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去西北的目的与动机（上）
最近才见到《杨奎松与网友对话》，本文对杨文的结论发表自己的看法，抛砖引玉，希望对西安事变感兴趣的历史爱好者们，热烈的参与此讨论，共同解开此一著名的历史之谜。
一，张学良是如何去西北的
张学良为了煽动他的部下反中央，而编造了“撵我们到西北来送死”。“蒋介石借刀杀人，妄图让东北军与红军两败俱伤”。以及“剿共是无期徒刑”等等。张学良的这些话被他自己所否定，正如张学良自己所说：蒋公当时“任良选择某项工作，挽回国人之观感，以增声望。”蒋公指示“剿讨刘黑七土匪或三省边区共匪，任良选择。”[1]但由于“那时闹得很厉害”的悍匪刘黑七(真名刘桂堂)，骁勇善战，虽活动在东北军当时驻地——华北，张学良不敢应命，伪称：“打土匪我不内行”。[2]而豫鄂皖三省边区共匪，是已被中央军击破，大部被歼，剩下能逃亡者已逃往四川等地，不能逃跑的二、三千老弱病残之众。[3]事实清楚的说明：剿共并不是“蒋介石借刀杀人，妄图让东北军与红军两败俱伤。”而是张学良自己选择的最容易的工作。张学良同样把他自己要求去西北，在他的部下面前说成是“撵我们到西北来送死”。显然杨奎松先生接受了张学良本人的这种说法，因而杨文的结论是“张学良本身到西北来是被动的选择，不是主动的。”张学良在他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中说：“方当边区共匪逃窜至陕，在良心目中预想可告一段落，留鄂练兵，殊不知入陕命下。当时良在峨眉，曾向蒋公表露有欲出洋之意，尔后再一寻思，陕匪刘子(志)丹股不过数千，而陕政当局本系旧好，又曾托人对良有过表示，自能合作。而西北可作抗日后方根据，何不应命？所以良到陕，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而自作之抗日准备也。本预计在短期间可将刘匪肃清，殊不知蜀匪全部窜来，此为第二次失望也。”但是张的话非常不可信的，就以张的最后一句为例，“蜀匪窜来”不但不是张学良“殊不知”，而是张学良“欢迎二、四方面军到甘肃来，二、四方面军宜先夺岷州，据此出陇西，攻击毛炳文，（以便吸引毛炳文部注意力集中对付红军，让）东北军于学忠部乘虚控制兰州；另一部红军出夏河攻击马步芳老家河州，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部东援，争取使东北军（乘虚）接防河西走廊……”[4]这样以来“蜀匪窜来”后，可使张学良（乘虚）得到张自己无法得到的河西走廊。张学良希望来了。使张学良“兴奋到了”“爱国热情到来沸腾的程度”。“西安事变前半年，是张学良‘热血’高涨到沸腾的程度”。（叶剑英语。）何来的“第二次失望”。（而是给张学良到来新的希望。）此外，“留鄂练兵”说也不可信(详见后)，等等。可见张学良的话不可信到何种程度，因而笔者在《“不准抵抗令”考》中，就不以张学良的“把蒋介石给他不抵抗的密电，装在一个特制的小皮包内，像护身符一样，随身携带。”[5]“蒋在‘九一八事变’时，把我害得好苦，我当了替罪羔羊，这是有证据的，终有一日我会将此事表白于天下。”[6]“蒋曾提出，只要他（张学良）交回不抵抗的电报，就可恢复他自由。”[7]“这事（指‘九一八’）我（张学良）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俺没有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领袖的地方，只是现在还不便公开。”[8]“我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给我几件不抵抗的密电，向全国公布！”[9]以及“‘九一八’发生后，我就主张抗日，蒋的命令不许抗日，”[10]等等为依据，而是另开辟途径。如从倘若真的有“不准抵抗令”，一定能处处看“不准抵抗命令”的影响、约束东北军的行动。但是认真的考察东北军内部商讨计划，作出决定的的过程。看不到有“不抵抗命令”，影响、约束他们作出决定的痕迹。就证实没有所谓的“不抵抗命令”。因而外号叫“墙外铁道兵”的网友写道：“太想看作者的考证了，因而我“墙外铁道兵”非法买了一本盗版的《劫蒋者的梦》。”不能从张学良这样言不可信的人的表面文字中，找到张学良真的在干什么？想什么？要想从张学良这样言不可信的文字中，找到事物真相，需下一番功夫。让我们认真的考察张学良的“入陕命下。当时良在峨眉，曾向蒋公表露有欲出洋之意，尔后再一寻思，陕匪刘子(志)丹股不过数千，而陕政当局本系旧好，又曾托人对良有过表示，自能合作。而西北可作抗日后方根据，何不应命？”吧！“入陕命”是“良在峨眉”下的，与“何不应命”发生在同一时间。“而陕政当局本系旧好，又曾托人对良有过表示，自能合作”，则发生在此前。且“陕政当局”也只敢在远离中央的“密室”，商讨这样军阀之间秘密串联的事。（因而也只能在张学良上“峨眉”之前。）不难看出：张学良与他的“旧好”——“陕政当局”，早就密谋在西北干一番“事业”。他们究竟密谋在西北干一番什么样的“事业”呢？这应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本文的重点。还附带得出：张学良密谋在西北干一番“事业”在前，而张学良去西北在后。且陈诚在他《西安事变回忆录》说：张学良“企图在关内树立新的根据地，（这可能就是张学良密谋在西北干一番“事业”。）复要求将其所部调至西北。”[11]陈诚知道后，立即表示反对，但“委座终以，既已允其西调，不便中途变更”[12]而让张学良的要求成为事实。使张学良“被动”去西北的说法更加失去依据。
笔者否定“张学良到西北来是被动”的说法，除了张学良先与他的“旧好”——“陕政当局”充分磋商后，决定“合作”在西北干一番“事业”后，才“打通关系”去西北外。还以张学良的东北军的“习性”为依据，根据张学良的东北军的“习性”，凡不是他们的主动要求做的，张学良总要乘对方要求他去做而百般勒索。
例证一：在一九三零年“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感到两方都需要他，就百般索钱。根据可靠资料，张学良从南京方面索取一千万美元。[13]据李宗仁讲，张学良还从阎锡山手中索取报酬。[14]
例证二：张学良不愿保卫他自己的家园，而南京中央政府命令他死守锦州，张学良首先勒索五百万。因而与行政院院长大闹一场。“中央固悉索敝赋，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粮景从，以助士气。今兄（指张）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扞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当此民穷财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无论中央无此财力，即令有之，在兄为实行抵抗以前，弟亦万不忍为浪掷！弟诚无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唯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惟望兄亦以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则关内之中国幸甚。”
例证三：张学良送蒋公回南京后，东北军仍妄图保持他们的“独立地位”，不愿中国统一。当时东北军在西安的实际负责人王以哲，在与潼关前线的中央军负责人顾祝同谈判过程中就向中央勒索六百万。[15]（王、顾并没有见面，只是电话“谈判”，电话声音被人听到，传到孙铭九时就被孙认为王真的已得到六百万。孙铭九命令于文俊去杀王以哲时，就叫于文俊带着麻袋去拿此钱。[16]）东北军绑架国家元首，犯了弥天大罪，稍有羞耻感的人，都有罪恶感，而感到无地自容。可东北军竟能在犯了弥天大罪时，仍有脸皮勒索，可见他们这种勒索“习气”“根深蒂固”到何种程度。倘若真的像杨奎松先生先生所说的那样，他们是“被动”的去西北的。那么根据他们的“习气”，一定可看到他们乘此勒索的情景。但是东北军西调却如此顺路，完全没有他们被动做他们不愿做的那种抵制情景，从旁证实是东北军去西北是他们的主动行为。
正因为张学良想去西北干一番“事业”，而去西北的，因而张学良一到西北，就“脚踏实地”的干起来了。“所以良到陕，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17]为张学良未来的宏图大业打下基础。
张学良主动要求去西北的关键证据，是张学良预谋在西北“干一番事业”。这一点为张学良的亲信们所证实。如张学良“最信任的人”黎天才，[18]以及黎所联系的“前共产党人”后来着文透露真情：去西北的目的是为了在西北“兵变独立”。[19]以及曾驰骋东北政坛，因失去东北，而失去舞台，又不甘心寂莫的人，如杜重远、高崇民、王化一、王卓然、阎宝航等，他们齐集上海讨论东北军前途，写成《致张学良建议书》，核心内容就是联苏、联杨虎城，建立陕甘根据地。杨虎城的重要谋士杜斌丞向杨虎城建议：“一个杨虎城，一支十七路军，斗不过蒋介石，迟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联合，进而促进南北大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20]等等。证实张学良怀着他个人的目标去西北的。
这是张学良主动要求去西北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张学良主动要求去西北的主要证据。详见下面第二大节中的第2小节。
可杨奎松先生以超级教师爷的口吻，教训他人“主观性太强，既没有史料做凭据，也不合乎常情常理，”等等。可杨自己唯一的根据是张的自白，且既是张自白，也掩饰不了张学良是在他与杨虎城密谋在西北干一番“事业”之后，才去西北。张学良本人及其幕僚又都清楚的证实张的的确确要在西北建立“大且伟矣的小家庭”。[21]究竟是谁“主观性太强，既没有史料做凭据，也不合乎常情常理”呢？
二，张学良去西北的目的与动机
早在一九三四年，张学良获悉盛世才在新疆崛起之日，就把目光投向西北，并亲自赴西北考察。[22]张认为“西北地势险要，这是（据此称雄）不可忽视的方面。”[23]
1，西北是“据地称雄”的“风水宝地”
西北虽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在常人看来是人们不愿去的地方。但对妄图据地称雄的“志士”们来说，却是块“风水宝地”。因那里远离中央，山高皇帝远，便于称王称霸。反倒是河南、安徽等生活条件较好的“中原地区”，为张学良、杨虎城等军阀所惧怕。[24]因那里中央影响力较大，统一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更强，军阀们的军队很容易被国家化。拿杨虎城的话来说：去那些地方他的私人军队“很快就会被肢解消灭”。[25]杨虎城在他出国“考察”前，在与他的亲信们聚会时，谈到他们为什么仍能保存下来时，就谈到是因为他们没有出西北。（杨虎城的不少看法深邃，倘若张学良的部队驻在武汉等统一国家凝聚力的地区发动兵变，他的部队就会像万福麟的五十三军那样“国家军队，应效忠国家。”“惟以中央命令是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26]像“五十三军那样反兵变的空气很严重。”[27]以及像驻武汉的黄永安炮兵旅那样：“我们炮兵是中华民国的炮兵，不是张学良的炮兵，我们自然要效忠国家！”“虽然副司令从前对我们不薄。可国家大事为上，个人恩怨事小。现在副司令反对中央，我们不能因一己之私，与他一起反中央。”甚至，“吃中央的，穿中央，跟着张学良反中央是个大冤家。”杨虎城早就认识到：只能躲避在国家凝聚力不强的地方才年生存，若去国家凝聚力强的地方，很快就会被肢解消灭。[28]这是张学良去西北说不出口的原因。也是张学良密谋在西北干一番“事业”的原因之一。只有从统一祖国的大家中出走，在外国支持下，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割据）。才能躲避统一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对东北军以及十七路军的影响，达到牢固控制东北军以及十七路军的目的。可见张学良的“留鄂练兵”不可信，连河南、安徽军阀都怕，张敢“留鄂练兵”！不怕“三天一改编，二天一归并”，很快“被肢解消灭”[29]吗？不怕“国家军队，应效忠国家。”“惟以中央命令是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30]吗？不怕像“五十三军那样反西安事变空气很严重”[31]吗？）
西北地区是当时中国妄图成“霸业”的枭雄们首选之地。“天下英雄之见略同”，除张学良外，还有孙殿英希望能成为青海西区督办。反蒋最力之士胡汉民致电孙殿英：“巩固宁夏，进图甘肃。”胡汉民还致电他的同党：“晋、陕、桂倒府，组府之望。”[32]前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廷锴等，也准备武装割据西北。他们为实现此目标，拟定了名为“民族革命行动方案”的计划，“要求中共代表团代为向苏联和共产国际请求援助。”[33]这类妄图以西北为据点，以成“霸业”的老式枭雄，如孙殿英反倒直接讲出他的目的——希望成为青海西区督办。胡汉民也还能从他们的密信：“晋、陕、桂倒府，组府之望。”看出他的目的：晋、陕、桂联合起来打倒（南京政）府，是建立他胡汉民新政府的希望。新式枭雄如陈铭枢、蔡廷锴等，就已把他们的目的涂上“革命”的色彩，把他们妄图在西北成“霸业”的“鸿鹄之志”，美其名为“民族革命行动方案”。张学良与中共更把他们妄图在西北搞武装割据，抹上“抗日”的浓装，称之为“西北大联合”，“抗日”的“国防政府”等等。倒是“共产国际”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共与张学良那些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的言论，只不过“一心要让蒋介石崩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实际上使中国分裂”，“无疑正在千方百计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中国效劳。”[34]就连最先联共的张学良亲信王以哲，也对张学良的“抗日”，嗤之以鼻：“以前在东北时不抗日，日本人进攻热河时不抗日，现在来到大西北，离鬼子那么远，却讲抗日了，怎么抗法？”[35]事实清楚的表明，张入陕，并企图搞“西北大联合”，仅仅只是为了实现其“另立局面”的“鸿鹄之志”而已，根本就不是他口上所说的“抗日”。（未完待续）
[1]台湾《联合报》，2001年10月28日，焦点版。
[2]《张学良世纪传奇》，王书君，明镜出版社，2001;《张学良口述自传》，王书君，香江出版社，2004年。
[3]《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4]《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一九九五年版，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第一百四十二到一百四十三页。
[5]《西安事变》，赵棱熹，汉湘文化事业出版，一九九五年，第一百二十六页。
[6]《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四十五页。
[7]《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百七十五页。
[8]《细说西安事变》，王禹廷，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七十八年，第八十四页。
[9]《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百二十页。
[10]《亚洲时报》，2006年12月13日。
[11]《西安事变回忆录》，陈诚，《传记文学》杂志，总第319号(1988年)。
[12]《西安事变回忆录》，陈诚，《传记文学》杂志，总第319号(1988年)。
[13]〔日〕关宽治、岛田俊彦着，王振锁、王家骅等译：《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45页；莫尔给凯洛格的电文，1930年10月16日，美国国家档案馆，893.00/409。
[14]广西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编《李宗仁回忆录》下册，1980年内部出版，第604-615页。
[15]《高崇民遗稿》，《西安事变资料》第２辑Ｐ.１１——６５，人民出版社，1９８１年４月版。
[16]《高崇民遗稿》，《西安事变资料》第２辑Ｐ.１１——６５，人民出版社，1９８１年４月版。
[17]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反省录》，
[18]《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百九十三页。
[19]《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
[20]《西安事变７０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５月，第八百零二到八百零三页。
[21]《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一九九五年版，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第八十四到八十七页。以及《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八十到一百九十三页。
[22]《西安事变７０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５月，第九百七十八页。
[23]《西安事变７０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５月，第九百七十八页。
[24]《孔从周回忆录》，孔从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版，第一百四十七页。
[25]《孔从周回忆录》，孔从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版，第一百四十七页。
[26]《揭秘西安事变》，中共，国民党，东北军，十七路军当事人，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七年一月，第三百二十七页到三百三十二页。
[27]《揭秘西安事变》，中共，国民党，东北军，十七路军当事人，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七年一月，第三百三十一页。
[28]《孔从周回忆录》，孔从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版，第一百四十七页。
[29]《孔从周回忆录》，孔从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版，第一百四十七页。
[30]《揭秘西安事变》，中共，国民党，东北军，十七路军当事人，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七年一月，第三百二十七页到三百三十二页。
[31]《揭秘西安事变》，中共，国民党，东北军，十七路军当事人，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七年一月，第三百三十一页。
[32]《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杨天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零二年，第三百三十一到三百三十三页。
[33]一九三五年十月由王明上报共产国际，中心档案，全宗号四九五，目录号七四，卷宗号二七八。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一九九五年版，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第一百五十九页。
[34]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十四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社论
[35]《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苏墱基，远流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一百二十页。
陈守中，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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