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张力与限界（下）
三、1933-1934年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过程
当时我为什么想去写中共反围剿失败的过程？中共这个政治力量非常强悍，非常有力量。这么强悍的、有威力的政治力量遭遇失利时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状况？我比较喜欢做这样的工作，没有其它因素，只是从历史研究者的好奇和冲动而做的选择。
我是学中共党史出身的，但工作以后长期做的是民国史研究，2002年开始做中共党史研究。因为有民国史的背景，这个背景会帮我强化和注意到一些东西，比如我去考察共产党失利时一定会想对手是什么样的状况，失利是自己的问题还是双方力量的变化所导致的。所以首先就会去看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后国内、国际背景有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大家都很了解，有的时候仅仅是一个视角而已，其实事实本身大家都知道。从1930年以后，国民党基本上控制了东南地区，中央政府也奠定了，跟西方的关系也逐渐建立，经济发展的有序状态也开始出现。在这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当时那样积贫积弱的背景下，在那样的外在条件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一个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出现时，一旦经济政策、政治政策开始向一个比较缓和、比较有理性，比较有组织的方向去运转时，中国的经济所呈现出来的良好发展态势是不错的。这样的变化有很多因素在里面，不完全是政府的功能，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对于利益追求的冲动确实可以带来很多的发展，但政府在提供这样的条件上还是有它的作用。30年代的发展大家都有了解，在这样的发展环境里，还有一个日本因素。现在我们对九一八后的历史了解恐怕和我们更早之前单一化、片面化的了解会有一些距离，日本在中国的利益追求没有问题，对中国的侵略不容置疑，但以中国作为侵略目标是不断变化的过程，是一个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会表现出时高时低的状态，并不是我们以前比较多的强调一以贯之的侵华政策，侵华有，但政策很难说。所以30年代中期，当时的既定目标已经实现时，日本对中国的压迫在比较短的时间里缓和了很多，所以才会有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与日本寻求亲善的条件与背景。
从1933年6月份内外各种环境都比较有利的情况下，蒋介石开始筹备第五次围剿，出动了50万左右的部队。蒋基本上采取了一个缓慢的推进战略，这个缓慢推进战略说明蒋有信心，觉得我有时间慢慢跟你玩。在此之前很难有这样的信心，这是信心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不自信的表现，知道中共部队的力量，也知道如果跟中共拼得太厉害，有可能会面临两广。如果消耗得太厉害，如果做太多太猛烈的武力投入会面临另外一个对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所以即使在第五次围剿条件那么好的情况下，蒋仍然有顾忌，制定这样一个政策时仍然考虑到共产党、两广以及其它因素。蒋作为一个领导人，在国内那样的背景下所顾虑的东西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当然蒋之所以能采取碉堡缓进，和武器也有直接关系。后来蒋提到为什么可以用碉堡战，就是因为自己武器比较好，蒋有1200门大炮，中共这边只有几十门：“我们之所以能够采取这样的围困战术，是因为他们没有重武器”。如果有重武器这一切都不存在。由于这样的背景，蒋采取了这样的战略，这个战略确实使得他最大程度的发挥出了他的长处，也克制了中共有可能的活动空间。这是从国民党的角度来说的。
共产党本身还是一个不可躲避的环节。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从广昌战役本身去看共产党在面临着蒋介石这么一个围困战略和缓慢推进的战争时，中共有可能做的和不可能做的。我后来感觉在做的内容里，其实有不少的误解，包括李德的短促突击。我们批评了很多短促突击，对短促突击是什么，是什么概念，是用什么去运作很少谈。陈诚攻占苏区后剿获中共文件后来做成“石叟档案”，里面基本上包括了当时李德写的论述短促突击的文章。我看了这些文章以后，觉得李德的短促突击就是在当时国民党军采取缓进战术、有层次梯队式进入的情况下，想了一个办法，用短促的运动战跟国民党军对抗。什么叫短促运动战？在他离开碉堡时，我们就在前方两侧集中优势部队，当对方一些部队进入到伏击圈以后，采取快速打击的办法，尽可能的消灭。总体来说，是希望运动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发挥作用。在此之前运动战基本上成为中共的经典。而在这个时候，在运动战不可能开展的情况下，仍然缘木求鱼去找运动的可能性，事实这是证明不可能。问题是在此之前，我们把李德的短促突击解释为是打防御战，是被动的防御。现在来看它有它的有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都是在此时此地很难去解决的一些问题和困难，他们可能有他们的毛病，但这些毛病恐怕也是很难有别的办法去克服的。有的时候，这就是历史的祭品。1933年至1934年中共中央在那样的背景下也许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改变某一些条件，可以改变某一些具体的结果，但总的结果不会有变。所以我们可以说短促突击可能有它的问题，在这个时候运动战已经不是办法了，但很难要求在那个时候他们能够抛开运动战，这种可能性很小。这样的一些公式事后看可能很清楚，但当时的人很难想得这么细，而是靠经验，经验会有很大的力量去引导你去做一些事。只是当中共中央在5月份决定突围，6月份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以后，才开始系统采取防御策略，争取时间和空间为撤离做准备。我们后来批评的所谓防御策略常常是把这样时机点上的东西拿出来，作为整个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的文件去批判的。
还有更大难题就是资源难题。赣南闽西总面积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300多万，国民党军就达到了将近50万人。如果这么说的话，有人可能会说，在这之前国共不也是有这么大的差距吗？在之前差距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按照经典的解释5次围剿国民党军是10万、20万、30万、50万、100万。实际没有这么多，第一、二次也就几万人，第三次是20万人，第四次是20多万人，第五次翻了一番。关键是在此之前几次“围剿”虽然有那么多部队，但对部队的使用上和第五次的围剿不一样，第五次围剿是全力以赴，在之前是三心二意，而且有很多因素制约蒋一以贯之的进行下去。当采取了一个围困的策略，一个志在必得的战略时，这样的一个差距就非常明显的暴露出来。所以后来13、14岁的人也被抓去当兵，因为没有兵源了。毛泽东对长冈、才溪等乡的调查基本上可以证明80％的壮丁都离开了本乡。对人力资源的罗掘到了1933年、1934年已经罄尽了，后来是大批的新兵，连枪都不会打。这种人力资源不断的削弱和战斗力的下降，使得进行持久战、对抗战基本上不会有胜算，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其它办法可想。这是人力。
物力也就不用多说，我做了很多论证。中共的内部资源能否支撑他进行被迫的持久战争，我们基本可以看到是很困难的。
第三个是战争空间。后来在中共党史里面会说到两次的提案，一次说是彭德怀提出的，一次说是毛泽东提出的，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上写到，在1934年中我们应该向湖南中部进军。当然现在也有人写文章说长征后如果执行向湖南中部挺进后果会是怎样？有人在写中共长征途中的文章里谈到这个话题，这个结果肯定不会很好。这样的结果在我看来很难避免。
在这里，我还想要强调的另一面是，虽然中共在这样一种战争中失利了，但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点，中共长征时，离开中央苏区时战斗部队有8万多人，应该可以说是整军以退。在这么狭小的地区之内，这么有限资源的背景下，面对全力以赴的国民党军远远超过自己数倍的部队，中共仍然可以整军以退，仍然可以很从容的离开赣南，离开时基本没有遭受什么损失。这样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仍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要从两方面说，一方面是中共组织力的强大，对军队、社会的控制使得其具备了其它政治力量很难具备的能力，这是从中共角度说的。从国民党角度说，蒋虽然说要拿下这一次战争，但他对这一次战争的过程是有保留、有选择的，仍然在做很多事。1934年9月6日在蒋的日记里说到对中共“招安无妨乎？”在那个时候蒋的思想里没有关掉招安这个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去查档看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材料，蒋在红军长征上是放了水的。这在蒋纬国的回忆录里提到了，但一直没有材料可以证明，我找到了一些材料可以证实蒋是有意放水。放水有很多动机，他不愿意在江西消耗更多的兵力，这和他第三次围剿时希望烧山把红军赶走就获得战略目标是一样的。能够消灭红军对于蒋来说当然更好，但如果要付出很大的实力代价是一定要慎重的。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时，蒋仍然是三心二意的，仍然考虑了很多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为中共从江西顺利出走提供了条件。
刚开始提到王安忆的作品，文学家对人性的细致把握、挖掘然后从容不迫地道来，真是非常精彩。这种境界我是心向往之而不能至。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黄教授精彩分享，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共领导人更换，在这之后，共产国际对中共是什么样的态度，对中共的支援有什么样的变化？
黄道炫：说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毛一直是支持的，这个支持出乎我们以前的想象。共产国际一直强调对毛要争取。如果没有共产国际对毛的这样表态，毛的处境可能会更困难。包括1934年，当时一些人希望把毛送到苏联去，共产国际发了一个非常严厉的电报，指示：在不能保证毛的安全情况下，谁要把毛送到苏联，如果毛出了问题，谁就要负责任。共产国际对毛比较重视。跟之前的史实有些出入，也就是说随着档案不断的公布，以往的历史叙述也会不断的改变。
网友1：我有一个问题，革命已经起来时，国民党除了单纯用军事手段去平定以后，为何没有采取其它手段来弥补意识形态真空所造成的问题？
黄道炫：这是国共两党的区别，国共两党不是一个理念的政党，它的终极目标和性质都有很大区别。当然国民党后来跟苏联接触以后有一些和中共相仿的地方，包括也会学一些苏俄的地方，但终极目标和很多判断以及人员的组成，是不一样的形态。如果像中共这样强大的党就是另外一个党，就不是国民党。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政党，很难去等量齐观。
所谓国民党围剿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对这一点我单写过一篇文章，蒋介石确实做了很多事，无论是在土地政策上还是在争取民众上，还是宣传以及军纪上，蒋都做了很多事，规定得非常具体。蒋在南京看到卫兵穿衣不整齐要下车给他整理衣服，他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所以他做了很多努力，制定了很多政策。这些政策如果放到中共可能会很有效，但放在国民党，这些东西需要贯彻，但没有一个党的体系能够贯彻。在江西很多县国民党基本没有什么活动，党部就是一个空架子。国民党实际上不是一个贯彻系统，政权又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因为孙中山主张县治，国民党以后一直做县治，在当时中国的情形下，省管县中间缺了一个承接体制，当时的交通以及各个地方的状况，省管县基本上很难去达到，这个体制没有办法使得它形成一个上下贯通的执行机关，这些政策很好，问题是落实不到实处。所谓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只是理想。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的成功和所谓的“七分政治”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但不是很大。
网友2：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想问一个问题，中共一开始实行的土地政策和建国以后所实行的土地政策，从最开始的建党时就已经制订了这样的标准还是在建国以后才产生的？
黄道炫：土地政策从井冈山土地法到兴国土地法到50年代的土地政策，具体的规定一直在变化，但总的趋势是占地多的人分给占地少的人，这样总的目标没有变。具体的执行在不断的调整，这是中共表现出力量的地方，虽然有一个意识形态强烈的支撑，但在落实到实处时还是有弹性，尽可能的去了解现实状况，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很矛盾很冲突，但这种运作体系会感觉到在这种冲突当中能够运行下去，这些问题其实是我现在进一步研究时需要去面对的，现在做的研究就是想具体的去考察，他们一步一步怎么去做，怎么去解决一个一个问题，对出现的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怎么去处理，我想把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和途径尽可能的梳理清楚。我虽然是做党史研究的，但对一套细致入微的解剖还是不够的。
网友1：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从苏俄来的，其土地政策也受到苏联土地政策影响。苏俄在建立之初实行了严格的余粮征集制，传统看法是为了当时应对国内战争，实际上看到布尔什维克上台之前，列宁等领导者制定的政策，是一定要实行这种集体土地制度的，这是服从于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因此苏联斯大林模式的集体农庄和中国所采用的集体农庄制度，都有其深刻的必然性，是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及其追求的目标必然采纳的。
黄道炫：对，不光是人民公社，如果往后看，文化大革命都有其内在原因。对毛泽东，当我们看到1949年之前是非常灵活的创造性，往往会忽略了其教条的地方；因为强调封建，强调中国式的，对其马克思主义的信奉和坚持也会忽视。如果没有理念的的基础就很难去理解他在1949年以后的逻辑和思路。你说得很对，绝对不能忽略理念的影响，这样的理念起到了核心作用，这个作用是支撑他们的关键，当然是这在1978年之前的事。
网友3：我看到一些资料，国民党军队对当时苏区的一些人，是不是采取了报复措施？是否真是这样，如果不是，历史是否可还原到真实？与历史的差距在未来的时间内会不会逐步修正，让孩子们有所了解？
黄道炫：这是我们的责任，也许永远做不到，但我们尽可能的去达到，这是我们的责任。1949年以后中共实行了对全国控制，对地主富农的政策要比苏维埃时期和内战时期要宽和得多。看看韩丁写的《翻身》，张庄1946年开始土改，1946年土改前张庄地主人口是39人，土改后地主人口是6人，当然这中间有逃亡的。掌握政权以后，策略要温和得多。说到报复，这确实存在，我曾写过文章谈“赤白对立”，这是区域之间的对立，相互仇恨，这个资料很多。
主持人：因为时间关系，本次讲堂到此结束，谢谢黄老师，谢谢各位。
黄道炫，腾讯网—燕山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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