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冻到建交：中国政治变动与中美关系（中）

　　（二）国内政局风云变幻和中美关系“尘埃未定”（1973年7月一1977年）

　　这一时期，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极左势力对外事工作的干扰破坏。同时，又由于毛泽东的重病，最高层决策程序逐渐发生了混乱，这使得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处于“尘埃未定”的境地。

　　1．《新情况》事件

　　从1973年7月开始，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对国际局势的估计上开始出现分歧。事情起因于外交部《新情况》第153期。

　　1973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商谈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的起草问题时提出，政治报告中要指出时代的特点。

　　紧接着，就发生了勃列日涅夫访美，同美国签订了《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和《美苏防止核战争协定》。

　　在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中国方面最为敏感和担心的问题，就是苏美缓和。苏美签订的上述两个文件，引起中国方面的警觉。6月25日，周恩来接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毫不隐讳地表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14]

　　在这样的背景下，外交部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了《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一文，6月28日刊登在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上。文章认为美苏这次会谈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15]

　　毛泽东看了这期《新情况》以后，当即严厉批评，认为这篇文章是反对他的意见的。7月3日，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的批评，立即写信给外交部有关人员，表示：“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16]

　　7月4日，毛泽东再次批评《新情况》第153期。他说：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17]

　　这次谈话，毛泽东是批评外交部的，却没有找分管外交部工作的周恩来，而找了张春桥和王洪文等人，并且还在讲话里提到搞修正主义的问题，使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陷入了很大的被动。这种情况发生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正值确定党内人事安排的敏感时期。不能不令人格外担忧。

　　7月5日，毛泽东看到了周恩来写给外交部有关人员的那封信，当即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18]毛泽东在这个批示里，通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的说法，降低了前两次批评专指周恩来等人的针对性，并且通过“宜研究改正办法”这种委婉的表达方式，表明仍要周继续主持工作。

　　当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先由张春桥传达毛泽东4日批评的内容。接着，周恩来详细介绍了从6月下旬以来对外交部工作的批评和批示，并作了检讨。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对国际问题的意见，对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关于国际问题和任务的部分提出了修改意见。

　　这以后，周恩来迅速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起草批评《新情况》第153期的文章。7月15日，他把起草好的批评文章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表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泽东当天看到了这篇文章，将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中的“严厉”两字删去，还批示“检讨不要写了”。[19]

　　尽管在《新情况》第153期的问题上，毛泽东后来采取了低调处理的方式，但对周恩来等人来说，批评仍是严厉的。

　　这以后，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多次约江青等人谈这方面的意见。8月6日，江青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并念了毛泽东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还要求把这些内容写进中共十大政治报告。周恩来当即把江青的意见软顶了回去，表示：“对此需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20]尽管如此，有关批孔、批儒的文章还是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出来，而且越来越多。

　　8月20日，毛泽东原则同意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确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作这次政治报告。[21]这是周恩来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实际上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在党的十大以后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地位的肯定。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一大批被解放出来的务实派（包括邓小平在内）进入了中央领导层。同时，江青及其党羽也被选人中央领导层。特别是王洪文被选为党的副主席，名列周恩来之后，更是加重了江青集团的分量。

　　2．江青借机发难

　　就在中国政局处于微妙变化的时刻，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基辛格第6次访华。这时，基辛格的职务已经是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11月17日，毛泽东得知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认为周恩来在同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约见周恩来等，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并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他的意见。[22]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 的意见，介绍了他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江青在会上借机发难，指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一向以忍耐著称的周恩来，被迫同江青争辩。[23]

　　这时，周恩来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他要向毛泽东作自我批评；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同江青等人作斗争。

　　第二天（11月18日），周恩来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这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24]

　　事实上，在此以前，江青等人已经想插手外事工作，寻机向周恩来发难，动摇周恩来的地位。1973年11月13日，江青提出要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增发张春桥和姚文元。周恩来批示外交部：“请从今起，外事活动简报，一律印送主席、政治局在京全体同志，及有关各部、委、组，望通知友协照办。”[25]接着，11月18日，江青就借邀请土耳其两位音乐家访华演出一事提出：“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还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发起“批判资产阶级无标题音乐泛滥”活动，致使这次访华演出被迫取消。

　　这一次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批评，给周恩来造成了更大的压力。11月21日起到12月初，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连续开会，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批评，周恩来作了检查。在会上，江青、姚文元等穷追不舍，提出这一次是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想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企图在政治上扳倒周恩来。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26]

　　毛泽东严厉批评周恩来，但无意从根本上把他打倒。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表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他还表示，江青、姚文元“增补常委，不要”。[27]

　　毛泽东对一段时间以来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还说：“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提出要邓小平参加军委工作。[28]两天以后，12月14日，毛泽东提出要邓小平当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29]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表明毛泽东把希望寄托到了邓小平身上。

　　3．邓小平的又一次起落

　　1974年起，中美关系陷入了无所作为的徘徊时期。这一年，尼克松总统因经济恶化和“水门事件”而陷入危机。周恩来病重，并受到江青集团的不断纠缠。

　　1974年初，江青集团在批林批孔过程中，借“蜗牛事件”发难，企图给中美关系设置障碍，给周恩来主持的外事工作一个下马威。

　　1973年12月，第四机械工业部派出彩电显像管考察组到美国康宁公司考察。康宁公司送给考察组蜗牛造型的玻璃工艺品作为纪念。谁也没有想到，这件很平常的事情，竟然引发出一场惊动中央政治局的涉外事件。

　　1974年2月10日，江青到第四机械工业部讲话，指责该部考察组“崇洋媚外”，提出中断引进项目，退回礼品，并要向美国驻华联络处提出抗议。周恩来得知此事，深谙江青的用意，十分谨慎。他几次要外交部认真调查，再作结论。2月21日，外交部提交《关于美国人送“蜗牛”礼品等事的报告》，如实说明美方送蜗牛礼品并无恶意，建议不必退回礼品、作外交交涉。

　　周恩来看了外交部的报告，批示同意，并上报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圈阅同意了周恩来的批语。在此期问，周恩来还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江青在第四机械工业部的讲话不印发，不下达，已印发的立即收回。[30]

　　这以后，外事工作（包括中美关系）逐渐转由邓小平主持处理。这种变化，江青等人早有预感，因此在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大会的问题上，倾全力阻止。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要外交部写有关报告。随后，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外交部报告，遭到江青等人的反对。

　　3月25日，毛泽东要人转告周恩来：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26日，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除江青以外，与会者一致赞同由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27日，毛泽东得知政治局开会的情况，致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31]在这种压力下，江青被迫表态同意。

　　邓小平在外事工作中地位的上升，是一直觊觎外交大权的江青集团所不能接受的。

　　这一时期，在对外方针上，邓小平处理问题的一个基本点，就是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事。具体说就是：（1）把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作为外交战略的基石；（2）对国际局势的分析，坚持毛泽东所说的两句话，即“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3）关于中美正常化的途径，关键是台湾问题，解决方式只能是日本方式，即承认一个中国，而不是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32]

　　即便如此，邓小平在外事工作上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江青集团的纠缠。江青集团不愿意看到邓小平把务实力量重新集结起来，对他们形成严重威胁。所谓“风庆轮事件”，就是双方的一次较量。

　　风庆轮是一艘国产万吨级远洋货轮，在1974年国庆前夕从罗马尼亚返回上海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乘机指责交通部没有批准风庆轮及早远航，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作怪。10月14日，江青就风庆轮事件作了批示，借机指责国务院。17日，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围攻邓小平，会后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状。

　　10月18日，王洪文对毛泽东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生争吵。看来邓小平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毛泽东批评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还要他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33]

　　10月19日，江青又要同邓小平陪同丹麦首相去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同一天，周恩来同王海容、唐闻生谈话，告诉她们：这是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了很久了。[34]

　　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听了王海容、唐闻生的汇报后，表示：“风庆轮”的问题是一件小事，先念已在解决，江青还这么闹。他要王、唐转告周恩来：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他还再次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35]

　　11月12日，邓小平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了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争论情况，认为政治局内生活不正常，还谈到他同江青争吵的事。毛泽东对邓小平表示支持，还说：“她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36]

　　12月23日至27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周恩来、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筹备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在谈话中批评江青有野心，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提出要安排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他还表示：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以后，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去顶。[37]

　　1975年12月1日至5日，美国总统福特访华。福特是一位弱势总统，加上美国已从越战中脱身，美苏关系又进入了缓和时期，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大为减弱。这一次福特访华虽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也没有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定出时间表，但仍然为中国提供了一次直接阐述自己的原则立场的最高层对话的机会。随后，双方都陷入最高领导层的更换之中。

　　从1975年底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席卷全国，邓小平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人们对中国国内、国际形势的美好寄托，再一次被极左势力占上风所打破。人们只有耐心等待。期待中的中美关系的突破性进展，不仅需要“世界有个大变化”，而且需要中国自身有个大变化。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同年10月粉碎江青集团以后，极左势力被清除，“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这为中国政治局势和中美关系带来新的转机。

　　参考文献：

　　[1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56、356、356—357页。

　　[1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56、356、356—357页。

　　[1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56、356、356—357页。

　　[1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04页。

　　[1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56、357页。

　　[1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56、357页。

　　[2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10、613、634页。

　　[2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10、613、634页。

　　[2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10、613、634页。

　　[2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34页。

　　[2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34页。

　　[2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33页。

　　[2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34页。

　　[2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34—635页。

　　[2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36页。

　　[2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36—637页。

　　[3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50页。

　　[3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58页。

　　[32] 第2、3两点，参见邓小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5月14日。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9l页。

　　[3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79页。

　　[3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79—680页。

　　[3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80页。

　　[3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82页。

　　[3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86—687页。

　　作者简介：李捷，1955年2月生于北京。祖籍山东平阴。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分校历史系。1986年毕业于中央党校中共党史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1987年4月起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

　　参加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编写工作，作为首席专家之一，主持编写该教材的下编。还作为主要成员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史学概论》的部分编写工作。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代表作有《毛泽东与新中国内政外交》（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12月版）、《从毛泽东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等。

《李捷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