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冻到建交：中国政治变动与中美关系（下）

　　（三）改革开放——中美关系的新基础（1977—1979年1月）

　　1977年7月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随着邓小平的再次复出，中国内政外交发生重要转变。

　　1．对外开放的内在动力

　　随着清算江青集团极左思潮影响，重新确立以经济建设为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迅速扩大对外开放、缩短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这为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稳定的内在动力。

　　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据说他们政府头头每天办公桌上都放一张每日科技新闻。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38]

　　同年9月1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时指出：一切先进成果都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就是资产阶级也懂得这个起码的常识，世界上先进的东西它都引进。你们日本就是这样。自力更生，要先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资源，但绝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成果。还说：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39]

　　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时，表达了一种迫切的心情：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水平差距不大。世界科学技术在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各个科学领域一日千里地发展，一年等于好几年，甚至可以说一天等于几年。1975年我曾讲过，同日本相比我国落后了50年。那时我老想抓科研，结果不仅没有抓上去，反而我自己被抓下去了。如果不拿现在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创造条件，努力奋斗，恐怕就没有希望。[40]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邓小平反复强调引进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和工业管理方法，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要求打开国门的呼声，这种要求开放的呼声与党内要求改革的呼声相呼应，奠定了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民意基础。

　　1978年5月17日，国务院成立了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同时，一批国务院高级官员到西方发达国家考察。其中最重要的是同年5月2日至6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经济考察团，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在谷牧出访前夕，邓小平向他提出：要详细地做一些调查研究，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41]谷牧回国以后，在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里谈到，西欧各国在经济起飞时，都有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经验，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搞？[42]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听取了谷牧的访欧情况汇报。[43]

　　对外开放的呼声，代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客观要求。正如邓小平1978年10月10日在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的谈话中讲的：“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他还说：“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44]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会上印发了谷牧出访西欧的报告，引起与会者注意。据于光远回忆说：“这使得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些很好的制度。”[45]李先念在总结讲话里提出：目前的国际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绝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这比关起门来样样靠自己从头摸索，要快不知多少倍。[46]

　　同年9月5日至10月22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其中第三个转变，就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上来。今天看来，这种转变的实质，就是要使中国的发展融人国际社会。

　　正是在这种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潮流推动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78年12月召开了。这次会议确立了改革开放路线，开始了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2．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的新思路与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方针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邓小平成为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这是整个70年代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变化的最终结局。这一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也为中美关系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础。

　　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国共产党内逐渐达成一种共识：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搞改革开放，必须大胆地向西方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及先进管理经验。美国是我们对外开放和引进的重点国家之一。能否顺利地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关系到能否保证对外开放路线的顺利实现。中美关系的发展问题，从来也没有像这个时期那样，和国内的改革开放路线联系得如此紧密。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是在冷战格局中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而且更是改革开放路线的内在需要。

　　改革开放路线的确定，还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这就是在国家战略安全之外，始终把创造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大环境、推动国内的改革开放政策作为基本的立足点，从国内发展的需要来通盘考虑中美建交的问题。这和毛泽东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

　　这个新思路的要点是：

　　1．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发展中美关系，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

　　2．中美建交的直接动力，就是为中国国内建设和改革开放，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3．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要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寻求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和新途径。

　　显然，这个发展中美关系的新思路，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放在了首要地位，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突出地强调国家安全。从改革开放的战略需要出发，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立场的前提下，采取了更为灵活的应对措施。[47]

　　1977年1月20日，卡特就任美国总统。2月8日，卡特在白宫会见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他表示：“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将以上海公报为指导，我们政策的目标是美中关系正常化。”然而，在一段时间里，卡特并没有把美中关系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上，而是去追求美苏缓和。

　　随后，卡特总统接受了布热津斯基的建议，把国务卿万斯的访华计划从11月提前到8月。这预示着卡特总统对华政策的转变。

　　1977年8月22日至26日，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这次会谈的关键问题，仍然是台湾问题。万斯提出一个方案，即：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须保证美国同台湾的贸易、投资、旅游、科学交流以及其他私人联系不受影响，并允许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安排下”继续留在台湾；美国政府在适当时候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关心并有兴趣使中国人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政府不发表反对美国政府声明的声明。

　　8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万斯时，否定了万斯方案。他指出：中方反对美方提出的“倒联络处”方案，如果要解决，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让步。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你们这个方案，集中起来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实际上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还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倒联络处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台湾问题是中 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当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为了照顾现实，我们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中国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忧。[48]

　　1977年底，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约见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对万斯方案又作了一些解释。黄华重申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并表示待美方有了新的方案时再谈。此事便继续搁置下来。

　　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作为力促中国实现改革开放政策的邓小平来说，自然是最为关注。但他也懂得同美国人打交道，要有足够的耐心。

　　1978年1月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谈到台湾问题时说：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还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49]

　　上述情况表明，最期望尽快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有利条件的是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灵活的两手策略，最有耐心等待美国方面的变化的，同样是邓小平。

　　3．同时启动中美建交租改革开放

　　邓小平的耐心并没有白白付出。

　　1978年4月，阿富汗发生亲苏政变。美国政府下决心先同中国建交，争取同苏联谈判的有利地位，并开始为布热津斯基访华做准备。

　　1978年5月20日至2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卡特总统决心推动美中关系向前发展的消息。

　　按照中美双方的商定，建交谈判在7月5日正式启动。中方代表是外交部长黄华，美方代表是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双方共进行了6轮谈判。谈判的焦点是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和要中国承诺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

　　当邓小平看清美国方面确有加快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图后，果断作出了不要错过时机的决断。而这一决断的基本考虑，同样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迫切需要出发。他深深懂得，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大大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

　　1978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看了布热津斯基同柴泽民的谈话，和外交部报来的同伍德科克第5次会谈的请示，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当然不一定赶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协议之前。

　　他特别强调：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讲也要加快。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美方提的问题谈。谈的时候不要把门关死。要争取早日正常化，这样比较有利。[50]

　　11月27日，邓小平又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强调：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时机。并对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作了重要指示。他还批准了外交部关于第6次谈判的建议。[51]

　　在最后一阶段的中美建交谈判中，实际上是邓小平亲自出马，同伍德科克举行了4次会议，以高度务实的精神避开了中美关系中的巨大障碍和险礁，最终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使得毛泽东、周恩来和尼克松、基辛格共同开辟的上海公报通道，经过7年的艰难航行，迎来了中美建交的历史性时刻。

　　在建交谈判过程中，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就是美国向台湾军售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明智地不作纠缠，也不在原则上让步，而是留下了将来谈判的空间。这是从战略全局着眼处理中美关系的一个范例。这个问题后来在里根当政时期再度重新提了出来，由此导致了中美双方“八一七公报”的发表。

　　在建交前最后一次同伍德科克的会谈中，邓小平告诫美方不要在台湾问题上产生错觉，犯历史性的错误。他说：“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不要影响中国争取以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52]

　　1979年1月29日至2月4日，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轰动了美国。这是历史对这位亲手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大门的老人的最好回报。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邓小平在关键时刻推动了中美建交的同时，他同样以关键性的作用推动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这两件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奠定了邓小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历史地位。

　　从此，中美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到现在。30年过去了，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国内政局稳定是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基础。没有稳定，就没有政策的连续性，也就谈不上发展。无论是对中国自身的发展，还是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来说，稳定都是压倒一切的。从中美两国来说，任何有损于中国政局稳定的举动，最终都会对中美关系带来损害。

　　第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是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实现现代化，走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离不开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必须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从这点来说，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至关重要。当然，即使中美关系一时出现滑坡（如198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要继续坚持下去。但是，为了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就必须努力保持中美关系健康发展。

　　第三，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确处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和最大的障碍。但是，在台湾问题以外，在更高的全球战略层次上，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需要合作的地方，远远大于彼此间的分歧。这是一个需要特别冷静对待的、特殊的双边关系格局。而在国际关系上，中美关系又是举足轻重的。这就需要两国领导人在处理台湾问题时，具有卓越的国际战略眼光，以足够的智慧和胆识，绕过重重暗礁险滩，而求得问题的解决。中美关系从上海公报到建交的艰难历程，就是一个范例。

　　第四，在达成中美上海公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中美两国首脑直接对话机制，是推动中美关系在艰难中不断前进的可靠保证。在任何时候，中美关系都不会一帆风顺。上海公报发表以来中美关系的30年历史表明，在中美关系出现麻烦，遇到障碍的时候，都能够化险为夷，推动中美关系向一个新的水平发展。这里，除了两国战略利益的基础以外，一个最重要的保证，就是中美两国首脑直接对话机制。建交以前，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就是正在形成中的中美两国首脑直接对话机制促成的，而且是中美两国首脑直接对话机制的开端。中美建交，也是在中美两国首脑直接对话机制的促成下实现的。在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在关键时刻同伍德科克的会谈，实际上也就是同美国最高当局的特殊对话。1989年中美关系陷人低潮，1996年由台湾问题引发的中美关系紧张，直至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和中美撞机事件，无一不是通过中美两国首脑直接对话机制得到化解。中美关系遇到麻烦并不可怕，轻视甚至搁置中美两国首脑直接对话机制，才是最大的危险。由此受到损害的，绝不仅仅是对方。

　　
　　参考文献：
　　
　　[38]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26—27页。

　　[39]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40页。

　　[40]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43—44页。

　　[41] 谷牧的回忆，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91页。

　　[42] 《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9页。

　　[43] 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86—187页。

　　[4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32页。

　　[45] 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69—70页。

　　[46] 《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33l页。

　　[47]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09页。

　　[48]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36—37页。

　　[49]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53页。

　　[50] 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378页。

　　[51] 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378页。

　　[52] 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381—382页。

　　作者简介：李捷，1955年2月生于北京。祖籍山东平阴。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分校历史系。1986年毕业于中央党校中共党史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1987年4月起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

　　参加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编写工作，作为首席专家之一，主持编写该教材的下编。还作为主要成员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史学概论》的部分编写工作。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代表作有《毛泽东与新中国内政外交》（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12月版）、《从毛泽东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等。

《李捷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