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领导人：“我们就是要有害人之心”

关于反“右派”的“阳谋”（下）


　　5月22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问题。刘在发言中谈到开展整风运动和孤立“右派”的问题，指出：我们党实行整风，很有必要。现在党外有很多的意见，党内也有意见。相当严重地脱离群众，不整风，我们党就会慢慢地毁灭掉（按：5月14日，毛泽东有言：“不整风党就会毁了。”——笔者）。党外人士的意见，百分之九十是正确的。有些不正确的意见，不要忙，不要一下子顶回去……国际有修正主义思潮，国内也有这种思潮，党内也有。我们让它放一个时期，然后准备反击……我们国内各条战线现在都在发生重新改组的问题，各个阶级都有左、中、右三派，在斗争没有展开的时候，中派总是跟右派站在一起……让中派和我们结合，使右派孤立起来，办法是充分暴露右派。（参见《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3页）

　　23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作关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是《刘少奇年谱》的说法，而同样是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和《邓小平年谱》，以及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关于这个报告的题目都屏蔽了反“右派”问题，这种不同说法和做法，很值得玩味；顺便说一下，这可能是邓作的反“右派”斗争的第一个报告，其实在整个反“右派”斗争中都是他代表中央作报告），他指出：整风运动的目的，首先是要克服党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纠正脱离群众的现象。其次是要团结党外人士的大多数，孤立“右派”。这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增加的新的内容……再其次，暴露了“右派”分子。“右派”的典型言论必须登报，登出来就会教育共产党，就会教育中间分子，也会教育左派。（参见《邓小平年谱》下，第1367～1368页）

　　“这次会议实际也是在具体落实《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的要求，准备由党内整风转向开展全社会的反右派斗争。”（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第449页）概括地说，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以会议的形式明确地确立和制定“诱敌深入”、“引导牛鬼蛇神出来的策略”，即人们习惯称之为“引蛇出洞”的策略。

　　顺便说一下，据笔者所见到的材料的记忆，在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有的中央领导人说“我们就是要钓大鱼”，“我们就是要有害人之心”，等等。

　　四、“阳谋”的内容和实施过程（下）

　　据笔者所看到的材料披露，为贯彻“引蛇出洞”的策略，中央于5月27日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又作了“关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报告”。26日晚，毛泽东和中央负责同志听取省市委书记汇报，并讲了话，27日再次讲话。在这两次讲话中，毛泽东着重讲了让“右派”充分暴露的问题。他说：“现在要争取几个星期内（二三个星期）采取措施大放一下”，“这时间让右派骂得个狗血喷头，我们不要还嘴”。“现在无论批评中央的，还是批评地方的，一种是恶意的，一种是善意的（包含有正确部分和错误部分）。不管批评中央的或者地方的，《人民日报》都要登，都照相。”“大家意见如何？只要基本一致了，会就不开了。‘急急忙忙往前奔，为国家昼夜奔忙’，大家明天就回去，争取二、三个星期的时间。”（关于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作报告事，参见《邓小平年谱》）

　　为什么要采取“引蛇出洞”的策略？按照当时的说法，是因为：一则，只有把“蛇”引出来才好“捉”。毛泽东指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出土，才便于锄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7页）1958年4月5日在武汉召开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还说：“蛇不让它出洞，你怎么捉蛇？就是要有一个时期，让这些王八蛋出面，让那些报纸上放屁，让他们唱一个时期的戏，右派看到了就神气，这叫长敌人的志气。然后人民就抓到了充分理由，实际上是抓住辫子，就可以一斗一捉。”二则，有利于教育和争取中间分子。就是说，只有让“右派”充分暴露出来，才能使中间分子大吃一惊，从而和“右派”划清界限，坚决站到左派方面来。对这个策略，革命老人李维汉的评论是精辟的。他说：“在政治斗争中，不讲策略是不行的，对敌人就是要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而在反“右派”斗争中“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就混淆了敌我。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43、835页）

　　在进一步让“右派”充分暴露的同时，党中央为开展反“右派”斗争积极进行准备。其实，让“右派”充分暴露本身就是一种重要准备。

　　5月26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在25日接见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的讲话。该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说以前的所有指示都是党内的，并且是“机密”，限制在一定级别的范围内传达，很多人不知道；那么，毛泽东这个讲话在报上公开发表，不仅是向党内，也向党外“打招呼”，而且是反击“右派”的直接动员令。

　　6月3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结束。李维汉在会上严肃指出：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这句话是毛泽东审阅李维汉的发言稿时加的，目的是向党外人士打招呼。（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第449页）

　　6月6日上午，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农工党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邀请六位著名教授（曾招抡、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吴景超）和其他几个人举行紧急聚会，讨论鸣放形势。这次聚会史称“六六六会议”，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警觉，他评论道：“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6月6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7页）显然，照毛泽东看来，“右派”的进攻已达到了“顶点”。

　　同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指出：“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整风，请即加紧进行……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鸣大放，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91～492页）

　　同日，毛泽东还有一个批示。即：6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向毛泽东报送6月4日的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其中说，北京大学有个学生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这篇文章油印后在校内外印发，震动很大。毛泽东在这份《简报》上的批语：“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93页）

　　《毛泽东传（1949～1976）》（上）叙述了毛泽东1957年5月中旬到6月上旬的情况，说：“这些日子，毛泽东的工作非常紧张，天天开会、谈话，了解情况，分析动态，研究对策。”（参见该书第705页）一点不错，毛泽东从5月中旬开始投入全部心血抓反“右派”斗争！

　　五、开始反击“右派”

　　从上面叙述的让“右派”充分暴露的策略和部署可以看出，反“右派”斗争的正式开展只是时间和时机问题了。

　　6月6日，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集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宣读他5月25日收到的一封匿名信。信中说他“为虎作伥”，恫吓他“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的”，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他说：“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他提出：“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703页）

　　毛泽东决心抓住这件事情和这个时机，组织对“右派”的反击。

　　6月7日，毛泽东约胡乔木、吴冷西谈话。据吴冷西回忆说：

　　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主席说，这封匿名信好就好在它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704页）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往后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绝不许可的。”——顺便说一下，有人说这篇社论是毛泽东写的，不对；但这篇社论确实是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写作和发表的。社论的题目《这是为什么？》，如前所说，就是毛泽东拟定的，社论写出后，毛泽东还改了几个字，并要胡乔木在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要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向全国广播。（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第704页）

　　6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指示，其中强调指出：“……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该指示又说：（反“右派”）“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97～498页）

　　6月8日的《社论》和《指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正式开始。此后，中央连续发出指示，《人民日报》不断发表社论及有关报道，指导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

　　六、“不要姑息养奸，给‘右派’以歼灭性打击”

　　反“右派”开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号召不要姑息养奸，给“右派”以歼灭性打击。我们把6月份毛泽东和中央这方面的指示做些摘录。

　　6月1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指出：“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六月八日开始反击反动派。”“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02～503页）

　　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以“本报编辑部”署名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指出：“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08页）

　　6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指出：“前些日子，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现在开始溃退了。我们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组织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趁热打铁，紧紧地抓住已经暴露出的这伙阶级敌人，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709页）其实，这个指示，还有两句很值得注意的话：“……切记不要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姑息养奸，养痈遗患。”

　　6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时，所加的话有：“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仅仅过了10天，即7月10日，毛泽东的估计翻了一番。到9月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62000多人，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15万人。而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人（据很多人说不止这个数），比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多了40万人！（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第709～710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19～620页）

　　七、结语

　　毛泽东轻视和敌视知识分子。特别是波匈事件以后，毛泽东多次谈话和起草文件时，屡屡对知识分子进行冷嘲热讽、挖苦和谩骂。从1957年6月8日起，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引蛇出洞”的策略，即按照毛泽东所说的“阳谋”，一场轰轰烈烈而又极其残酷的反“右派”斗争——用毛的话说，一场“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的“大战”——在中国大地进行了一年多，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打了55万多“右派分子”，受牵连、遭祸殃的有几百万人。

　　被打成“右派”的人，几乎全是精英——政治精英、学术精英、科技精英、艺术精英，反“右派”斗争使他们丧失了20多年报效国家和人民的良机，还有很多人瘐死牢中或饿死北大荒等劳动改造之地。这不仅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及其亲属的灾难和损失，也是整个国家民族的灾难和损失——永远不可弥补的损失。从法律角度讲，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比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更进一步无限地拓宽了“以言治罪”的先河。反“右派”斗争完全是错误的，痛定思痛，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铭记！

　　（阎长贵，历史研究者。）

　　阎长贵，共识网－《领导者》总第47期（201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