东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总的估计是出不了乱子。”（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96～697页）
5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够”，“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不讲的方针”，“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指示还要求各省市党委指导宣传部门和党报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观点，准备在适当时机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97页；《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5页）（未完待续）
（阎长贵，历史研究者。）
阎长贵，共识网－《领导者》总第47期（2012年8月）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