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张力与限界（中）
第三，在一方面改变了原有土地集中导致土地革命的说法，同时又承认土地革命仍然有影响力的情况下（影响力不会向曾经说的那么高那么大），有一点我们要注意，中共革命给普遍民众宣传的理念，比如平等、权利、尊严、身份。我们不能低估农民的身份意识，一种追求，一种期望，每一个人活着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得到别人的认可。农民在中国那么长时间的社会里，这样的身份需要感和认可感很难获得，基本上处于被漠视的边缘。中共的革命基本做到了。我们可能会说这样一个理念多大程度上做到了？但中共说了、做了与没有做、没有说，给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这些东西对农民的影响不能低估，在当时苏维埃革命经济发展并不是很成功的情况下，中共在苏区虽然未必有以前说的那么高的拥护度，但得到的拥护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可以做到。在民众负担日益加重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想没有政治上、精神上的触动很难有这样的效果。
第四，我们要注意到现实，这点最应该强调。中国革命相当程度上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发动起的革命，中共在大都市成立，成立的那些人的身份大家都知道，包括早期党员的身份，而且中共的发展又受到苏俄的触动和影响。中共革命起码在苏维埃革命之前是自上而下的，最先崛起的是知识阶层，这样的事实是一个客观存在。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中共被迫举行武装起义，后来也是被迫向薄弱地区寻找生存空间，寻找到山区和农村。所以，中共的苏维埃革命在农村的建立是武装建立，不能排除有个别地区，但基本在各个苏维埃区域革命都是由武装去占领，去推动的。军事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是这段历史的经典概括。我们后来可能会从其它角度去理解，可能就忘记了这句话是在提示我们苏维埃革命本质上就是由军事武装发起、推动的。考虑这些问题时，一切的一切不能离开军事和武力。在枪杆子和军事力量前面，其他的其实都是浮云。现在的学者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学者会比较多的强调引进西方社会学，这很好，做历史研究一定要注重社会，如果不注重，这种研究就如空中楼阁。但有些时候，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军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背景下，我们对政治的影响力、对军事的影响力、对武力的影响力绝对不能低估。如果仅仅从社会基层去做，而不去注意政治和军事的影响力，我想也会和现实南辕北辙。这个背景是我们在考察苏维埃革命，在考察赣南、闽西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场运动，为什么成为中心区时须臾不能离开的。中共以军事力量建立了这样一个地区，而朱毛在军事上也确确实实的表现出了他们的天才。我在做这个研究时，对他们的军事天才有很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在1927年之前对军事不甚了解，完全是在实践中摸爬滚打，而这种摸爬滚打能够达到那样熟练的高度，对一些原则的熟练利用，这点我们必须要给予肯定。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样的军事引导人，有了强有力的武装，才会有这样地区的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才会使得这个地区成为苏维埃中心区。我想这是我们首先必须特别强调的一个东西，只有注意到这一点，前面的几点可能才会得到一个合理的界定。
农民卷入革命这样的话题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谈。比如我后来看到闽西建宁县的一个文史资料登了一个老红军在整风初期写的一个思想汇报，这个思想汇报讲了他是如何去参军的。他的父亲早死，母亲改嫁，在家里无趣，每天贩牛。后加入了青年团，但不知道青年团是干什么的。1934年参加长征，长征途中三次想逃跑，但没有跑成。1936年加入共产党，但加入共产党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这样一个红军的回忆非常朴实，也代表了当年这样一批没有文化和认识的基层红军战士的一个普遍想法。有人回忆参军就是想去当官，当官才有出路，当官很威风。我们在瑞金访谈过一个老红军，访谈很难，首先必须去做基础性工作，因为老红军这么多年会用他所习惯的那套话语对付你。这个老红军姓黄，1953年一直跟着部队打到抗美援朝，然后主动要求回老家当农民种田。2005年去看他时已经89岁，他说为什么去当兵的原因。他出生于一个富农家庭，4兄弟，到1933年兵源紧张，很多人躲兵役，4兄弟躲到山上。这在黎汝清的《湘江之战》写到过这样的状况。苏维埃政府将他的父母拘禁，规定必须出一个丁，在4兄弟中他最小，他就回家了，然后参军。跟着就去长征，在长征过程中也想跑，但没有跑掉，一直到延安，后来抗美援朝。打完了所有仗就回来了。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后来我跟人聊到这样的事情时，他们告诉我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比如现在的农民工，他们出来不就是为了挣钱吗，还能想其他什么大道理。当然，生活中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例子回溯当年可能出现的状况，但做历史不能是简单的回溯，必须拿出证据，而且证据必须靠我们一个一个文献、一个一个人去看、去做、去找，这样才有可能发现当时真实状况的东西。
二、苏维埃革命生存状态
现在很多研究者都喜欢谈生存状态，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去研究人的生存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研究和话题。当时苏维埃既不是一个个体，也不是一个群体，而是一个运动，是更大的东西，但仍然有其生存状态在其中。我在今年曾引用了一个词——“夹缝中的生存”。我注意到一个事实（当然不一定是我第一个注意到的），看当年苏维埃地区的名称就可以感到一个状况，比如说鄂豫皖、湘鄂赣、闽浙赣、湘赣、湘鄂西、鄂豫陕、川陕。所有这些名称都是几个省的简称合并，也就是说都是位于几个省之间交界的地区，这必然是控制薄弱地区，即便中共行政力很强大的现在，这样的三不管地区还是存在，更不用说当年国民政府是一个控制力薄弱的政府。赣南、闽西就是这样的状况。
赣南、闽西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区，是南京政府控制地区的最南边，再往南就是广东，两广在1936年之前跟南京政府都是同床异梦，是一个半独立的地区。蒋对两广始终抱有警惕和提防，因为两广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在1930年代对国民党政府是最构成威胁的地区。东边的福建在1933年11月福建事变之前，南京政府也不能完全控制，蔡廷锴、蒋光鼐去了以后和两广互为依靠。也就是说南京政府的南边、东边蒋介石很难直接控制，西边湖南虽然听命于南京政府，但和南京政府也保持独立性，基本上有自己控制的军队。中共在这样一块地区上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遮蔽地。陈诚的回忆对中共在这里的生存有非常精辟的解读，我的这本书里有所引用，他的解读很长，非常精准的观测到了中共存在的空间。这种观测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弗雷德在1932年也做过，他对中共的生存空间从两广角度做了解读。我们以前因为政治原因对共产国际代表多有贬抑，如果读一些他们对中共革命军事政治的解读会发现共产国际派来的人不是没有用的，他们确实代表了共产国际在军事上的水平。当时中国革命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中具有很高地位，苏俄共产国际给中国的钱几十倍于日韩，这个差距非常大。所以派到中国来的顾问基本都很厉害，他们对中国形势的解读有他非常精准的地方，这些到现在读起来，我个人还是很佩服。中共在边区的生存在各个苏区都一样，闽浙赣也是利用了这样的薄弱环境，鄂豫皖和赣南相比更加有优势，因为在那里南京的控制力比江西要更差，发展空间比在江西要更好，所以鄂豫皖一段时间的发展比江西更迅猛。
夹缝中的生存我以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为例，说一下中共夹在南京政府和广东之间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空间。1930年底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围剿，1931年5月份第二次。在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围剿并失败的同时，5月份因为蒋介石拘禁胡汉民导致两广发动反蒋事变。当时中共的判断是，两广有可能要打蒋，起码对蒋有了威胁，加上第二次围剿刚刚遭受失败，蒋不太可能对中央苏区发动进攻。所以中央红军的主力从江西调到了福建闽西地区开辟新区，去做群众工作，获取战争资源，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但蒋很有意思，他有他的处理方式，这是当时中共没有估计到的。在中共大部队驻在闽西时，蒋介石6月底组织了第三次围剿，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调动了20万部队。蒋的判断是，两广虽然组织要反政府，但出兵的可能性还不是那么大，而在这时，全国形成了一种舆论，认为不安定的因素是中共，对剿共非常看重，两广反蒋虽是出于胡汉民的问题，同时也打着旗号，指责蒋不剿共，纵容共产党的发展，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借口。在这个时候，蒋恰恰需要通过剿共来平息各地对他的指责，全国都说要剿共，我去剿共了，难道还要对我发动战争吗？他希望通过剿共战争对两广有一种抑制。这里面有政治的谋略等各方面因素。但中共当时不知道国民党内部这么复杂的事，所以中共的判断是有失误的。7月份蒋介石出兵后，中共刚开始比较被动，后来说是“千里回师”。这是一种被迫的行为，当然也有判断的因素。中共前两次反“围剿”都是在赣西南地区打败国民党军队，这次反围剿仍然想方设法从闽西千里跋涉走了一千多里（在大暑之天，损失很大）回到他们熟悉的地区——福地进行第三次反“围剿”。当走到所熟悉的地区时，蒋介石预料到了中共的动向，有一些情报（这些在台北国史馆里都可以看到），所以当中共回到富田准备进行反围剿时，蒋基本上是重兵以待。7月30日左右是中共生死一线之时，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历史上个人的关键影响，这个时候朱毛非常果断的决定改变原来的计划，趁夜穿过国民党军即将围拢封锁线，突围到东南地区。国民党军重兵布在富田这一带，另外一边多是偏师，是共产党第二次反“围剿”中打败的部队，所以中共一出来就接连的把国民党两支部队重创。
7月底的时候，蒋介石信心满满，觉得鱼已经上钩，准备要全歼了，突然之间自己的部队被别人消灭，当然这里面体现出蒋有时候的优柔寡断。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主动性比中共确实差一些。如果当时不是坐等中共进入包围圈，哪怕采取主动的包围行动，那当时的中共就很危险了。这样一个结局蒋的损失只是几千人，对于二十多万人，几千人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我们很奇怪的注意到，这两个小战一打，蒋从此以后就没有大的战略行动了。我研究这个问题时很奇怪。我曾注意到杨奎松教授当年研究西安事变时说，蒋在1936年剿共时，当时胡宗南一个团消灭了，蒋静坐观变。仅仅是一个团就采取这样的策略？我当时怀疑杨教授的推论是否准确。但当我研究到第三次反围剿时，看到了蒋和后来在西安事变前同样的举动。我试着去理解他为什么做出那样的决策，有几点需要我们注意：蒋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前没有直接和中共接触过，第三次蒋直接去指挥，虽然一开始进展比较顺利，但从他的日记中可以感觉到他的心理变化，他感受到中共的武装不是简单的武装，力量超出于他原来的想象。实际接触到中共以后，他更加体会到中共武装的强悍，所以逐渐改变对中共的看法。尤其是眼看着就要包围红军，眼看着就要大捷时，突然之间被人杀了一个回马枪，这个打击构成他对中共重新评价和估计的突变因素。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他本身发动第三次反围剿，很大程度上要应对两广以及舆论对他不剿共的指责，所以他出兵了、打仗了，在相当程度上就已经有了一个交代。我这样说大家可能会有所怀疑，但如果我们仔细的了解蒋介石个人，了解蒋这个个体的思维方式、处世方式就会知道蒋做出这样的判断和决策有内在原因和思维逻辑在里面，出兵了、做了，蒋觉得他已经有所交代。8月份之后他对中共是烧山焚巢，逼中共出来。蒋背后的动机是希望通过烧山焚巢让中共离开赣南地区，离开中心区，把中共赶走。如果是这样，蒋在宣传就可以又多交代，目的也达到了。但中共不了解蒋介石的心理动机，仍在那里周旋。实际上，当时蒋主要应对的已经是两广，随着5月份两广成立“非常会议”，蒋对两广的判断在不断的做调整，两广对他的判断也在不断做调整，双方的冲突逐渐激化。我找到了一条重要的日记，这是我从蒋介石日记中发现的唯一一条他自己写在日记里的阴谋。在9月17日蒋的日记中说我下野，陈铭枢和陈诚的部队往两广开。我一下野，他们发通电拥戴我，因为有两支强势部队到广东，可以通过这两支部队逼迫两广接受蒋的条件。这是一个“假下野，真武力”的戏码。我想一般人都不会记载自己这样的一些手段，我不知道蒋的日记当天为何记载了这一条，后来也没有删节掉。这可以证明在8、9月份以后蒋所要对抗的已经是两广，中共在他的这盘棋里只是一颗棋子。当然中共可能会觉得自己是蒋的最大对手，但对蒋来说当时的最大对手是变化的，有的时候是中共，有时候就不一定是。30年代蒋无论如何都不会认为中共对他的最高统治权是构成威胁的，构成威胁的可能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这些人可能从内部把他的权威颠覆，但中共的力量在当时远远没有发展到可以把国民党力量颠覆的状态，所以蒋不会在任何时候甚至很多时候把中共作为他的唯一对手，乃至最大的对手。但中共本身的判断未必是这样的。
所以，第三次“围剿”到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很快就结束了。南京方面撤军时，在高兴圩打了一仗，这个战争我们以前不很了解，中共伤亡惨重，这个战争是和蔡廷锴打的。根据林彪的战报可以看到中共损失了3000人。广昌战役打了一个月，伤亡4000人，但这个战争只打了一天多就伤亡3000人。后来毛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把这个战争称为“折本的战争”。这是《毛泽东选集》在1949年出的版本所评价的。即使有这么一个蔡廷锴打的大胜仗，红军遭受这么惨重的失败，蒋仍毫无作为，仍然坚持他既定的战略。所以我认为蒋在抓机会、果断、因时制宜方面确实有一些问题。当然这所有的判断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它主要的目标，蒋始终考虑更多的是两广。九一八以后是另外一个环境和国际背景了。当然如果可以假设的话，如果是另外一个人，也许就会不顾一切果断的去先做一些事，可能会有另外一种选择出现的概率，这个问题是另外一个话题。我说这些话所想交代的是蒋进行第三次围剿时所顾虑的很大程度上是和两广联系在一起的，中共有的时候在他这盘棋里面就是一颗棋子，蒋对棋子的运用是变化多端的，运用也可能会出问题，但这个问题又是出在他的判断上。由于蒋这样的三心二意才有可能给中共提供活动的空间。当然这种空间也必须要打出来。一旦中共表现出它的能动性，表现出它的张力时，蒋很快就会做出别的选择，这样的选择有其性格因素在里面，但关键还是地域环境、政治的判断。历史很多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条件，各种各样的环境，各种各样的因素去影响、多方面的促进。（未完待续）
黄道炫，腾讯网—燕山大讲堂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