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南巡深圳是否具体说过要谁下台？

核心提示：邓小平是一位伟人。在批评的时候，只对事，却不点具体的人名。在深圳视察期间，我们都没有听他具体说过要谁下台，谁谁是“左王”等等。1月20日上午在深圳国贸大厦谈话中，讲到培养接班人时他说：“那两个人都失败了。不是在经济工作出问题，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


邓小平1992年春视察深圳发表重要谈话，以及那一段时期深圳的媒体突破框框，大胆地对邓小平重要谈话公开宣传报道的事情，已经成为历史。

由于那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是特殊时期发生的特殊事件，许多问题无法按常规的理解来解答，许多情节无法按正常的情况来理解。加上那段“内情”过去一直未有详细对外公开，导致海内外不少人一开始就对邓小平为什么不在北京发表“谈话”，而要到南方的上海、武昌、深圳、珠海“谈话”，为什么当时宣传报道邓小平重要谈话不是由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而是由深圳地方媒体“抢了头功”等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种种疑问和猜测。

由此又流传着一些小道消息，加上主观臆断的传说，例如：深圳市委宣传部预先请示中央某个主管部门，受到“左王”严厉批评；深圳市委通过不同渠道多次请示要求报道，包括向时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请示，均未获同意；《深圳特区报》抢先发表邓小平谈话后，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等等。

还有，20年来围绕着邓小平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和如何宣传报道其谈话内容的事情，已经有不少报道，出了好几本书。可惜一些媒体的记者、或某一本书的作者，仅仅采访或访问某一两位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时陪同的当事人。而这些当事人在讲述时也只是凭个人的记忆，记者或作者也未曾认真详细查证，结果就难免在时间、地点、人物或情节上有偏差，甚至是严重错误。这些偏差和差错虽然大多是一般的细节，但历史就是历史。新闻报道、纪实书籍所叙说的事实必须准确无误。对错误的东西，如果不澄清、纠正，报道或书籍公开出版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将会越来越大。

20年过去了，当时陪同邓小平第二次视察深圳的广东省、深圳市负责人，多数已经退休，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了。当时作为工作人员的这一批人，也大多陆续退休，逐步老去。为了保存那一段真实历史，2008年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深圳的几位老领导就动员和要求我抓紧把当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发表重要谈话，以及我们认真做好宣传报道工作的情况整理出来。我于2008年5月写出了一份《关于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并发表重要谈话的宣传报道情况》的资料，共2万多字，刊发在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主编的《经济特区研究简报》2008年6月第32期，印发给深圳市的在职和已经离、退休的各位领导，以及深圳方面当时参加接待工作的一些主要当事人。几个月之后，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办公室告诉我，所有看了第32期简报的人都认为材料翔实，情况清楚。

201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很多报刊发表纪念文章。全国政协主办的《纵横》杂志从《经济特区研究简报》第32期上我所写的材料中，摘录一万多字，并且以《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内情——不公开视察的公开报道》为标题，分两期连载，引起轰动。《新民晚报》、《今晚报》、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百度网等纷纷转载。《新华文摘》于2010年第16期又全文转载。对此，我开始是有意见的，因为他们登载我的文章，预先都没有同我商量，没有经过我的同意。还好，这么大范围地转载、传看，至今还没有人说我所披露的“内情”不符合事实，或者政治上有什么问题。

这一次为了写好这本书，我当然必须查证更多的资料、文档和更细致地翻看自己几大包的笔记，也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我觉得，对于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之后，海内外曾经流传的某些猜测或不实说法，必须根据我个人所知和了解的情况，给予说明和澄清。有些事情则还要给予补充、讲明。

第一，并没有具体说要谁下台，也没有点哪个人是“左王”。20年之后，回过头看，1991年春，老人家就到上海讲话。但是，很多人没有听到、听懂，或者有些人根本听不进去。上海《解放日报》披露邓小平谈话内容的“皇甫平”文章，也没有引起人们更大的关注。所以，“全退休”的邓小平1992年春才又到由他自己“画了一个圈”建立起来的深圳经济特区来“休息”，并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国家的发展大局有更多、更深入的谈话。

但是，邓小平是一位伟人。在批评的时候，只对事，却不点具体的人名。在深圳视察期间，我们都没有听他具体说过要谁下台，谁谁是“左王”等等。1月20日上午在深圳国贸大厦谈话中，讲到培养接班人时他说：“那两个人都失败了。不是在经济工作出问题，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他只讲“那两个人”，点到则止。更何况对在台上工作的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班子，邓小平是真心支持爱护的。他于1989年5月31日专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是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因此，邓小平在谈到中央新班子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问题时，当然是更有分寸了。

第二，广东省和深圳市的主要领导对于宣传报道邓小平南巡谈话的态度，一直是积极支持的。并不存在回避、甚至给我们施加压力的问题。在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的过程中，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曾经几次主动向邓办、甚至是邓小平本人汇报，希望广东的新闻单位能够公开报道他老人家的重要谈话精神。但是，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破这个例”，“不开这个口子”。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为了深圳媒体能宣传报道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也向邓办及至邓小平本人请示，得到的同样是“不破这个例”。

在这种情况下，省、市领导却从未通知省市的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不要搞，不能搞。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干部也都心照不宣：直接的上司不反对，就等于支持。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就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任何一个改革，开始的时候都往往会被当作“离经叛道”。

我们既然是自己心底无私，所要做的是顺应形势、顺应潮流的好事，就要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大胆去闯。所以，也再没有就公开宣传报道邓小平谈话的问题，向省市领导具体请示，更不可能越级向中央的任何领导或部门请示。因为，在这个特殊时期，又是特殊的事件，邓小平本人都说“不破这个例”，请示谁又怎么可能“破这个例”呢。而且当时没有向省市主要领导或中央某些部门请示，实际上也是为了不给他们添麻烦。

不管是深圳市委宣传部的干部也好，深圳的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出版社、新闻出版中心的负责人和编辑、记者也好，当时只是知道自己有一种光荣而又艰巨的责任，一股劲地想把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尽快宣传报道出去。如果出问题，我这个深圳市委宣传部主管的副部长责任当然最大。那时候，我们除了作好可能受到批评处分的思想准备，根本没有考虑将来会有什么功劳，会得到什么奖赏。正是在这种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而敢闯的精神感召下，大家才能够互相配合、支持，团结一致，亲密无间，千方百计，把邓小平的重要谈话精神报道出去。

第三，1992年深圳的宣传报道工作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上得天时、下得地利。首先是得天时。经过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的中国，绝大多数人在痛定思痛之后，更加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重要和迫切，希望加快经济发展，盼望民族振兴。邓小平1992春的重要谈话，顺应党心民心，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那一年的春节，亲戚朋友互相拜年、团聚，谈论的话题很多都离不开邓小平南方讲话。

元宵节之前，也就是大年还没有过完，中央的领导核心就开始传达、贯彻邓小平的谈话精神。这不能不感叹中国共产党之幸，中华民族之大幸。新华社于1992年2月20日就播发了这样一条重要消息：即将出版的第4期《半月谈》，刊登了杂志编辑部辑录的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公开发表的谈话摘录，题目是《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由此也可以说明：过了大年之后，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已经在传达、学习、领会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精神。3月11日，新华社又播发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全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消息，多处引用邓小平在南方重要谈话的内容，特别提到“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这就是当时整个国家的政治大形势、大潮流。没有这个大形势、大潮流，不是天赐良机，深圳的宣传部门或新闻单位就是再有敢闯的胆量，其抢先发言论、报道消息，就会闯大祸，可能碰得头破血流，而不会有后来屡受称赞和表扬的结果。

由此，我还有一个体会：真正的好新闻，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能不能遇到特别的好新闻，机会主要靠天赐。只不过机会来了，你能不能抓住，能不能倾心尽力地写出和编辑出真正的好新闻。深圳特区成立之后，《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中央新闻单位和广东省的主要新闻单位，很早就在深圳成立办事机构，有专门长驻记者。1992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时候，中央的其他新闻单位因为没有接到通知，没有派出记者参加采访，而新华社是有记者跟随的。他可能是因为“北京总部没有要求发稿”，所以也就没有想到要抢时间写稿。当时，一开始我们也都知道上头的精神是“不用（不要）报道的”。可是，我们并没有放松自己的工作，而且因为受到一种责任的感召，从头到尾都不敢半点松懈，认真记录，见缝插针地抓现场新闻素材。有机会跟随邓小平视察采访的《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就能够抓住机会，认真写好长篇通讯，终于一举成名。摄影记者江式高在跟随邓小平采访过程中，也十分认真地工作，所以能够发表许多震撼海内外的独家新闻照片，得到了省市和全国的新闻摄影大奖。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记者在跟随邓小平的采访过程中，同样认真努力工作，所以能够在3月22日就发表《邓小平在“先科”人中间》的通讯，比《深圳特区报》发表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还早4天。只不过《南方日报》的通讯分量相对轻了一些，所以影响力也没有那么大。我想，这应该不是前线记者的问题，而很可能是报社编辑部的问题。

其二是得地利。因为深圳与香港一河之隔，所以邓小平才会倡导在深圳举办经济特区，他老人家才会一而再地来深圳视察，我们也才有机会近在身边地聆听到那么真切的重要谈话，也才有机会记录整理、率先宣传报道；因为深圳毗邻香港，思想文化和新闻舆论容易互相交流、影响，所以1992年春的《深圳特区报》“猴年新春八评”很快就在海外传播。其结果与上海《解放日报》1991年春的“皇甫平”文章就大不相同。当香港及海外其他地区大举转载“原汁原味的邓伯谈话精神”的《深圳特区报》“猴年新春评论”的时候，就有人说，《深圳特区报》敢于顶风传达邓小平谈话精神，发表评论，真是一个大新闻。

《深圳特区报》能够第一时间发表长篇通讯并获得江泽民总书记授予“改革开放的窗口”殊荣，同样与地利有极大关系。正常情况下，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新闻报道，从来都是北京的中央新闻机构的“专利”。而深圳经济特区由于所处的特殊地位、特殊环境和所具有的特殊条件，使上头对深圳媒体的某些“反常动作”有时候反而会先问一个“为什么”，也就不轻易、随便地发号施令。这也往往使深圳媒体避免像内地的报纸那样很快被封口的遭遇，有时间和机会等到“反常动作”在实践中证明是“正常的革命行为”，所以，才会有最后上上下下皆大欢喜的结果。

不是这个地利、这个大环境，深圳的任何宣传或新闻单位、个人，就是胆子再大、能力再强，再有本事，也不可能有机会突出表现、建立功业，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中留下小小的一笔。

但是，毕竟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的执政党，一直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在意识形态的掌握控制方面，更加强调循规矩，守纪律。所以，199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就专门向全国各新闻单位发了一个通知，强调“今后中央领导同志在各地的活动，统一由新华社发稿。”

深圳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公开报道，是一个很特别的“特例”，虽不可以说“前不见古人”，却也可能是“后不见来者”了。

第四，邓小平家庭生活和谐、温馨，使他健康、长寿、头脑清醒，老而不衰。1992年1月19日到23日，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我跟随做记录只有这短短几天，而且还有一些场合跟不上，或不能跟，只能听录音、靠传达，但是，我已经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邓小平很重视儿孙团聚、家庭团圆。在深圳视察的那几天，邓小平都在桂园里面同家人一起吃饭。无论到哪里参观、视察，他都带着家人一起，从坐轮椅的大儿子，到还带红领巾的小孙儿，都尽可能紧紧跟随。在华侨城锦绣中华景点参观，看到辉煌、祥瑞的“布达拉宫”，老爷子主动提出“我们一家子照个像吧”。邓小平的夫人卓琳也是“延安的老干部”，从跟着邓小平同甘共苦、转战南北，到六七十年代邓小平大起大落，同经风雨，50多年夫妻感情坚贞不渝，恩爱有加。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期间，卓琳总是随和地跟在他的身边。在各种各样的公众场合，大家看到的是邓小平身边卓琳慈祥的笑容，从没听到她在邓小平谈话中间插话。儿女们很尊敬自己的父亲，但似乎并不惧怕老爷子的威严，甚且可以拿老爸开玩笑。

20年前，互联网还很不发达，我只能通过查阅各种书籍报刊，进一步了解邓小平家庭生活的相关资料，证明我的观察是对的。1992年秋天，本人曾经在广东《文明导报》上发表过文章，讲述邓小平温馨、和谐的家庭生活同他健康、长寿和思考能力旺盛，有很重要关系。

海内外一些喜欢对邓小平南方谈话佚事多加猜测的媒体，却好像不大关注这个“秘密”。而这，恰恰是邓小平之所以成为伟人、并且活到90多岁的重要条件和原因。

吴松营，《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