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站在胡耀邦一边的习仲勋

　　“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

　　这是胡耀邦总书记被迫去职后，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与《人民日报》社长秦川在中南海散步时突然说出的话。在政治生活长期不正常的中共党内，这两句话代表着这位元老内心里厚重的郁结和深沉的坚守，也是他对自己一生最好的概括。

　　习仲勋曾经四次被毛泽东盛赞，两度蒙冤，三次起身反“左”，惊心动魄，宠辱不惊。他是改革开放当之无愧的先驱，在党的老资格干部中，属于坚定的改革派，思想开明，正直不屈。

　　斯人已去整整十载，其子习近平恰好在此时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掌舵国家最高权力。人们在对习仲勋的纪念中，也寄托着对后者深切的期望。


　　荣与辱

　　习仲勋1926年投身革命，他同高岗、刘志丹等人一起创建了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1934年，才21岁的习仲勋就已经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了。

　　1935年9月开始，陕北根据地发生了极“左”的肃反事件，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纷纷被捕。

　　据习仲勋回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制止了错误的肃反。否则，习仲勋等人已经被活埋在土坑中。

　　毛泽东见到习仲勋十分惊讶，原来这位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是“这么年轻”。习仲勋有很高的政策水平，头脑清醒，办事干练，这些都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之后习仲勋受到重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被委任为西北局书记，毛泽东说：“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52年初，全面主持西北地区党政军工作的习仲勋被毛泽东评价：“如今已是炉火纯青了。”同年7月，习仲勋亲赴西北，争取藏族头领项谦的归顺，妥善地解决了民族争端。毛泽东对习仲勋说：“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习仲勋主政西北时期表现出很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毛泽东想调任习仲勋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对林默涵和胡乔木说：“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在斗争频繁的政治环境中，这些赞誉远远没有诋毁来得轻易。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卷入“《刘志丹》小说问题”，继彭德怀后，成为“翻案风”中又一个“挂帅人物”。

　　党的“理论权威”康生诬陷说习仲勋“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为高岗翻案”。康生在全会中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被毛当众念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金口一开，在劫难逃。康生借此作为毛主席的语录，对习仲勋等人上纲上线。很快，习仲勋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

　　“这真是晴天霹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习仲勋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并没有看过小说《刘志丹》，但他一句话决定了习仲勋等人很长一段时间的命运。从此习仲勋被剥夺职务，失去自由，被迫害长达16年之久。1965年，他被贬到洛阳矿山机械厂改造；1966年冬，他被红卫兵抓到西安和老家陕西富平等地批斗；1968年1月之后，他由北京卫戍区“看管”；至1975年春，再次被下放到洛阳继续接受审查，直至1978年中共开始“拨乱反正”。


　　痛批土改“左”祸

　　习仲勋曾经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错误肃反，又在共和国遭受十多年的迫害，对“左”倾危害有着切肤之痛。不论是在中共革命胜利之前，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他都始终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跟风，不盲从，在“越左越好”的政治环境中始终对“左”的那一套保持清醒的头脑。

　　1947年10月，以“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施行。但在土改的过程中，各解放区普遍发生了“左”的倾向，“削削削，削尽土豪劣绅；杀杀杀，杀尽贪官污吏”成为响亮的口号。

　　主持西北局工作的习仲勋对此忧心忡忡，到各地深入调查，结果十分震惊：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当土改对象；把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主富农又拉出来斗争，甚至把在我方任职的公教人员，其家中缺乏劳力者，也定成地主、富农。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的现象十分普遍。

　　尽管习仲勋在工作中力避“左”的错误，但“左”的影响还是在全党弥漫开来。他终于以极大的勇气站出来，三次致电毛泽东，痛陈土改“左”祸。

　　1948年1月4日，他以《关于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为题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调查研究中发现绥属各县土改工作出现的问题，向中央汇报，直陈土改中的许多不当做法。

　　1948年1月19日，习仲勋致电毛泽东，以朴实无华的真实案例阐述土改乱象：一些人浑水摸鱼大抓一把而鼓动起来的自发斗争，如子长县栾家坪那里的斗争简直是干部党员的斗争；交口五六十名群众住在地主家里，杀羊宰鸡，每日三餐，早上米饭，中晚馍馍面条，吃喝了八九天，临走时又乱拿一顿……习仲勋在电报中痛心地指出：“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

　　1948年2月8日，习仲勋又就“分三类地区进行土地改革问题”致电毛泽东，在土改的内容和步骤上，提出许多具体建议。习仲勋的建议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毛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转发各局。到1948年夏，土改中“左”倾错误基本得到纠正。


　　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来

　　习仲勋是开国元勋，但更为后人纪念的乃是他在改革开放中的伟大功绩。习仲勋干的第二件反“左”大事就是冒着巨大风险，请缨创办深圳特区，为渡改革开放之河摸到了第一块“石头”。

　　1978年春，在长达十六年的下放劳动和被迫害、关押后，刚平反不久的习仲勋接受重任，到广东“把守南大门”。经过十年动乱，民生凋敝，很多人以命相搏，到资本主义的香港寻找“乐土”。习仲勋到达广东时，正是“逃港潮”的高峰。当年8月全省就有6709人偷渡外逃。

　　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虽然远高于广东省农民人均收入77.4元，却与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年收入（1.3万元港币）有天壤之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仅存在于报纸和领导的讲话中，看不到前途的老百姓纷纷用脚投票。

　　当时规定，被抓的偷渡者统统被送到收容站，虐待现象普遍。习仲勋实地察看收容站时，看到这些偷渡不成反被关押的农民，心情沉重。他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用一种敌我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他还对偷渡外逃事件的性质明确地定为“经济原因、生活动机”，并表态“责任由省委来负”。

　　习仲勋多次到宝安和香港边界中英街视察，眼前香港那边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宝安这边破烂不堪，冷落萧条。强烈的对比让他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而不是增加边防哨卡的兵力，不是加固铁丝网，不是严刑峻法。

　　1979年4月，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坚定了信念的他一出手便气势不凡，他代表省委强烈要求中央给予广东改革开放的特殊政策，请中央授权或放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习仲勋大胆地说：“现在中央的权力过于集中，地方上感到事情很难办。没有权，办事很难。”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问：“仲勋同志，你们广东究竟想要什么权？”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习仲勋索性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我代表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他接着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无所畏惧，坦荡直言，令很多人大吃一惊。

　　这样的重大事情还靠邓小平拿主意，习仲勋在会议间隙求见了邓小平。邓对习仲勋说了一番值得载入史册的话：“过去陕甘宁边区就叫特区嘛，你不是陕甘宁特委的代理书记吗？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接着他又说了一番名言：“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一场巨大灾难更加坚定了习仲勋迫不及待创建深圳特区的决心。当年5月6日，在深圳边防前哨，广东各地和宝安城乡突然有近十万之众聚集于此，形成数十条凶猛的洪流扑向边境线，顷刻间人山人海，边防军人束手无策，许多人被挤入海中，溺水身亡。原来有人放出谣言：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

　　习仲勋不惧怕“左”，也不怕当右，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攻击声中，将经济特区迅速建立起来。他支持和鼓励地方官员：“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管他什么主义。”此后，广东经济飞速发展，广东人也获得“敢为天下先”的名声。


　　痛斥“逼宫”

　　广东的改革取得突破之后，习仲勋被调入中央。而此时，“左”倾保守的一套又沉渣泛起。“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运动相继展开，而习仲勋坚决站在胡耀邦身边，对这些持抵制态度。

　　一次干部工作会议之后，习仲勋忧虑而又愤慨地对胡耀邦说：“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或者他们看不顺眼，想整某个人了，就给他扣上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简直是岂有此理！”

　　从1985年开始，北京等地闹起学潮，高校学生走上街头，争取民主改革。许多中央领导都是杀气腾腾，主张“实行专政”。习仲勋则表态：“他们的一部分要求的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呼声……中国社会问题中，法制问题十分突出。颁布了那么多法律，是否能真正执行？县委书记、省委书记的一句话就可以代替国家的法律，更别提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因此，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依靠民主的发展和法制的完善。这次，我认为学潮是有积极意义的。”

　　1986年年底，一场更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在安徽、上海、北京等地相继爆发。时局紧张，邓、陈﹑彭﹑王﹑薄等元老有意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胡耀邦总书记下台。

　　在中南海的一次“生活会”上，众元老集体向胡耀邦发难。薄一波要求胡作“深刻检讨”。彭真批判耀邦同自由化代表人物方励之等人“打得火热”。杨说：“如果你想亡党亡国的话，那你就去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结成联盟吧。”王说：“你胡耀邦要是不愿意和我们走的话，你不必待在这里了。”邓说：“耀邦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让办公厅的人通知我参加，我偏不去！我在别人面前不敢摆架子，在你面前还是有资格的。”

　　两天之后又一次“生活会”，习仲勋、乔石、李鹏、胡启立也被邀请参加，众人继续围攻胡耀邦。习仲勋忍无可忍，站出来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他拍了桌子：“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是违反党的原则的。你们开了这样的头，只会给将来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埋下祸根。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干法！”胡耀邦急忙站起来劝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

　　胡耀邦去职之后，习仲勋在最高决策层逐渐被边缘化。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习仲勋同情民主诉求，强烈反对武力镇压学生。

　　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寿88岁。

张杰，《财经文摘》1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