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亲王和袁世凯，造就晚清最后的辉煌

　　庆亲王和袁世凯的联合，拉开了晚清政改进程之中最为坚决的，也是最后的辉煌。

　　自周荣耀的事件过去之后，嗅觉灵敏的帝国官员们便迅即看到了官场上的微妙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红钉子的交易上。人们渐渐发现，帝国政府可供出售的红顶子，从“勋职”渐渐的转变而为“实缺”，甚至如通过两淮盐运、漕运总督这样的“肥缺”，也可位列庆王的“货架”之上公开出售，并且真不二价、童叟无欺。其次，帝国政府的红顶大员们发现了更加令他们不安的内容，就是这些“实缺”、“肥缺”获得的依据，往往是与袁世凯关系的亲疏，或者说袁慰亭说谁可以，庆王便会将谁“扶上马”。这就意味着，帝国官场的名位交易，并不再是国库敛财的某种手段，这种交易真正成为了能够影响帝国政治进程的实际力量。

　　这种做法很快便受到了不小的非议，御史们集体上书反对庆袁集团修改“只赐虚衔”的捐官铁规，臣僚们也有人以辞官相威胁，暗示朝廷不要枉费了这些书生们为了官阶的十年苦读。然而这样的声音并没有得到慈禧核心的支持，相关的懿旨很快颁布，以辞职威胁朝廷的官员“著即开缺，回籍养疴”，上书弹劾的御史们，也因此而逐一受到申斥。

　　这犹如一场风暴，给帝国的所有官员上了一堂带着血腥味的政治课。没有人会傻到认为老佛爷会与魔鬼为伍，进而因此支持明目张胆的卖官鬻爵。老佛爷的法眼雪亮的无与伦比，袁宫保任用的所谓“私人”，其在能力和改革魄力上都比那群书生气十足的“土鳖”要优秀很多。徐世昌、段祺瑞以及曹锟等人，他们都出身中下级军目，并且没有太多的官场伦理；他们粗鲁的外表之下，拥有的只是对于袁世凯以及在慰亭引导之下的对于帝国的效忠；另外，不太干净的社会背景，也使得这些“循吏”更加了解社会的真实状况，也更加不用顾及那些冠冕堂皇的道德文章。这样的人有知识、有能力，所缺少的，恰是这个时代最不需要，然而被晚清官场依然奉若神明的书呆子气；这样的循吏，只要认为可行，或者认为其中可以给自己带来利益，他们便会义无反顾的执行任何政令，并且会不带太多的顾虑，而将改革措施原原本本的加以贯彻。

　　帝国的官员们终于明白，老佛爷最终还是沾上了坚决的改革派的指挥台。这个帝国再也不需要那些咿咿呀呀的道德文章，再也不需要带着两千年前的书卷气的陈词滥调。现在的大清国，需要的是突破陈腐道德的实干，需要的是锐意进取改革的人才；这种实干只有循吏能够加以达成，而这样的循吏又恰为科举“正途”所嗤之以鼻。因此，袁世凯的幕僚队伍，便理所当然的成为了这种人才的候选基地。

　　作为真正与洋人扎实的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帝国政治家，深受西方思想濡染的袁世凯对自己的幕僚有着特殊的定位。在慰亭的幕僚中，除张謇、徐世昌外，我们几乎再找不到举人式的参谋人物。他的幕僚中有杨度这般精通西洋政治的宪政专家，也有张謇这样对帝国金融市场有着浓厚兴趣的理财顾问，更多的则是深受西方军事思想影响的拥有“西点”背景的军政复合型专家。他的“智囊团”开放、文明而充满活力，进而也没有如帝国官场那般浓郁的道德气息，因此这些幕僚们常常能给袁宫保提出很多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懂得用人的袁世凯，同样也懂得仗义疏财。在他的所有幕僚中，虽说罕见几个如杨度这般空谈国是的知识分子，然而他们却并不能完全凭着自己的能力满足各种各样的需求。面对这些身处窘境的朋友，袁世凯总是想尽办法让他们的愿望得到满足。在这些愿望中，红顶子的调换，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袁世凯自然不会否认这种要求的合理性，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权力对于他们--甚至是他自己--将有多么的重要。如果他的这些幕僚分别把握了帝国权力的各个部门，那么他自己也便以此而掌握了整个帝国的半壁江山，踏遍可以此而实现自己的政改梦想。

　　“我自出山便抱定君主立宪”，这样的话，只有袁世凯能说的出来，也只有慰亭在见到庆王之时方可说出。

　　想为幕僚要官，袁世凯便免不了要打搅这位精于此道的“贪腐大鳄”庆亲王奕劻，而恰巧的是，这位没有汉人诗书文化基因的庆王爷，同样也认为袁世凯关于改革的政治理想是最为可行的帝国道路。基此他们便志趣相投，各有分工的开始了对于朝政的掌控。这里不能说的地方在于，他们都希望借助彼此的力量，在未来的新政治格局之中，对于那块崭新的“蛋糕”平分秋色。

　　这种政治同盟的操作，说来很难令晚清而至当代的很多道德史家们接受。庆袁的配合犹如生意场上的公平买卖，袁世凯提名让庆王“代理”拿下官缺，而后慰亭在付给庆王佣金的同时，也将这个被委任官员的权力分给庆王少许，进而使得奕劻也能掌握必要的政治人脉，以此而壮大其在朝中的权势；而庆王呢？则是纯粹的帮袁办事，以此创收，并利用其在朝中的影响，实现庆袁共同的“中国梦”。

　　晚清帝国的改革进程，从此再也没有了道德约束。所有的运作流程都在银子的伟大指导下顺利进行，官员的任免、政事的走向，都已银票开路；这大大提高了晚清政改的推进效率，同时也节省了很多不必要的争执和矛盾产生的可能。袁世凯是英明的，庆王在这个问题上的“贪腐”也是有头脑的。与其说这是权钱交易，倒不如说这是针对那个行政效率低下的帝国政府所精心设计的“贪腐行政”。

　　老佛爷默许这种行政风格，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她早已厌恶了道德文章下的政改路线，她要的是真正的干臣循吏。庆袁联手既然能弄出“循吏治国”的局面，那么贪腐又何妨？支持他们就是推进帝国政改，何乐不为？

　　由庆袁联手推动的改革大潮，虽然在民国初年由“北洋系”内部暴露出了贪腐带来的巨大副作用，但我们不可否认，这种“饮鸩止渴”的模式，确实在举朝上下谨小慎微的大环境下起到过非常积极的作用。这种模式大大提高了晚清帝国的行政效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对帝国文化层面的文明开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以贪腐促改革并非不可走，庆袁联手便说明了这条路在类似相对特定的时期，无疑是政改进程的必经之路。只是“放得开”得有办法“收得住”，还没等庆袁收住自己以毒攻毒的工具，老佛爷便龙驭上宾，等到袁慰亭再度出山与庆王携手之时，大清帝国，已经走向了由过于正统的乱改革而自主开掘的历史的坟墓。

　　宋儒孝南，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