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揪住不堪回首的过去不放？

　　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为什么要回忆自己不堪回首的昨天？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至今还滴着血和泪的那些创伤记忆书写出来，变成文化记忆代代传下去？这是我在看犹太人幸存者回忆录或犹太人见证文学（或电影），看中国右派知识分子关于反右和文革的回忆录，读诸如杨继绳的《墓碑》、王友琴的《寻找文革死难者》时候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很多采访“文革”受难者的人都讲到，不少受难者不愿意哪怕在记忆中回到那不堪回首的岁月。可见这个问题值得认真对待。

　　在文革这样极权主义肆虐的时代、在大饥荒那样常人无法想象的极端状态中，人性会遭受极度扭曲，人会变成不过是“一只畏缩的狗”，变成“牛鬼蛇神”，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也做出了令自己蒙羞的污点言行（比如和“反革命”父母划清界限，揭发自己的同事同学，等等）。为什么要通过自己的亲历故事保留这种不寻常、令人痛苦的记忆？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对此，见证文学作家莱维的回答是：“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民族所拥有的责任，虽然令人心痛但依然不可推卸”。莱维把个人的、创伤记忆书写视为一种“持续的呼喊”，这种呼喊是为了唤醒全体人类的良知。

　　这涉及对见证文学的意义的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见证人道主义灾难？如何见证这种灾难？这是一个根本的伦理学问题：见证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历史真相，见证被人道灾难所扭曲的人性，更在于修复灾后人类世界。

　　依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拍摄的电影《爱德华大夫》讲述了一个创伤记忆的治疗的故事：主人公少时参加一次滑雪，经历了一场可怕的雪崩。被救活过来以后，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长大以后此人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精神失常现象：喝牛奶的时候见到牛奶、看书的时候看见白色的墙等等，都会使之突然发作，歇斯底里，口吐白沫，四肢冰凉。后来此人被实施催眠，在爱德华大夫的诱导下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经历的那次雪崩，终于明白了自己精神失常的根源，于是重新恢复了正常。

　　可见心理创伤是一种心理疾病，一个人如果不能直面人生某个时期的某次灾难性遭遇，如果这次遭遇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就会被压抑到无意识，成为疾病，并在人生以后阶段经常性复发，使之不能合理地处理人际关系，不能合理解释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精神分析处理的是个人的创伤性经验，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经历了一次全民性的人道主义灾难或极权主义灾难，灾难过后又不能直面它，相反通过心理防御机制--如压抑、遗忘、转换等--将灾难经历加以忘却，则会导致全民性的精神失常，具体表现为不能正确认知自己、认知世界，不能正确处理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这种民族的精神失常的根源是不能直面过去的创伤经历，把它打入无意识。打入无意识不但没有彻底消除这种创伤记忆，没有消除灾难的根源，相反使得这种创伤记忆变成无意识深处的变态心理，使得一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不能正确理解过去，不能正确处理今天，也不能正确把握明天。患了病而不自知，就失去了及时治疗的机会，最终导致病情的不断恶化。

　　在分析我们今天的道德失序的时候，我们总是把根源归结为所谓的市场经济刺激了人的私欲，使人变得自私，而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畸形化实际上是肇始于“文革”，是“文革”时期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揭发、内斗、“挑动群众斗群众”空前败坏了人际关系和人伦道德，而我们没有好好地总结这个历史的教训，没有通过直面过去的灾难而修复公共道德世界，今天的所谓“道德沙漠”只不过是这种精神疾病的再一次发作。余秋雨在其《我等不到了》中关于文革的记述中指出：“全民性的互斗互咬是天下最大的人文灾难。政客和政策可以起起落落，并不重要，我看到的是，人性深处的恶获得了全面的鼓励、释放、凝聚、扩散，并固定为生态习惯。这是人文灾难的狂欢仪式，几十年都清除不了。”这是很有见地的。我以为今天中国的最大道德危机之一就是人际之间缺乏信任，相互提防、猜忌，任何人做了好事都被怀疑为别有用心或作秀，这不是“文革”破坏的结果吗？另一个道德危机的标志是对生命、对人的不尊重，这不也是“文革”结下的恶果吗？“文革”时期的吵架、批斗乃至有组织的大屠杀（杀人者或者只是执行上级指示，后者只是为了挣几个公分，甚至只是为了好玩！），不比小悦悦事件更加触目惊心吗？它们之间没有联系吗？

　　如徐贲指出的：“灾难见证承载的是被苦难和死亡所扭曲的人性，而'后灾难'见证承载的人性则有两种可能的发展，一是继续被孤独和恐惧所封闭，二是打破这种孤独和封闭，并在与他人的联系过程中重新拾回共同抵抗灾难邪恶的希望和信心。”后者就是法根海姆（E.Fackenheim）所谓的“修复世界”（Mend the World）。“修复世界”指的是：“在人道灾难（如大屠杀，'文革'）之后，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性和道德秩序都已再难修复的世界中，但是只要人的生活还在继续，只要人的生存还需要意义，人类就必须修复这个世界。”这是见证文学承载的人道责任。

　　犹太作家威赛尔的《夜》是著名的见证文学。塞都·弗朗兹（Sandu Frunza）的《哲学伦理，宗教和记忆》在解读《夜》的时候认为，威赛尔在作品中不仅详细忠实地记录了自己可怕的集中营经历，而且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对他人的世俗责任伦理，起到了重建人际团结和社区融合的作用。威赛尔自己这样解释自己的写作：“忘记遇难者意味着他们被再次杀害。我们不能避免第一次的杀害，但我们要对第二次杀害负责。”对威赛尔而言，自己的写作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义务。

　　正是这种道义和责任担当，意味着见证文学是一种高度自觉的创伤记忆书写。没有这种自觉，幸存者就无法把个人经验的灾难事件上升为普遍性的人类灾难，更不可能把创伤记忆的书写视作修复公共世界的道德责任。

　　陶东风，作者博客 2012-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