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4日 星期一

周恩来对中共的贡献,是让美国相信了中共是民主组织


蒋介石为中国快速现代化开拓了道路(上)


  1,蒋介石预料到失败提前2年计划撤退台湾
  2,周恩来的历史性影响是说服美国相信中共是民主组织
  3,斯大林称国民党没有利用价值便会遭到丢弃
  4,国民党失败根源还是在于其腐败和道德沦丧


  核心提示:我相信,中国人民会得以看到正是他在战争期间的毅力及军事和外交战略,阻止了日本在东亚建立一个庞大帝国的企图,保护了中国的古老文明,为她未来的快速现代化和在世界事务终恢复威信开拓了一条道路。他敦促并且实现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脱离列强的回归,迫使西方列强终止了不平等条约,除了在雅尔塔会议上被西方盟军赠送给苏联那些权利以外,他还成功让英国和美国承认西藏和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此外,他为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赢得了一个席位,使中国在其中成为去殖民化的主要倡导者。


陶涵(资料图)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美国资深外交官、《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作者陶涵教授文字实录,采访整理:杨超


  嘉宾简介:陶涵(JayTaylor)教授系美国资深外交官。上世纪60年代曾在台北为美国提供政治分析和报告。中美建交后,他曾任职美国驻华大使馆。此后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处副处长,是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蒋介石与现代中国》、《蒋介石传》、《蒋经国传》等书。


  孙中山提拔蒋介石因他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

  凤凰历史:蒋介石的日本老师长冈外史认为蒋能成功的秘诀是“忠诚”,“感恩”,那么这两种特点在蒋介石的生涯中有什么样的体现?

  陶涵:蒋介石对孙中山不屈不挠的忠诚起到了很大一部分作用,使他得以被孙提拔到国民党革命军中的强势地位。孙提拔蒋是因为蒋的忠诚和“战争知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也是因为这位年轻的浙江军官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派别。1924年,他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指挥官,这将开始为他——只用等3年--提供忠实军官和部队单位,这些人都拥护他控制军队并最终控制整个国民党。在黄埔,蒋介石强调效忠中国、革命事业及革命领袖--孙中山。

  但同时,黄埔毕业学员很快便组成了一个军官的圈子,忠于他们的“校长”,蒋介石。这些毕业学员构成第一军团以及后来的南京和重庆控制的中央陆军中军官中的大部分。当然,在省级或地方军国主义(军阀)的将军们和在海内外其他军事院校接受训练的许多其他指挥官身上,他没有享受到同样的忠诚度。他面临着非黄埔系军官持续带来的阴毛,并通过以下手段幸存下来:对他们互相挑拨离间,支配位于上海的金融部门,昭示他的不朽奉献50年不动摇以纪念孙中山,并宣传他的爱国、勇敢和诚实的名声,以及他有时较高的知名度。此外,就谁将会取代他这个问题,他的对手内部永远无法达成一致。在台湾,蒋介石可以依赖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忠诚度,即使覆盖不到几乎所有成功抵岛的将领也无妨。那些少数派很快就退休了。在大陆,他对忠诚的重视,阻止了他对解决土地使用权和腐败的问题的大力投入。然而,在台湾,他迅速并成功地解决了这两大问题。


  蒋介石的战略眼光广阔不仅限于军事

  凤凰历史:对蒋介石政治生涯中的多次下野,各方评价历来不一,您在书中认为蒋介石是效仿孙中山不计较个人权位,是以大局为重,为什么?

  陶涵:蒋介石,当然,是有野心的,他同时操纵着时局和许多个体,以巩固自己的个人地位。因此,所有领导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所有的人,都是如此。但是,和孙中山先生一样,他首先是个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有一套务实的方法击败清朝统治,团结全国上下,结束一切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威望,建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化、稳定且和谐的社会。这些目标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包括殖民地世界以及西方世界中的受教育人群和年轻人。工业革命,在农业、通信、现代教育和城市化中的科技进步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其标志在于,既有可怕的混乱,也有显著的进步。虽然在中学之后只接受了三年的军事教育,蒋确实有广阔的战略眼光,而不仅仅是纯粹的军事眼光。他有些严重的失败,即包括战后阶段他在军事、经济和其他方面制定的灾难性政策,还包括内战。

  他是个认真的人。在某些方面——毛泽东认为——是个天真的人,就像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阿Q。但他也有善于分析的头脑,可以合成无数条事实并看到内在动力。孙中山先生对他的战略规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孙去世以后,虽然革命军在面对军阀时寡不敌众,他仍不顾苏联顾问和盟友共产党领导层的反对意见,执意推动北伐。尽管日本发出警告,他仍推进满洲在中央政府(国民党)旗帜下的统一。

  1928年西安事变后,他发现日本是中国及其文明的最大威胁。他设计并遵循一个长期计划,以建立起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和配套产业,可以在抗日的同时暂时安抚东京的持续索求和入侵--甚至牺牲满洲。十多年(南京十年政权)后,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他同时也认为,如果中国想打败日本,将会需要太平洋主要大国的帮助。只有两种可能--苏联和美国。美国在当时是坚定的孤立主义者--其领导人和民众的都不希望与国外战争扯上关系。同时,在1927年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大清洗之后,苏联已经和蒋介石成为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也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支持者。蒋介石和斯大林通过操纵欲使日本更倾向于侵略对方,而不是自己。斯大林赢了,但他现在则想让日本继续圄于中国的泥沼。因此,蒋得到斯大林承诺的大规模物资援助和苏联产有人驾驶战机。蒋介石向苏联独裁者给予的这种援助付出的代价又一部分是承诺与中国共产党形成一个全新的统一战线。此后的四年中,蒋继续敦促斯大林直接介入抗日战争。蒋介石知道,如果确实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战争结束时,苏联红军将很可能占领满洲和中国其他地区,给中共带来真正的推动作用。(当然,这实际上也确实发生了,德国战败后,苏联红军最终于1945年袭击了在满洲国的日本人)。

  1936年12月,在西安被绑架(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获得释放,此后以及在随后的形成统一战线的进程中,他人气飙升。因此,获得德国顾问的支持后,他相信中国的全新的现代化军队可以保卫国家,击溃日本。当这个被证明是不现实的时候,他拒绝了发起新一轮停火谈判和向日本让步的要求。相反,他预见到,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将是必要的,势必在长江沿岸掀起惨烈血腥的抵抗--这些经常是由他亲自指挥,使中国人民下定决心来迎接未来漫长而痛苦的拼搏进取。他呼吁并预见到工业厂房里英雄式的解散和熟练工人纷纷溯长江而上或去到内地其他地区。30万难民紧随其后。他下令修筑滇缅公路,并把国库和北京故宫博物院中的20000箱藏品搬到重庆。


  罗斯福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造成珍珠港袭击

  苏联的援助逐渐减少,蒋介石有四年基本都在独立领导“自由中国”——保卫该国三分之二的人口和四分之三的领土。考虑到可怕的挑战,解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都非常稳定。比温斯顿·丘吉尔在伦敦开始执行同样的关键任务早几年的时间,他就试图让美国参与到抗击法西斯的战争。1937年,他预测这样的地缘政治构造板块的转变需要耗时4年--他是对的。但在那天到来之前,他在1939年警告伦敦,斯大林与希特勒将会签署军事条约,除非英国与莫斯科缔结军事同盟。纳粹-苏联条约当然随之而来。1941年的春天,他对罗斯福说,德国将很快攻击其昔日盟友——苏联。当斯大林提前预感到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想让这次对俄罗斯袭击继续下去,但他不希望侵略成功。德国装甲神兵入侵俄罗斯的不久前,蒋请周恩来警告斯大林。同年,蒋介石还预测,苏日和平条约会把日本侵略的矛头指向南方,在那里将不可避免地与西方的民主势力相冲突。最后,在1941年,蒋介石和丘吉尔,共同合作,说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坚持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这一要求带来了对珍珠港袭击。


  蒋介石预料到失败提前2年计划撤退台湾

  当然,蒋介石也作出过重大的错误战略判断。例如:在1937年,在他的德国顾问的鼓励下,他过早地相信,新的中国军队已经准备好保卫国家,反抗日本侵略者。其它错误判断还有,他放弃了要求把史迪威召回的机会,当时恐怕连罗斯福都会毫无怨言的同意。在应对罗斯福不再继续坚持--正如罗斯福总统曾在1943年开罗会议上承诺的那样--他将说服丘吉尔对缅甸发动双重攻击以配合计划在该国展开的第二战役的时候,蒋所做的挑衅即不明智也非必要。他在和美国解决美元汇率转换问题的时候,也处理不当。他所犯的最大错误不仅把他带入在大陆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决战,也从根本上导致了蒋政权的崩溃。这个最大错误即是,他决定派遣自己的军队到满洲对抗解放军。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在最初也看到了“大局”。我们在这里谈到的是指他在日本宣布投降日之前做出的估计,即像他所预计的那样如果果斯大林--即使以隐蔽的方式--在二战后将爆发的国内冲突中支持中国共产党,而美国并没有采取同样坚定的立场来支持国民政府,他可能就胜不了。他在对即将到来的战后进行的动态分析明确了这一点。然而,在短短几个月内,从华盛顿发出的几个明显迹象显示,他们会支持他的努力以巩固蒋政府在东北的统治。因此,他改变决定,在这一和苏联及苏联控制的蒙古有漫长边境线的重点地区,不再去争夺控制权。但随后在1946年他的军队在满洲取得的一系列军事胜利使他确信,事实上,在短短几个月内,他就可以在该地区打败解放军。而且,他还认为,如果他愿意满足于仅在长春以南的东北地区实现国民党统治,其余地区都留给共产党,苏联将会心满意足。于是,他重新估计了对“悲惨”的可能性以及自己在满洲地区和逆转过程中的薄弱之初,将一支又一支军队送入厄运。这个令人惊愕的失败,连同中国当时发生的通货膨胀和腐败的失控,导致该政权精神上的崩溃。但是,蒋介石的大局图景里包括了这种可能性,作为应急之举,他从两年前便开始规划他向台湾的撤退。


  抗战8年蒋介石的部队没有一名将军背叛

  凤凰历史:您在书中提到蒋介石认为中国人缺乏坚毅的精神,因此对国民性持悲观态度,蒋介石后来发起新生活运动是否基于此?蒋介石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判断是否准确?

  陶涵:是的,在五四运动的时候,蒋介石就曾怀疑过,一次群众运动就可以达到必要的革命目标:击败军阀,统一全国,终止不平等条约,以及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现代化。他想,无知和几代人对西方摆布的王朝的顺从,让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远远低于西方和日本。和孙中山一样,他认为,实现这些目标,首先将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其中包含有个关键组成部分,将必须在训练中向士兵和军官灌输对民族大义热切奉献的精神。由此,在黄埔,蒋介石和周恩来(他的——实际上的——政治教育主任)共同重视的都是政治热情以及对高度无私精神的培养,“武士道”(“不成功便成仁”)的日本精神--忠诚的终极表达。

  如前所述,蒋介石获得众多支持开始于1936年秋天,而后,西安事变遭遇让他相信,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确实已经上升到某个地步,至此国家终于可以对日本帝国主义发起挑战,随后奖获得的支持进一步飙升。许多事实表明,1937年7月开始,日本取得的一连串军事胜利,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民缺少了对抗日的感情承诺。最初两年里,数以十万计的中国士兵——主要是蒋介石的部下--战死。30,000军官——黄埔军校毕业生中的一大部分——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八年抗战过程中,蒋介石的队伍中没有一位将军或重要部队出现过背叛。在自由区的农民惨遭日本“烧光、杀光”的攻击,头四年里,国民党控制下的城市经历了严重的日军轰炸,以及持续的物资匮乏和重重困难。但中国人“艰苦奋斗”。这场战争期间,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常强调中国的问题,并评论说--不论中国人如何受苦,他们通常都显得快乐而健康向上。纪律和士气或多或少起到支撑作用。例如,法定工厂,重新组装了中国军队在关键种类上的全部淘汰装备和额外的武器和物资,就许多方面而言,还把这些都提供给了他们。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高度关注在党和军队内部蔓延的腐败和重返原沦陷区的许多官员和军官对权力的滥用。但他觉得普通士兵和中国老百姓已经尽到了他们的职责。


  周恩来的历史性影响是说服美国相信中共是民主组织

  凤凰历史:蒋介石与周恩来都是浙江人,您在书中提到两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发展出不寻常的关系,彼此尊重,从长远的历史范围看,蒋介石与周恩来的关系如何?这种关系对国共关系乃至中国历史有没有影响?

  陶涵:这是一段不寻常的重要关系。这两个男人,当然,当时正在寻求利用他们之间的关系,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直至1940年新四军事件(皖南事变),我相信,你所提到的这种相互尊重一直都存在。这种尊重是基于基本的共同利益或共同重心。最重要的是,两人都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击败日本。本书通过一些例子,很清楚地表明,这就是他们一致的看法。但是,当这种分析和延安的政策路线产生冲突的时候,周恩来最终接纳了后者。随后便是两个男人之间各个历史时期的有趣交流,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金门危机之前和期间,和最后在尼克松总统与周和毛就中美间可能的关系缓和进行沟通的时候。其实,周真实的历史性影响,是说服先进的美国人,中国共产党是个民主的组织,一心只扑在土地改革和良好治国之上。

  凤凰历史:您在书中提到,苏联支持国民党的终极目标是控制国民革命军,为什么苏联有这样的目标?苏联全力支持中国革命的出发点是什么?苏联因素在北伐和国共分裂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未完待续)

  陶涵,凤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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