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的文化追求——在深圳中心书城的演讲（下）

　　下面再讲一讲我自己的回忆录《精神的流浪》。

　　我今年61岁。一生的经历可以分为三段。少时在北京读书。后来到山西插队、工作。90年代再回北京。这种经历，使我对北京和外省的差别有比较深的感受。回想在山西大学念书的时候，江地教授介绍他治学的经验是黄花鱼溜边，找一个别人不关注的空白而有所开拓。他在山西大学历史系教师里，算是学术成就很高的了，别人影响多不如他。系里还有一位阎宗临教授，我入学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儿子阎守诚曾经和我同事。后来阎守诚将他父亲的史学文集整理出版，我才知道阎教授三四十年代研究欧洲史和中西交通史达到一流水准，因为热爱家乡，谢绝北京、广州一些名牌大学的邀请，回到山西大学任教。饶宗颐在序言中说他“回山西故里，终未能一展所学，忧悴而继以殂谢，论者深惜之。”在山西的学术部门供职，领导人总是强调，挣山西的钱，就要为地方服务。在这种导向支配下，学术往往成为地方利益的敲门砖，自然难成大器。到了北京，知识界人士谈问题开口就是中国如何，世界如何。周围想大事的人多，无形中就起到一种拓展思维的鞭策作用。唐达成先生看了我写的文章，很感兴趣，说，可惜发在地方刊物上，没有影响。邵燕祥先生看了我的文章，也说过类似的意思。九十年代初，我从钱理群的《周作人传》面读到一段话，印象很深：“历史低潮时期，远离政治中心，可以利用那里相对薄弱的政治条件，进行历史的深思，积累力量；而到了历史高潮时期，则必须置身于政治文化的中心，投身于时代潮流的旋涡中。唯有在那里，在各种思潮、力量的巨大撞击中，个人的才华、智慧才能得到全面的展开，尽性的发挥，人的生命也就获得了光辉灿烂的闪现。”的确，鲁迅、周作人兄弟如果不是在五四时代来到北京，而是留在绍兴，他们个人的才能再高，也不可能对中国文化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

　　我在山西工作生活的体会是，身处外省，要想把握全国的思想文化脉搏，难度比较大。很容易被地域的天花板限制住。想做一些高端的事情比较难。后来我从单位提前退休，以北京知青的身份把户口转回北京定居。感觉取法乎上的机会比较多。

　　在北京，我参与的第一件值得一说的事，是推动顾准研究。顾准这个名字我在80年代就听说过，但真正引起注意是我1993年研究文革中的民间思想以后。当时，从香港刊物上读到顾准的《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眼睛一亮。大约1995年2月，我路过朝内大街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看到门口有“《顾准文集》已到”的广告，于是赶快买了一册。读过之后，便把当时的想法写入《当代思想史的一个缺环》一文。两月后在《读书》上刊出。不久，和《中华读书报》家园版的编辑萧夏林谈起顾准，他又约我写一篇短文《愧对顾准》。接着，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了《顾准文集》讨论会。转眼到了1996年1月，一天早上，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是顾准的弟弟陈敏之，到了北京，要和我见见面。我赶到陈先生下榻的上海驻京办事处，和他谈起顾准是否还留下了一些未曾发表过的文字？听说留有一些日记，不知情况怎样？陈敏之先生告诉我，顾准留下的日记他那里有三本，于是，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应当争取让顾准日记与读者见面。当然，做成这件事也不容易，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顾准文集》受到追究，形成了寒蝉效应，一些出版社不是不想出，而怕挨整。我了好几家都不成功。最后经周实介绍，我认识了报告文学家谭合成，他找到了经济日报出版社，社长初志英拍板，给这本书开了绿灯。与联系出版的艰难相比，编辑过程一路顺风。《顾准日记》的出版后，我又和陈敏之先生合作，编成《顾准寻思录》。在作家出版社唐晓渡和民间投资人董怀明的支持下，推向了社会。

　　以后，我牵线搭桥，促成了陈敏之与顾准的儿子高粱合作，编成《顾准文存》四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样，顾准留下的文献，基本就都“出土”了。顾准研究再次成为思想界的热点。

　　这件事使我得到北京知识界一些朋友的认可。这也给了我更大的活动空间，更多的做事机会。

　　1998年夏天，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徐晓和我商量选题，我建议整理出版遇罗克的遗著，她十分认同，并邀请徐友渔合作。我们三人不到一个月就把《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编出来了。徐晓原计划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社领导提出要送审，于是，又转到中国文联出版社。

　　在编书过程中，我们一直设法与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联系，找了许多线索都中断了。直到开印前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题为《遇罗克是谁》的短文，却意外地接到了遇罗文的一个传真。他看了报，通过编辑问到我的电话。联系上的时候，那本书已经出了软片，开印在即。只好请他写了一个简短的《跋》补在书末，来不及让他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和遇罗文相识以后，我感到他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说，他的经历本身就蕴藏了一页珍贵的历史。他年龄比我稍长。他和家人所承担的苦难，远非一般人所能相比。一家六口人，文革中竟有五人坐牢。我建议遇罗文写一本回忆录，记录他的经历和全家的命运。遇罗文接受了建议。他从1999年初动笔，秋天就完成了这本书。书名《我家》，朴素而意味深长。遇罗文详细记载了《中学文革报》诞生、发展、夭折的始末。这份报纸虽然只是当时数以千种的小报之一，只出了7期，活动不到半年，是一群没有办报经验的年轻人仓促地办起来的，但他们代表着良知和正义。它因声张人权思想而诞生，又因人权思想为当时政权所不容而夭折。它成为中国新闻史上一个特殊的坐标。在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新闻报刊史上，都堪称最辉煌的一笔。经编辑郭沂纹的努力，2002年这本书终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我还想推动另外两位思想烈士的遗著在大陆出版，未能如愿，退而求其次，我和金凤合编的《王申酉文集》，丁群编的《陆兰秀狱中遗文》，只好拿到海外问世。

　　在参与出书的过程，我有一个体会，同样是出书，有的书影响只在专业领域以内，有的影响到专业以外，超越了学科、行业，地域的限制，可以公共领域，会对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发生影响。对于这种有公共影响的选题，应当特别关注。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黄万里。他的专业是水利。但他在中国，又是工程技术领域知识分子的一个象征性人物。50年代三门峡水库上马，只有他一个人站出来反对。不久被打成右派。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工程是50年代工程建设的最大败笔，后遗症到今天也没有消除。200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冯克力、张杰来北京组稿，和我商量选题。我说在网上看到戴晴介绍黄万里的文章，感触很深。冯克力提议和黄万里联系，在《老照片》上介绍一下他的故事。经李锐老帮助，我们得到黄老电话。和黄老约定，第二天上午到他家见面。当时赵诚正好在我旁边，愿与我们同行，于是一起来到清华大学黄万里家。黄老当时已经89岁，精神很好。稍事寒暄，便进入正题，与我们谈起他的水利思想。他从黄河的特征谈起，他说，人们因黄河挟带泥沙而认为它是害河，其实，黄河是一条好河，正是这些泥沙冲击成了黄河三角洲平原，成为中国最大的三角洲，比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大。这片大平原，养育着几亿中国人口。“黄河清，圣人出”的想法不符合自然规律，是荒唐的。过去知道三门峡工程是新中国建设史上最大的败笔之一。但黄老对黄河的分析仍然让我眼界大开。黄老兴致勃勃，侃侃而谈，两个多小时仍然意犹未尽。冯克力、张杰忙着翻拍照片。只有赵诚临时作了一些笔记。告别黄老以后，四人商量，这个专题怎么做？赵诚自报奋勇，文章由他执笔，写成《但教莫绝广陵散》和黄老提供的照片相配，刊登于《老照片》十五辑上。文章发表后，社会反响十分强烈。黄老本人也颇为满意。当时，我曾向赵诚建议，你的文章发表后，黄老对你很信任，你不妨与黄老商量，找他录音访问，帮他作口述史。赵诚征求了黄老的意见。黄老说，我不想做口述史，我可以自己写回忆录！然而没过多久，黄老前列腺癌发作，身体状况急转直下。2001年8月26日与世长辞。冯克力和我商量，能否组织一本《黄万里传》。我提议请赵诚撰写。赵诚向黄老的家属表达立传的愿望，得到支持。他们把黄老的日记、诗词、书信、一些未曾发表的手稿和照片都借给赵诚参考。赵诚十分慎重，用两年多时间，跋山涉水，到北京、四川、湖南等地，寻访黄万里的生前友好和同事学生，尽可能地搜寻第一手资料，使传记的内容更加丰满。

　　书写成了，出版并不顺利。山东画报出版社和他签了合同，领导不敢履约。又找了几家出版社，也不敢拍板。2004年4月，出版家刘硕良来北京办文化公司，问我有什么选题。我介绍了赵诚这部稿子。正好刘先生对黄万里的价值十分清楚，欣然接受了赵诚的书稿，经过精心打磨设计，2004年7月，此书以《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为名，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

　　一个是王芸生。他是民国时代《大公报》的总编辑。是新闻自由，独立办报的象征性人物。我认识了他的儿子王芝琛。王先生1961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系指挥仪专业，一直从事国防科技工作。1980年，父亲病重，把在外地工作的他召到身边陪侍，向他追忆了平生的重大事件。王芸老虽然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但毕竟是有过大阅历的一流报人，他预感到，国人对20世纪的历史评价，将会出现重大的变化。于是，向儿子说出了郁闷在自己心里多年的话，谈到一生经历的很多重大历史问题，比如中苏关系、西安事变、《大公报》和国共双方的关系等等。他一边说，王芝琛一边录音。王芸老体力已经很差，有些问题只是点到为止，语焉不详，王芝琛当时不能完全理解，但毕竟留下了最重要的线索和钥匙。父亲临终的心愿，王芝琛看得很重。1991年，他54岁，决定提前退休，专门从事与《大公报》相关的历史研究。王芝琛从小就喜欢文史。退休后如鲛龙归海，很快发表了很多重评《大公报》的文章。他选择的细节，往往一下子抓住要害，干净利索，快人快语，没有一句废话。2000年夏天，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王建勋找我策划《学灯文丛》。我建议将王芝琛的文章结集成书列入。王芝琛很高兴。2001年9月26日，是王芸生百年诞辰。2002年6月17日，是《大公报》百年纪念。这本名为《百年沧桑》的文集问世之后，引起了出人意料的反响。香港《大公报》举行了隆重的百年庆祝，王芝琛的观点几乎成为舆论的共识和纪念的基调。泼在《大公报》身上的污水荡涤一清。以文人论政，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特色的《大公报》，重新得到学术界、思想界和新闻界高度评价。王芝琛不以新闻史研究为业，但他对新闻史研究的贡献，却远远高于许多专业人士。沈阳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也来向王先生约稿，请他写《王芸生传》。为父亲立传是王芝琛的宿愿。无论讲资料的熟悉、理解的深刻，他都是立传的最佳人选。2002年新年春节期间，他废寝忘食地赶写此书，按时完稿。那家出版社的编辑将书稿交给领导审阅。领导却说，这本书既不能得大奖，又不能赚大钱，出它干什么？出版社拒绝履约，而且不作任何补偿。2004年5月30日，我突然收到王芝琛的信，告诉我查出癌症，病得不轻，希望想想办法，让他有生之年看到传记问世。他那年才六十七岁，和他多次来往，觉得他精神一向很好。怎么突然间遇到这样的灾难？于是，我把王芝琛的书稿推荐给刘硕良先生，请他尽快出版。他痛快地答应，三个月内一定让这本书印出来。

　　2004年9月初，《一代报人王芸生》问世，接着被《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联合主办的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评为2004年度历史传记类图书奖。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也采访了王芝琛，播出了题为“一代报人王芸生”的专题节目。更感人的是，一批八十多岁的老大公报人，凑了几万元，要捐给王芝琛治病，向他表达为《大公报》正名的敬意。王芝琛没有接收这笔捐款，但他感到了莫大的欣慰。一年后，王芝琛与世长辞。

　　一个是孙越生，他是王亚南的学生，毕生致力于研究官民关系，80年代写了一本《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面对古今中外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当代社会的官民对立，他认为不是官员的作风问题，人类文明的基本矛盾。他从人类的起源、国家的职能入手，构成了一个独创性的理论体系。对于中国实施政治改革，走向民主宪政，有深刻的启示。他80年代末就写成了这本出，但出版受阻。1997年他去世之后，我和邵燕祥、常大林、李辉都觉得应当让他的遗作问世。但尝试了多次，都功亏一篑。2008年，朋友谢泳趁着纪念厦门大学老校长王亚南的机会，写了一篇长文《从王亚南到孙越生》，在《新京报》发表，引起了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林冠珍的注意。今年，她从我处拿到孙越生遗稿的电子文本，我又介绍她与孙越生的女儿取得联系，终于让《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与公众见面。袁伟时先生读到这本书，感慨孙越生是又一个顾准式的人物，非常震撼！其他学者读后也击节称赞。申张民权，限制官权，已成今日中国政治的当务之急。孙越生的遗著破土而出，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丁东，作者博客2012-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