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9日 星期日

庆亲王和袁世凯,造就晚清最后的辉煌


  庆亲王和袁世凯的联合,拉开了晚清政改进程之中最为坚决的,也是最后的辉煌。

  自周荣耀的事件过去之后,嗅觉灵敏的帝国官员们便迅即看到了官场上的微妙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红钉子的交易上。人们渐渐发现,帝国政府可供出售的红顶子,从“勋职”渐渐的转变而为“实缺”,甚至如通过两淮盐运、漕运总督这样的“肥缺”,也可位列庆王的“货架”之上公开出售,并且真不二价、童叟无欺。其次,帝国政府的红顶大员们发现了更加令他们不安的内容,就是这些“实缺”、“肥缺”获得的依据,往往是与袁世凯关系的亲疏,或者说袁慰亭说谁可以,庆王便会将谁“扶上马”。这就意味着,帝国官场的名位交易,并不再是国库敛财的某种手段,这种交易真正成为了能够影响帝国政治进程的实际力量。

  这种做法很快便受到了不小的非议,御史们集体上书反对庆袁集团修改“只赐虚衔”的捐官铁规,臣僚们也有人以辞官相威胁,暗示朝廷不要枉费了这些书生们为了官阶的十年苦读。然而这样的声音并没有得到慈禧核心的支持,相关的懿旨很快颁布,以辞职威胁朝廷的官员“著即开缺,回籍养疴”,上书弹劾的御史们,也因此而逐一受到申斥。

  这犹如一场风暴,给帝国的所有官员上了一堂带着血腥味的政治课。没有人会傻到认为老佛爷会与魔鬼为伍,进而因此支持明目张胆的卖官鬻爵。老佛爷的法眼雪亮的无与伦比,袁宫保任用的所谓“私人”,其在能力和改革魄力上都比那群书生气十足的“土鳖”要优秀很多。徐世昌、段祺瑞以及曹锟等人,他们都出身中下级军目,并且没有太多的官场伦理;他们粗鲁的外表之下,拥有的只是对于袁世凯以及在慰亭引导之下的对于帝国的效忠;另外,不太干净的社会背景,也使得这些“循吏”更加了解社会的真实状况,也更加不用顾及那些冠冕堂皇的道德文章。这样的人有知识、有能力,所缺少的,恰是这个时代最不需要,然而被晚清官场依然奉若神明的书呆子气;这样的循吏,只要认为可行,或者认为其中可以给自己带来利益,他们便会义无反顾的执行任何政令,并且会不带太多的顾虑,而将改革措施原原本本的加以贯彻。

  帝国的官员们终于明白,老佛爷最终还是沾上了坚决的改革派的指挥台。这个帝国再也不需要那些咿咿呀呀的道德文章,再也不需要带着两千年前的书卷气的陈词滥调。现在的大清国,需要的是突破陈腐道德的实干,需要的是锐意进取改革的人才;这种实干只有循吏能够加以达成,而这样的循吏又恰为科举“正途”所嗤之以鼻。因此,袁世凯的幕僚队伍,便理所当然的成为了这种人才的候选基地。

  作为真正与洋人扎实的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帝国政治家,深受西方思想濡染的袁世凯对自己的幕僚有着特殊的定位。在慰亭的幕僚中,除张謇、徐世昌外,我们几乎再找不到举人式的参谋人物。他的幕僚中有杨度这般精通西洋政治的宪政专家,也有张謇这样对帝国金融市场有着浓厚兴趣的理财顾问,更多的则是深受西方军事思想影响的拥有“西点”背景的军政复合型专家。他的“智囊团”开放、文明而充满活力,进而也没有如帝国官场那般浓郁的道德气息,因此这些幕僚们常常能给袁宫保提出很多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懂得用人的袁世凯,同样也懂得仗义疏财。在他的所有幕僚中,虽说罕见几个如杨度这般空谈国是的知识分子,然而他们却并不能完全凭着自己的能力满足各种各样的需求。面对这些身处窘境的朋友,袁世凯总是想尽办法让他们的愿望得到满足。在这些愿望中,红顶子的调换,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袁世凯自然不会否认这种要求的合理性,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权力对于他们--甚至是他自己--将有多么的重要。如果他的这些幕僚分别把握了帝国权力的各个部门,那么他自己也便以此而掌握了整个帝国的半壁江山,踏遍可以此而实现自己的政改梦想。

  “我自出山便抱定君主立宪”,这样的话,只有袁世凯能说的出来,也只有慰亭在见到庆王之时方可说出。

  想为幕僚要官,袁世凯便免不了要打搅这位精于此道的“贪腐大鳄”庆亲王奕劻,而恰巧的是,这位没有汉人诗书文化基因的庆王爷,同样也认为袁世凯关于改革的政治理想是最为可行的帝国道路。基此他们便志趣相投,各有分工的开始了对于朝政的掌控。这里不能说的地方在于,他们都希望借助彼此的力量,在未来的新政治格局之中,对于那块崭新的“蛋糕”平分秋色。

  这种政治同盟的操作,说来很难令晚清而至当代的很多道德史家们接受。庆袁的配合犹如生意场上的公平买卖,袁世凯提名让庆王“代理”拿下官缺,而后慰亭在付给庆王佣金的同时,也将这个被委任官员的权力分给庆王少许,进而使得奕劻也能掌握必要的政治人脉,以此而壮大其在朝中的权势;而庆王呢?则是纯粹的帮袁办事,以此创收,并利用其在朝中的影响,实现庆袁共同的“中国梦”。

  晚清帝国的改革进程,从此再也没有了道德约束。所有的运作流程都在银子的伟大指导下顺利进行,官员的任免、政事的走向,都已银票开路;这大大提高了晚清政改的推进效率,同时也节省了很多不必要的争执和矛盾产生的可能。袁世凯是英明的,庆王在这个问题上的“贪腐”也是有头脑的。与其说这是权钱交易,倒不如说这是针对那个行政效率低下的帝国政府所精心设计的“贪腐行政”。

  老佛爷默许这种行政风格,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她早已厌恶了道德文章下的政改路线,她要的是真正的干臣循吏。庆袁联手既然能弄出“循吏治国”的局面,那么贪腐又何妨?支持他们就是推进帝国政改,何乐不为?

  由庆袁联手推动的改革大潮,虽然在民国初年由“北洋系”内部暴露出了贪腐带来的巨大副作用,但我们不可否认,这种“饮鸩止渴”的模式,确实在举朝上下谨小慎微的大环境下起到过非常积极的作用。这种模式大大提高了晚清帝国的行政效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对帝国文化层面的文明开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以贪腐促改革并非不可走,庆袁联手便说明了这条路在类似相对特定的时期,无疑是政改进程的必经之路。只是“放得开”得有办法“收得住”,还没等庆袁收住自己以毒攻毒的工具,老佛爷便龙驭上宾,等到袁慰亭再度出山与庆王携手之时,大清帝国,已经走向了由过于正统的乱改革而自主开掘的历史的坟墓。

  宋儒孝南,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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