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30日 星期五

《中华帝制的衰落》:抵御盛世的诱惑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1937~2006)是声名卓著的近代中国史学家。他的著述往往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基础上展开宏大叙事,向来被学者们誉为学术的典范。例如他的《洪业——清朝开国史》以及《间谍王——戴笠与国民党特工》(江苏人民出版社)均是这样的经典。相比之下,刚刚出版的《中华帝制的衰落》(黄山书社)只是一本小书。不过,当盛世的话语笼盖四野,以往被埋葬的意识形态幽灵纷纷从地底爬出来,撩拨人们的神经,要求给它们更满意的解释,读一读魏斐德的“小书”,亦有清心明目的感觉。

  表面上看,那些爬出坟墓的幽灵只有一个核心诉求,就是找到中华文明衰落的合理解释。然而这种诉求的背后,动机并不单纯。明眼人或许能感觉得到,幽灵们旧话重提,其实包含着这样一种现实判断:中国近百多年来的屈辱史不过是兴衰更替中一段不甚愉快的插曲,如今是到雄风重振的时候了。于是人们看到,论中国GDP全球过半的,谈科技领先的,说秦皇汉武的,大家都显得意犹未尽——再度热闹起来的中西文明比较,不再是为了找到劣根,而是为了证明优势。

  幽灵们开始羡慕,乃至大声赞美旧日的史家。因为在那些传统的学人眼里,根本没有中华衰落这一说。在他们看来,时间从来不是一支射向靶心的羽箭——它是螺旋式发展的,没有终点。王朝有更替,天下有兴衰,但是整体而言,天下大势无非“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无非“一治一乱”,周而复始,无尽无穷。这种天命循环或者 “治—乱”的观念,既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概念,也是千百年人们的历史观。可惜鸦片战争打断了如此完美的循环,中国人轻率地接受了线性的时间观,把过去的历史按照“进步”的标准重新做了安排。“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理论框架成为各种历史分析的大背景,经济变迁则成为历史研究的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人口、生产资料、劳动生产率、科技水平等经济因素受到前所未有地重视,商业社会、资本主义萌芽、产业革命等等概念也为人们熟知。再加上阶级斗争论的压制,王朝更替的学说彻底失去了市场——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说法,封建王朝简直是一头饱受鞭挞的愚笨巨兽,在农民战争的烽火中蹒跚而行,直至轰然倒地。而今盛世幽灵们要做的,就是摒弃食洋不化的理论,把当代的荣光与千古不坠的天命联系起来。

  很显然,《中华帝制的衰落》的论调肯定会让幽灵们愤怒,因为魏斐德毫不含糊地用“天命已尽”来讥讽王朝更替说。他明快地勾勒了帝制中国的大部分历史,并对其中的几种关键角色予以了刻画。他们分别是皇帝、绅士、商人和农民。皇帝居于权力的顶部,集各种身份于一身。做为“天子”,他是皇亲贵胄的至高代表,又是官僚体系的最高领袖。绅士处在中层,他们在权力体系中充当官僚,又在地方政治里担任管理,同样具有双重身份。农民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在风调雨顺的时候维系稳定,在天灾人祸当中揭竿而起。而身份低下的商人即便在明清时期逐渐扮演起重要的角色,但是缺乏独立地位使得他们仍然要在夹缝中求生存。

  接下来,魏斐德更多地着墨于晚期帝国的病征。他认为明清衰落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重要的因素清晰可辨。首先是皇权的极度膨胀打破了固有的权力平衡。自元以来,绅士地位一路下滑,专制统治得不到有效的节制。到了明朝,先是宰相制度遭废,之后宦官干政,秘密警察横行,更是绅士政治失势的明证。于是在官场上,绅士们拉帮结派,与宦官狼狈为奸以求自保;地方上他们则以中央政府为代价,拼命壮大自身实力。这样的结果就是,皇权滥用无度,中央财政捉襟见肘,整个赋税制度千疮百孔,成为“富人的避难所,穷人的地狱”。财源枯竭,军备不整,兵员不足,一旦粮食歉收饥民四起,或是边境告急外敌入侵,整个帝国就风雨飘摇,朝不保夕。
  满清治下形势有所好转,可是到乾隆后期,王朝的衰退再现端倪。贪腐骄奢逐渐侵蚀上层社会,白莲教复兴则意味着乡村社会失去控制,更要命的是人口膨胀对整个政治、经济造成的空前压力——一个世纪的和平、长期宽松的赋税制度,再加上各种美洲作物的“功劳”,到嘉庆五年(1800年),全国人口已经翻了数倍,接近四亿,成为世界头号人口大国。在耕地面积、单位面积产量以及科技水平的多重限制下,人口的急剧增长带来的后果是严峻而深远的。总之,按照魏斐德的看法,即使这个停滞的帝国没有遭遇外部的冲击,内部的崩溃也无可避免。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中华帝制的衰落》的内容也许有些浅显。毕竟它是一本写于1975年的美国大学教材。然而,我认为它可以帮助人们抵御幽灵的撩拨以及盛世的诱惑。从这一角度讲,魏斐德的小书永不过时。

西闪,凯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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