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需要细节
读历史的时候，没有细节就难免会产生疑问。我们年轻时候学校里上历史课，都有一套标准说法，考试则有标准答案。我既然不是以治史为饭碗，也就谈不上问一个为什么。可是标准历史故事里缺失的细节，有时还会跳出来:为什么有些事情会那样发生?百思不得其解。想是想不出原因的，原因在历史的细节里。
有一个疑问，从当年上课到现在，存之久矣。那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土地上发生华洋冲突，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那么不经打呢?每打必败，为什么不学一招，练好了再打?为什么要屡打屡败，屡败屡打?败得特别惨的是1900年的庚子之变，我们读书的时候叫做义和团起义。那是发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整整六十年，洋枪洋炮已经花了不少银子买了不少，洋务运动也搞了几年，自己的铁工厂兵工厂也有了。这八国联军并没有倾国力而出全面宣战，只不过是一支临时凑起来的派遣军。为什么中国义军连一场像样的仗也没有打呢?
当年历史课上的标准答案是，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又突然卖国求荣了，和八国联军洋人勾结起来，镇压义和团起义。义和团受内外夹击，武器不如洋人精良，人数不如官府和洋人众多，最后壮烈失败。可是，这种标准叙述里面，没有细节。
二、原来是不瞄准就射击
张鸣先生写的历史文章，经常为我们抠挖出一些细节来。这些细节，让人有恍然大悟之感。他的《历史的底稿》一书中，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瞄准射击》。他告诉我们，引进洋枪洋炮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即使是义和团，虽然宣称刀枪不入，对于洋枪洋炮，也喜欢的不得了。那时攻打外国使馆的主力，其实是董福祥的正规军。“从现存的一些老照片看，董军士兵大抵手持后膛枪，而且身上横披斜拉，挂满了子弹。”后膛枪是当时的“现代化新式武器”。“据一位当时在使馆的外国记者回忆，在战斗进行期间，天空中经常弹飞如雨。”那么，一万多董军，再加数万不怕死的义和团，为什么“几个月打不下哪怕一个使馆”呢?
张鸣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我们中国人在引进洋枪洋炮以后，“接受了洋枪队的全部装备，也接受了洋操的训练，连英语的口令都听得惯熟，唯独对于瞄准射击，不甚了了。”他挖出了一个历史细节，说1860年代，一个英国军官来访问，后来记下来说，“淮军士兵放枪的姿势很有些奇怪，他们朝前放枪，可眼睛却看着另一边。”
引进了洋枪洋炮，把形式，表面，所有一切细枝末节都学到手，却完全不理会洋枪洋炮的基本功能:瞄准射击，击中目标。庚子前几年，和日本人打仗，算算双方兵力，洋枪洋炮洋船的数量吨位，即使打不胜，也不至于轻易战败。可是“陆军则每仗必北，从平壤一直退到山海关，经营多年的旅顺海军基地守不了半个月，丢弃的武器像山一样”，“当时日本军人对中国士兵的评价是，每仗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放枪，一发接一发，等到子弹打完了，也就是中国军队该撤退的时候了。”
这种“放枪不瞄准”的毛病，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是张勋闹复辟的时候，段祺瑞率北洋军劲旅，包括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曹锟的第三师，李长泰的第八师，那是中国当时最精锐的武装力量，而对方不过是张勋的五千辫子兵。张鸣先生引用目击者、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北京政府顾问莫里循的话说，射击从清晨五点持续到下午三点，机关枪打了成百万发子弹。双方不过相距一百五十码，“可是中间隔着一道高三十英尺，厚六英尺的皇宫城墙。一发子弹也没有打着城墙”。引进洋枪洋炮至少已经半个世纪，中国军队居然还是朝天打枪的，并不知道要瞄准目标，开枪才有用。于是，莫里循说，他同意一个美国作家的看法，建议中国军队恢复使用弓箭，这样朝天射击还有点意思。
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就是引进洋枪洋炮。可是引进先进东西，却不注重先进事物最核心、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还是混混沌沌地抱住老祖宗的旧观念，这是我们中国人学西方先进事物过程中的大毛病。有了洋枪洋炮，把样子摆足，唬住老百姓，就万事大吉了。从买了第一杆洋枪，到一板一眼地练瞄准射击，中国人竟用了半个多世纪，整整三代人的时间。这就是当年每仗必败的原因。过去常说，“落后是要挨打的”，而最难办的落后，是观念的落后，是看不到自己观念落后的落后。中国人引入西方先进，洋枪洋炮如此，其他东西也是如此。
三、一个修道士的小发明和一个航海家的大发现
前些日子，媒体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多年，学者们也想挖掘出这一历史事件的广泛意义。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越过大西洋发现美洲大陆还要早几十年。郑和的船队，规模更大，气势更大，似乎目的也更深一层。有人甚至提出，郑和其实已经航行到了美洲大陆，第一个发现美洲大陆的，不是哥伦布，而是郑和。可是，这一切，说归说，没人当真，因为不管你说得多逼真，这种说法缺少细节，缺少证明。
由于缺少细节，缺少证明，所以，当年明王朝派出由宫中太监率领的庞大船队出洋，到底目的是什么，到底干了些什么，这么重要的信息，如今居然失传了，留下来的只是皇家正史里的语焉不详吞吞吐吐，民间野史里的传说纷纭查无实据。在文明交流史上，郑和下西洋的意义远远不能和几十年后的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相比，这不是任何人为行为故意造成的。郑和下西洋，去了，然后就消失了。据说下西洋的所有重要文献都由官方下令销毁。而哥伦布每次航海，以及此后无数船只在新旧大陆之间的往来，其文献大多都在西班牙南方重镇赛维亚的档案馆里，重重铁锁之下，严密保存了几百年。这些档案文献，供后世史学家，航海家，探险家查阅，包括后来沉没在大西洋里的商船，沉没地点的记载，船上货物的装船单，为现在的打捞者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当年，意大利人哥伦布立志航海西行，打通通向东方的商贸新航线。他在欧洲各国游说王家资助，却到处碰壁。最后，1492年，西班牙王国的双重君主，费尔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允诺资助哥伦布的计划。在赛维亚的档案馆里，保存着当年哥伦布和西班牙王室的文件。西班牙王室之所以愿意这样做，其实是正一帆风顺的费尔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愿意做这样一项“风险投资”。他们和哥伦布达成的，是一项“投资合作项目”，西班牙王室出钱，哥伦布出力，将来打通商路以后的收益，王室拿大头，哥伦布拿小头。而这样的“官民合作”之所以搞得起来，就要说到“借贷复式记账法”。
借贷复式记账法，是中世纪末期西方贸易中发明的记账法，据说发明者是十四世纪方济各修道院的一位修士。这种记账法使得多人多个资金来源合作进行多项目商贸有可能算清成本和收益，很快成为西方贸易中的标准记账法。当西班牙的费尔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愿意出钱给哥伦布来实行前途莫测的航海事业的时候，他们给哥伦布的船队派去的，有一个负责记账的会计。这个会计将记下哥伦布航海的开支，计算出成本，这些是将来分配收益的依据。正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原则，使得这项风险投资有了基础，而正是借贷复式记账法，使得这样的“算账”有了技术上的可能。
不难理解，借贷复式记账法后来成为世界范围的标准记账法。可是，我国引进这种记账法，却比任何国家都困难。
我国论及复式记账法的第一部会计学专著，1905年由清末的一位职业外交官、驻美公使馆翻译官蔡锡勇介绍到中国，却没有受到重视。1907年，谢霖和孟森在东京出版《银行簿记学》一书，结合银行业务，将借贷复式记账法正式介绍到国内。这两位都是留日的历史学家。日本已经成功引进西式记账法，他们俩和当年很多人一样，从日本引进了“二手”的西方技术。
此时，借贷复式记账法在西方已经成功使用了至少400年，起步并不比我们早的日本，已经成功引进了这种记账法，可是引进中国的过程却一波三折。1920年代，潘序伦先生在上海创立立信会计学校，竭力主张全面学习和使用西式记账法，和保守派人士在三十年代展开大讨论。不知什么原因，我们中国人就是不愿意顺利接受西式记账法，总是看到西式记账法的弊病，同时伸张我国传统记账法的优越。于是，这一记账法之争就从三十年代延续到五十年代，再延续到六十年代，在“文革”中更是提高到了政治的高度，说借贷复式记账法是“资本主义记账法”，而传统的增减记账法是“社会主义记账法”。据1980年的一次调查，实行“我国自己的”增减记账法的工交企业，一般省市有50％左右，有的省市多达70％-80％。这一争论甚至进入了八十年代，直到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来，才使得记账法之争渐渐退出舞台。就像中国人当年引进洋枪洋炮以后，学瞄准射击用了半个多世纪一样，学西方人用了几百年，如今全世界都实行的复式记账法，我们也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四、有了洋枪要学瞄准
中国人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面对西方，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华民族不是一个不善于学习的民族。我们中国的留学生读书读得好，考试成绩好，在欧美国家很出名。回顾学西方的一百多年，西方先进事物中，我们最善于学的是器物层面，所谓坚船利炮，连义和团都知道洋枪洋炮其实是好东西。可是在功能层面，我们的学习就要差一点，洋枪洋炮引进以后，朝天放枪唬住老百姓就够了，几十年都没想到用这洋枪洋炮面对面地干一仗。在制度层面，从清末变法到现在，也已经一个世纪了，可是在制度的功能层面，我们至今还没有改变朝天放枪光听一个响的心理。
有了洋枪洋炮，还要学瞄准射击。这是读历史读到一些细节的心得，是早年学西方的一点教训。
林达，《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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