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之后的戊戌“影子”

　　戊戌年的一场政变，让作为帝国实际统治者的慈禧深切的感受到了积蓄已久的改革诉求，以及这种诉求在经过不恰当的表达之后可能给国家的良性发展带来的巨大威胁。戊戌年的政变，与其说是慈禧看不惯光绪的激进改革，倒不如说是老佛爷因为担忧国家的覆亡，而采取的无奈举措。

　　剿灭康梁逆党、诛杀戊戌“六君子”以及幽禁光绪，并没有带来如外界所传说的那样“新法尽毁”的局面。虽说内阁迭次传谕“尽废”新法，然而在这些诏令之间，我们也不难体会慈禧的心思。与其说老佛爷是在不遗余力的“叫停”变法章程，倒不如说是在尽最大的努力挽回已经难以收拾的“祸国”局面。因为这时的日本首相已经做出了非常谦恭的姿态，期望大清帝国的孝钦太后能够“恩遇小邦所请”“赏赐忝列合邦”，同时其他国家也不甘落后的趁势跟上，大清帝国随时都有被“瓜分”的危险；“新法”对于六部的裁撤，已经使得帝国的大部分红顶大员惊慌失措，他们已经不知道自己苦读十年甚至几十年换来的功名，是否还能为自己谋得稳定的利益，而当时代表着大清帝国的政府也不知道，失去了利益基础的官僚队伍，还能如何为帝国的发展服务；经济的混乱，在百日之内已经初步显现，并且这样的显现，已为之后的经济危机埋下了深刻的伏笔。这样的“新法”若不叫停，慈禧以及光绪的国家，将在国土上成为带有联邦性质的混合殖民地；在政治上成为没有共同利益基础的信仰共同体；在经济上，则成为世界各大经济体填埋危机损失的最大“飞地”。

　　光绪毕竟没有老太后的高瞻远瞩，他天真的希望通过快速的政改进程，以最短的时间，达到国家体制上在于内部的最大优化。然而，他忘记了自己曾经在史书中读到的张居正变革，那场变革，正是因为后期的操切，以及新法推行时的考虑不周，进而在叔大死后爆发出了无穷的反作用：“新法尽废，阉竖皆散。”万历的报复心伴着朝臣的反对声浪，裹挟着大明王朝本已不够稳健的国祚，走上了最后的不归之路。载湉忘记了，他的“亲爸爸”慈禧是如何带领这个本该在1860年便应当宣告亡国的大清王朝走出了被西方列强吞并的梦魇，从而逐步拉开了帝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光绪推行的所谓改革，在否认了慈禧之前所做之所有努力的基础上，也成全了宵小之徒妄图通过旁门左道进入国家中枢的幻想，同时也间接的差点打掉疆臣保持稳定而促进改革的执政根基。

　　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个被历史评价过高的人物，他们差点给国家带来灭顶的灾祸，也差点给中华民族带来永远不可抹去的伤痛。慈禧在这些祸事尚未发生之前，便发动政变，将康梁逼出国门，并且以最为雷霆的手段处置了“戊戌乱党”，这样的处理方式，不可谓不英明。后人指慈禧在对乱党的处理上过于心狠手辣，其实从大局而言，慈禧不得不如此行事。乱党不灭，则言论之源无法禁绝，随之而来的，便是激进的变法思想仍然将在大清国的土地上继续游走。在大清国的法律里，没有将犯有政治罪行的人士送出国门的条例甚至潜规，因此，除了以他们生命的终结而换取人们对于这种激进模式的敬畏，这是唯一有效的治乱之本；另外，从心理层面而言，对于戊戌党人，慈禧有着无法掩饰的仇恨，他们差点毁掉这个国家，他们差点让慈禧成为列祖列宗眼里的罪人，他们也差点让慈禧成为世界进步意义上的绊脚石。只有他们的行动以及言论的消失，才能换来慈禧的心安，才能换来改革的正常进行，也才能换来大清帝国的政治安宁。

　　人杀了，祸事平了，那么之后呢？变法还搞不搞？

　　在慈禧发动政变的伊始，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便从中央下达的诏书之中看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这些诏令之中，刘坤一没有看到否定变法的内容，听到最多的左不过是大骂康梁逆党，或者诘责戊戌党人“误国”的声音。刘坤一敏锐的意识到，在老佛爷的心中，一场较之康梁变法更加稳健，也更加进步的改良运动，已经在酝酿。

　　南京城冬至的那天，刘坤一收到了朝廷给他的谕旨，命其与张之洞一道，分别在两江和两广地区的沿海城市率先试点招商引资，并且大搞沿江工业开发。这道谕旨两重含义；一则间接对于李鸿章在天津的发展模式予以了高度肯定，再则也是督促刘、张二人学着李鸿章的样子赶紧办起来。

　　当然，这道谕旨的背后，还有慈禧不想说的话，那就是李鸿章在天津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已经为帝国的政改进程积聚了必要的社会矛盾，而作为帝国实质意义上之经济重镇的两江、两广，为此所做的贡献还远远不够。

　　对于每个国家的发展而言，政改在需要必要政治理论基础的同时，更需要必要的社会矛盾基础。前者是冠冕堂皇的所在，而后者本身便是为政者之大忌，故即便需要，统治者也不敢轻易提及；转而只能通过不断的社会改革，而使这些必要的矛盾逐步凸显，而为政改打牢根基。慈禧也不例外，她看到了李鸿章在天津的作为，也理解了浙甫大搞社会改革、移风易俗并且不遗余力的拉大收入差距的良苦用心。作为大清帝国少数几位与慈禧同样有着高屋建瓴之政治思想的改革疆臣，少荃用25年的时间，为老佛爷打下了坚实的政改基础。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两江、两湖以及两广的督抚大员们，朝廷现在需要的不是片面的稳定，而是要为政改积累必要的社会焦点；同时，少荃通过自己的名望和权力，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了江苏以及广东的社会变革，也为慈禧的政改方向奠定了基础。

　　然而，作为大清帝国疆臣耆宿的刘坤一和张之洞，他们受到传统治国理念的影响，对于“脑子”和“步子”都转的或说走的太快的李鸿章似乎并不买账。张南皮就曾上书质疑少荃在天津的改革是否有“操切”之嫌。对于慈禧而言，这样的质疑，终于在戊戌年间，被康梁等人钻了空子，经改转向社会改革的推进迟缓，终于间接造成了国家的危机。现在后果发生了，两江、两广甚至两湖的社会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否则，大清帝国的政改，便会成为又一场戊戌狂飙。

　　戊戌年受了惊的慈禧，在回过神来之后，稳健的推出了她的政改路线图，随着两江、两广而至两湖社会改革的启东，帝国最大规模的政改进程，业被慈禧正式的提上了议事日程。戊戌的变法精神不仅没有“被废”，反而在慈禧的矫正之下走上了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慈禧以经济建设带动社会建设进而带动政改的“总路线”，在戊戌之后，也更加明晰。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还是给这场近乎荒唐的变法留了个影子，留了个能够带领国家走上真正变法之路的宝贵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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