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新军的政治诉求是革命，是共和，是民主。而之所以让体制内新军耐不住寂寞不得不发声，是因为军队没有国家化，军人有权就国家政治事务表达看法。所谓革命与改良赛跑，并不是说革命与改良在两股道上各走各的，而是随着形势变化，革命者放弃革命，回归主流，参与变革；反之，从改良阵营出走，摇身一变成为革命者。湖北新军发动起义，就具有这样的性质。
我们现在依然不太清楚各省新军，以及各省新军与中央新军，在起义前后有怎样的规划、相互声援与协调，但我们从武昌发难后的各省情形看，新军异动绝对不是各自为战，随心所欲，似乎有一个全盘考虑。
武昌起义第二天，湖北新军派员星夜兼程赶往长沙报信，促动湖南如约响应，以为声援。消息传来，湖南各界很振奋、很轰动，各阶层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打探消息，交换情报，但究竟应该怎样响应，湖南方面并没有很快拿出方案。湖南立宪党人看到湖北立宪党人汤化龙的政治选择，有意模仿，新军进步将领乃渐渐与湖南新派绅士结合起来，双方议定新军发动，各方响应。
在发动前，湖南绅士出于好意，不希望流血，不希望牺牲，他们向湖南巡抚余诚格提出和平交接的建议，希望余诚格以大局为重，看清形势，和平地将湖南交给新军起义将领，以最小牺牲回应武昌，声援湖北。
余诚格是第一个遇到此事的巡抚，在获悉立宪党人和新军通报后，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办。但其政治责任，以及并不明朗的革命形势，使他不可能将湖南和平移交给反叛的新军。余诚格坚决拒绝和平要求，下令将那些不可信赖的新军调离省城，开赴株洲，省城防卫交给巡防营。巡防营是一支比较特殊的地方武装，战斗力不强，政治上不敏锐，比较容易控制。
这样的决定适得其反，余诚格的拒绝反而加速了新军发难。新军将领认识到夜长梦多，如不及时发动，湖南新军因武昌起义而积聚的力量很可能被余诚格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1911年10月22日晨八时，驻扎在长沙城外的新军吹哨集合，鸣枪起义。共进会领袖焦达峰率炮兵攻小吴门，陈作新等带领步兵攻打湘春门，守城的巡防营并没有像余诚格所期待的那样给予还击、严防死守，而是出乎意料地阵前倒戈随之起义，甚至，余诚格巡抚衙门卫队也乖乖投降，起义新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长沙，宣布成立湖南都督府，推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
湖南新军原本可以不起义、不光复，他们在湖北新军发难后等待12天，其实就是等待清廷对湖北新军起义有个正面回应。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清廷在过去12天，除了调兵遣将试图武装镇压外，并没有像袁世凯等人期待的那样，下诏罪己，重回君宪改革正途。清廷的不觉悟使自己成为制造革命的大工场。这才是湖南新军为什么发动起义响应武汉的根本原因。
与湖南新军情形相似，各省新军在武昌首义后像得了传染病一样，普遍开始对朝廷不满，而且将这种不满化为彻底反抗。就在湖南新军起义同一天，陕西新军发动起义，占领了西安。
陕西有新军混成一协，这支新军据说与长江中下游各省新军有很大不同，充当新军下层军官和士兵的，主要不是农民、手工业者和那些失学、失业的小知识分子，而是所谓不农不工不商的游食无赖之徒。这些人在当兵前或许早已加入各种各样的会党，有的甚至在会党中还是个小头目，他们进入新军后并没有改变原来的人际关系，甚至利用原来的关系发展新关系。在那时，革命党本来就与会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这些陕西新军中的会党成员，你说他是革命党，大致上没有错。因此在清政府方面，真没有把陕西新军当作可以凭借的力量。
武昌起义爆发后，陕西巡抚钱能训敏感意识到新军或许会出问题，可能会像湖北新军一样起而反叛，为此他与西安将军文瑞商量，决心将驻扎在省城的新军调往外县，以分散其力量，然后设法甄别，不可靠的或清退或捕杀。
继新军一标一营调往汉中后，钱能训又限二标三个营和一标三营在1911年10月24日前开往凤翔、宝鸡和长武等地。一标三营督队官钱鼎获悉这些命令后，立即找同志商量决定起义，推张凤翙为总指挥。
张凤翙是陕西武备学堂出身，后被陆军部送往日本士官学校习骑兵。在日本，张凤翙秘密加入同盟会，1909年毕业回陕西，任新军混成协司令部参谋，后兼任第二标第一营管带。
1911年10月22日为星期天，防守军械局巡防队士兵休假外出，陕西政界领袖在咨议局开会。陕西新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占领军械局，立即在那里建立指挥部。义军补充弹药器械后分头攻占西安城内各官署，控制全城。巡抚钱能训望风而逃得以脱身，将军文瑞躲在满城，被迫自杀。
10月25日，义军公举张凤翙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同盟会钱鼎和哥老会万炳南为副大统领。陕西各地会党、新军闻讯纷纷起事，全省大部分州县不数日相继光复。
湖南、陕西新军起义依然没有引起朝廷正面回应，清廷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各省新军在敲响大清王朝的丧钟，没有想到在政治上以退为进，借力发力，重回宪政轨道。
清廷的消极无为激起更加激烈的反抗。与两湖比邻的江西继湖南、陕西后成为第四个宣布独立的省份。
江西历来是同盟会工作重点，同盟会成立不久就派员至江西从事革命活动，一方面与当地会党建立联系，将会党转变成革命党，另一方面利用机会进入新军。江西与各省的一个重要不同，是江西新军上中层军官有不少同盟会会员，而在其他省份甚至在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主要局限于下层军官，更多的是士兵。江西新军第二十七混成协各标营的领导权主要操控在革命党人手里，但各标营并不集中驻防省城，而是分散在全省各地，因此江西革命党人虽然掌控了新军权力，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
武昌起义第二天，新军九江籍同盟会会员蒋群刚好由昆明经武汉回九江，他遂利用武昌起义的声势在新军中积极活动，驻守在九江的新军第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及该标三个营的管带范福增、黄焕章、何文斌，或为蒋群旧友，或为同学，经沟通，相约一致行动。
10月23日，晚十时，位于岳师门外新军炮台先发三炮，各营闻声放枪一排，四路火起，各义军袖缠白布，口称同心协力，向道府两署发动进攻。坐镇九江的江西按察使张检、九江道保恒、知府璞良及第五十五标标统庄守忠等大清命官闻声而退，各寻活路，各路义军兵不刃血顺利占领九江城。
九江失陷，使公开反抗清廷的两湖、江西连成一片。革命形势大好，清廷局势岌岌可危。清廷持续不觉悟，使革命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
马勇，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2012-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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