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去西北的目的与动机（下）
2，张学良及其幕僚清楚的透露张去西北的目的
杨奎松先生口口声声以“史料做凭据”，让我们认真的认真的考察一下张学良的及其幕僚们的言、行吧！
1），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幕僚透露张去西北的目的
张学良“最信任的人”黎天才，[36]就向张建议：西北地处边垂，（中央影响力弱，统一国家的凝聚力没有“中原地区”强，适于“分治割据”。）“可以与蒋介石翻脸。”[37]与黎天才密切联系的“前共产党人”，即因各种原因脱离共产党的人，如罗章龙、黎天才、吴雨铭、韩麟符、李希逸、潘文郁等人的回忆证实：“张学良胸怀大计，急欲在西北寻求出路。”[38]“要这批他们（即这一批‘前共产党人’）为张出谋划策。”[39]“他们（指在西安的“前共产党人”）几次来往于西安与开封，（因罗章龙在河南大学任教住开封。）与罗章龙设计磋商，又经西安军中众人共议，曾初步拟定了一个改变当前时局的建议和实行方案，即罗章龙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中所称的“两项计划”。[40]“两项计划”内容其一为兵变方案，动员全体官兵自上而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行兵变，拒绝独夫一切命令，视同非法，并以武力逮捕元凶，迫其就范。兵变完成后，即通电全国讨贼，联合各省军政实力。第二步分据陕甘地区，核心是“兵变独立”。[41]从旁清楚的证实：张学良去西北有着特定的目标——“兵变独立”。[42]
张学良身边的另一批幕僚是曾驰骋东北政坛，因失去东北，而失去舞台，又不甘心寂莫的人。如杜重远、高崇民、王化一、王卓然、阎宝航等人，他们齐集上海讨论东北军前途，写成《致张学良建议书》，核心内容就是联苏、联杨虎城，建立陕甘根据地。透露张学良主动去西北的目的与动机是“建立陕甘根据地”。此建议高崇民亲自带到西安张学良处。他们四处串联，为张学良密谋“另立局面”（重新割据）出谋献策。他们与西北地区本身不甘心寂莫的人，如杨虎城的重要谋士杜斌丞向杨虎城建议：“一个杨虎城，一支十七路军，斗不过蒋介石，迟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联合，进而促进南北大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43]杜斌丞的建议清楚的告诉世人：他们“西北大联合”，“南北大联合”，是军阀们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对付中央政府，对付蒋介石。他们要顽固地阻挠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并不是他们口上所说的抗日。他们在阻挡国家统一，维护军阀割据的“伟大目标”下，组成张张、杨集团的智囊团——“设计委员会”。充分的说明张、杨集团的智囊是由这样一批顽固的阻挠中国统一的分子组成的。
2）张学良亲口承认他的目的是阻挠中国统一
张学良与他亲信私下密谈时，亲口透露他是在反蒋并不是他们口在所说的“爱国抗日”。如张学良就曾与他亲信说：“我不反蒋，大家都反蒋；我反蒋了，大家都不说话了，甚至喝我的倒彩。”[44]张亲口承认他在反蒋。军阀们视国家统一与中央政府，为其“天敌”与“克星”，一直都在密谋反蒋、反中央。张学良曾获得与他一道密谋反蒋的军阀们承诺：只要他张学良揭帜反蒋，“一定会四方回应”。[45]可是，全国广大人民衷心希望国家统一，以能御侮，强烈反对张学良劫蒋。正如《大公报》所说：“即使诚心反政府，想政权的人，在全国爱国同胞面前，断没有人能附和你们的。”[46]使原来承诺支持张学良的军阀们，在全国广大人民一片反对声中，不敢再支持张了，甚至撇清与张的关系。这使张学良大为不满，而发了以上一番牢骚。张学良的此一发自内心的言论，无意中透露他劫蒋的真正目的是反蒋，并不是他对外宣称的抗日。
张学良还在他的《不小的计划》中透露：他的最终目标是“期待大且伟矣的小家庭”，即从统一祖国的大家庭中出走，在外国的支持下，建立属于自己的“小家庭”，即割据。张学良在他的《不小的计划》中还透露：他只是“爱国抗日话，向内向外活动”。以掩饰他发动内乱，[47]阻挠中国统一。
张学良去西北的此一伟大的目标，拿“前共产党人”的话来说是“兵变独立”。[48]
拿杜重远、高崇民、王化一、王卓然、阎宝航等人的话来说，是“建立陕甘根据地”。
拿杜斌丞的话来说是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对付蒋介石”，[49]达到阻挠中国统一，维护军阀割据的目的。
拿张学良自己的话来说是建立“大且伟矣的小家庭”。[50]以及“反蒋”。[51]
3，张学良所做的一切都应挂上“抗日”吗？
杨奎松先生把张学良所做的一切都冠以“抗日”。张学良什么时候萌生过抗日的“念头”呢？是在“九一八”；还是锦州；或者热河，“想像不到的，张学良把一个经议决要下达的（抗日）军令公文，拿起来随便往大衣口袋一塞，意然忘了发出去”[52]之时；以及张学良戒烟后私派他的亲信苗剑秋，
“携其私函，到日本密访政友会领袖床次竹二郎，和陆军中的寺内寿一大将，张在私函中提议：假如日本军止于满洲，不再向华北和内蒙前进的话，他可以满洲地方领袖立场声明承认满洲国。张学良当时所求恳意者，要在和日本划界，以保住他华北的地盘而已。”“苗剑秋大失所望而归，张闻言曾抱头大哭一场。”[53]
张不惜出卖祖国主权，换取日本支持他在华北“另立局面”（一九三五年）时呢？
抑或是张学良进入西北，并与中共勾搭上以后的“特别是立刻与日军接触，条件亦不成熟”[54]之时呢？
可是以超级教师爷的口吻，教训他人“主观性太强，既没有史料做凭据，也不合乎常情常理”的杨奎松先生却认为张学良所做的一切都是“抗日”。其逻辑深奥到常人无法理解的程度。在常人看来，以当时中国的实力，是无法打败日本的。事实也证实是因为“盟军”参战，才打败日本的。倘若没有美国参战，真不敢想象中国的抗战的结局。蒋公决心抵御日军入侵，唯一的目的是维护中华民族的民族的尊严。正因为抵御强敌是为了维护我中华民族的尊严，所以凡侵犯我国主权的行为，都理直气壮的反对，以维护我中华民族的尊严。如苏联我国北疆，将当时仍在我国版图内的蒙古，从我国版图中割裂出去，即刻受到真正的爱国者蒋公的强烈反对，“南京中央政府强烈抗议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互助条约，侵犯中国主权，否认苏蒙议定书的合法性。”这种维护祖国主权与民族尊严的正义行为，理应受到全中国真正爱国者的一致支持。可张学良不但不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支持南京中央政府扞卫自己祖国的主权的正义行动。反倒认为这是他联合苏联一起反中央的机会，清楚的说明张学良灵魂深处没有爱国的文化因子，因而张学良绝对不可能去维护祖国的主权与民族尊严去抗日的。可杨奎松先生却认为苏联在蒙古问题上的强盗行为，为张学良“抗日”提供了“灵感”：“那么（苏联）也应该可以（像苏联支持蒙古那样支持）支持他张学良即将建立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见《杨奎松与网友对话》）因而张学良“没有理由不感到振奋”。[55]张学良竟堕落到妄图乘自己的祖国中央政府坚定的维护祖国主权，而“得罪”强敌时，欲与被中央政府“得罪”的强敌一切反对自己祖国的中央政府的人，是最卑鄙的卖国者。
作为军人他们更知道以他们手中的武器，是无法打败日军的，他们是以一种极度悲壮的心情奔赴抗日前线的。正如曾当过“远征军”，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先生所说，他当兵时长官总是教导他们如何去死。陈诚在动员战士坚守阵地时，也是高喊“我死国生”。汤恩伯也是以悲壮的“吾侪誓死决不离开阵地寸步。人生百年，终须一死，好汉死在阵头上，即为军人光荣之归宿。”“南口阵地，即为吾侪光荣之归宿。我死则国生，我贪生则国死。”张自忠也说：“现在的军人……就是去死……完成对于国家的义务，也只有一条路——去死，早点死，早点光荣地死！”[56]真正的爱国军人是如此悲壮的奔赴抗日前线的。
可杨奎松先生的逻辑高奥到常人无法理解的程度，竟认为张学良是为了部下“生活得很好”而抗日。（见《杨奎松与网友对话》）与真正抗日将领以丝毫也不亚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归”的悲壮鼓励部下上前线，呈黑白对比。且作为勇敢的军人，抗日是会悲壮的“我死则国生，我贪生则国死。”要像杨说的“生活得很好”，只有去做汉干，也难怪杨奎松口中的“抗日激进份子”都投敌叛国。[57]去“生活得很好”了。
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西安事变新探》一书中所说的：张学良身边的有一郡“抗日激进份子”。杨认为的“激进的抗日份子”，只是一郡投敌叛国的汉奸。[58]这一批“祸国殃民”的暴徒，只是不过是“副座豢养的‘宦官’”。[59]张学良豢养“这群‘宦官’”的目的，张学良在他的《不小的计划》中讲得很明白：“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为强干的打手。”[60]其目拿王以哲的话来说：“就是为了对付像我这样的人。”[61]笔者将有另一文中详讨论此，本文仅仅想说明：张学良豢养的“这群‘宦官’”，根本就不是“激进的抗日份子”。只是张学良心目中只是“几个佣人”，[62]稍不顺张学良意时，即刻被张学良或严斥，或“流放”。如苗剑秋被张学良赶出西安。(后来的苗剑秋是他乘张学良送蒋公去南京后，背着张学良偷偷的潜回西安的。)又如孙铭九攻击黎天才，就被张学良狠狠斥责。[63]张学良实际上并把他们当一回事，关键证据是：张学良真正的亲信谭海指挥的真正亲兵，即保卫张学良住地的卫队，张学良不让孙铭九插手。而张学良在孙铭九指挥的卫队上面安排了刘多荃、谭海这二位“看管”，“太上皇”。只要孙铭九稍不顺张学良的心，张学良即刻可叫刘多荃、谭海指挥孙铭九自己指挥的卫队“捉拿”孙铭九“归案”。充分的说明实际上张学良并不信任孙铭九。因而孙铭九发动“二、二革命”后，刘多荃即刻命令孙铭九指挥的卫队不听孙铭九指挥。吓得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即刻逃往保安藏身。再迟一点，刘多荃可命令孙铭九指挥的卫队把孙铭九“捉拿归案”。在张学良心目中，刘多荃、谭海、黎天才等人的地位，比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地位高得多，只不过后者爱出风头，见报率高，有人仅仅根据这些表面现象得出结论。而看不到张学良并不真的信任孙铭九，因而在孙铭九头上，加“看管”这些能看穿事物本质的事实。也根本就不存在杨奎松先生在他的《与网友对话》中所说的，张学良为了这批人而决定未来计划的情况。张学良重视刘多荃、谭海、黎天才等人，比重视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高得多。张学良要考虑部下意见时，也首先听前者的意见。
笔者在本文中，重点讨论张学良去西北的目的与动机。下一文再以具体事例，来否定杨奎松先生所说的张学良一直都怀着“打回东北”的“爱国”之心的说法。
[36]《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百九十三页。
[37]《黎天才自传》，转引自《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二百零一页。
[38]罗章龙70年代写《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未刊稿；80年代写的《回忆片断──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的接触》，未刊稿，等等。
[39]罗章龙70年代写《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未刊稿；80年代写的《回忆片断──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的接触》，未刊稿，等等。
[40]《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罗章龙，写作时间，70年代，未刊稿。
[41]《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
[42]《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
[43]《西安事变７０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５月，第八百零二到八百零三页。
[44]《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百二十一页。
[45]《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百二十页。
[46]《细说西安事变》，王禹廷，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七十八年，第三百五十七页。
[47]《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八十到一百九十三页。
[48]《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
[49]《西安事变７０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５月，第八百零二到八百零三页。
[50]《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一九九五年版，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第八十四到八十七页。以及《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八十到一百九十三页。
[51]《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百二十一页。
[52]《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苏墱基，远流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一百一十八页。
[53]苗剑秋自述；以及《我的浪人外交》，矢次一夫，东京，一九七三年，第一百三十三页。转引自《张学良评传》，司马桑敦，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八年，第二百零五页。
[54]《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一九九五年版，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第五十六页。
[55]《百年潮》1997年第3期，作者：杨奎松
[56]张自忠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对随军采访的《联合画报》记者舒宗侨的谈话
[57]《传记文学》，八十一卷，第一期，第一百一十七到一百二十四页。
[58]《传记文学》，八十一卷，第一期，第一百一十七到一百二十四页。
[59]《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二百六十四页。
[60]《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一九九五年版，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第八十四到八十七页。以及《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八十到一百九十三页。
[61]《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二百六十四页。
[62]《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一九九五年版，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第八十四到八十七页。以及《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八十到一百九十三页。
[63]《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陈守中，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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