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科学家的口述史透露鲜为人知的政治信息

　　口述史学书籍出版渐多，其中最受读者关注的是有关政治人物的口述。这不奇怪，因为人们希望看到其中的内幕。其实，一些艺术家、科学家的口述历史，有时也能透露鲜为人知的政治信息，不妨试举几例。

　　独特的“内参片”时代

　　由陈墨、启之主编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民族出版社2011年3月）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等机构主持的一项庞大工程，将陆续出版十卷。此书以人为本，内容不限于电影本身，而是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层面的历史内涵。有些电影当事人也目睹过高层的政治动态。比如电影资料馆专家戴光晰女士讲述的“文革”期间有关内参影片的往事。（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芭蕾演员出身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等人负责选片小组。说是为毛主席、为中央首长选内参片，又让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专门为他们译片。“四人帮”里看片的主要是江青和王洪文。那些尚未译制的影片，就让戴光晰等懂外语的专家现场口译。“钓鱼台的人都是半夜看影片。但是他们手下的人要提早好几个小时准备。比如晚上八点就把你接进去，免得有差错。先到那里吃一顿晚饭，吃完饭就在客房里等着，一直要到凌晨快两点江青才来。这些人在钓鱼台都是一个人一个楼观看。王洪文跟江青一个是17号楼，一个是14号楼，楼下是服务人员呆的地方。江青看电影不带别人，自己一个小放映厅，沙发前还有一个脚凳，后面有两个护士随时给她测体温。她看《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时好多东西都没有看进去，倒是注意女兵洗澡。俄罗斯人洗澡都要用白桦树枝拍打身体，她看不惯，说：‘这是很下流的。’王洪文跟江青不一样，他是从上海的一名工人当上副主席的，我去他的楼里，听见他在楼上叫：‘再来一瓶茅台。’他在那里大吃大喝后，醉醺醺地下来看电影。他对严肃的影片不感兴趣，《悲惨世界》看了一半多点就不看了。他感兴趣的是美国三四十年代的歌舞娱乐片。姚文元是搞评论的，也不看这些东西，他热衷于耍笔杆子。张春桥看片子也不太多。”

　　江青、王洪文能看内参片，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能看。戴光晰回忆翻译内参片时感受的微妙气氛：“70年代初，朱老总常把内参片调到‘中联部’礼堂与一些靠边站的老同志一起看，我非常愿意去为朱老总翻译影片，因为在那里我经常见到耿飚等老同志，复出的邓小平也常去那里。老同志们都默默地坐着，寡言少语，彼此相见知道都平安无事就够了。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前的两个星期还在中联部看片，有一天他没来，老同志们的心情都很沉重，似乎已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叶帅经常把影片调到西山的住所去看，经常请荣毅仁夫妇看内参片，利用这种场合彼此见面很好，因为这不是聚会，只是一起看影片而已，其实叶帅看片时经常打瞌睡，他调片常常是为了别人。宋庆龄最了不起，她在自己的寓所看任何语言的影片都不需要翻译，而且从下午四点一直看到午夜一两点，一口气看四五部影片。陈毅同志到‘中影’公司来看片，一边走一边用四川话大声嚷嚷：‘什么《山本五十六》，什么《虎，虎，虎》，我怎么都不知道！’”这些信息往往为政治史所忽视，其实从一个侧面也可以感受当年的政治风云。

　　不惜代价的“国际科学讨论会”

　　曾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副主任的薛攀皋先生，去年出版了《科苑前尘往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7月）一书，内收熊卫民对他的口述采访多篇，回忆了不少科学界高层鲜为人知的往事。例如1964年8月21到31日在北京举行的国际科学讨论会，名

　　义上是由中国科协和世界科协北京中心举办，实际上是中国、朝鲜、越南、印度尼西亚、日本五国共产党倡议召开的，政治色彩很强。1964年2月初，五国代表商定会议的开法，除组织本国科学家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还争取其他国家在学术上、社会上有地位的科学家参加，主题为“有关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的科学问题”，旗帜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

　　讨论会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位代表参会，提交论文299篇。中国代表团由61人组成。周培源任团长，张劲夫、范长江、张友渔、张维、张忠信、于光远任副团长。日本代表团也有60多位科学家，坂田昌一任团长。外国代表中有17位政府部长和高级官员，20多位大学校长、科学研究院院长，40多位研究所所长、大学系主任。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聂荣臻、谭震林、陆定一、罗瑞卿等中国领导人接见了全体代表，毛泽东还和坂田昌一谈了话。澳大利亚、日本代表的学术水平较高。如澳大利亚的射电天文学家克里斯琴森教授是射电天文的开创者，日本的坂田昌一和武谷三男在会上提出了一种原子核模型。中国钮经义、邹承鲁、汪猷、邢其毅报告了《从胰岛素A及B链重合成胰岛素以及A及B链肽段的合成》，施雅风、刘东生的《希夏邦马峰地区科学考察的初步报告》反响也很大。

　　也有水平很低的，本来规定要在会议之前递交论文，可有些人上了飞机之后才拿着铅笔随便写了一些字，纸张皱皱巴巴，也算一篇论文。这样的人多来自非洲，其中一个是中学地理老师。一些国家由王公、酋长掌权，虽然按道理他们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但凭着权力把自己指派为会议代表，或者让一些熟人参会。所以，与会代表并不都是真正的科学家。朝鲜代表金凤汉关于经络系统的文章已被证伪，仍在医学组宣读。印度尼西亚一个研究原子能的女科学家，要求在大会上发言，谴责一切原子武器。中国当时马上就要爆炸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会议又不能不允许她发言，只好组织几个研究原子能的中国科学家跟她座谈，阐述不能笼统反对原子武器的理由，把她的思想工作给做通了。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关系国家的面子，可谓不惜工本。为会议服务的工作人员上千人，还特意在友谊宾馆盖了一个北京科学会堂，安装了几套同步翻译设备。不但伙食标准非常高，还包来回旅费。会议期间参观原子反应堆和一些大工厂。会后分几路赴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哈尔滨、长春、沈阳、抚顺、鞍山、西安、延安、武汉、广州等地参观访问一至两周，每人还送了一支特制金笔。

　　当时中国刚从三年困难时期走出来，经济很拮据。东非科学院的奥廷诺曾要求我国给予他经济援助。我方没有满足，他颇为不满。还有些外国代表行为不端，把女服务员堵在电梯里，欲行不轨，对收拾房间的女服务员性骚扰，中方只好把女服务员都撤了，改用男服务员。讨论会的论文集译成四种文字，装帧非常精美，印出来时“文革”已经开始，因为有刘少奇接见代表的照片，只好全部送造纸厂回炉。科学与政治纠结得过于紧密，留下了诸多值得反思的教训。

　　尴尬的“访英法之旅”

　　熊卫民参与的科学界口述史，还有几种此前已经问世。其中《沈善炯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11月）也颇有意味。沈善炯是中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当年回国，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在抗生素研究和固氮基因研究领域有重要的成就。

　　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各国外宾来华多了起来，其中包括不少科学家。“文革”期间中国科学家出国访问曾经停顿多年。来而不往非礼也，回访提上日程。1976年，中国科学院根据与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协议，派分子生物学代表团赴英法两国访问。团员由北京遗传所、植物所、微生物所、上海生化所各出一名，沈善炯担任团长，加上科学院外事局的翻译共六人。当时选人重政治，轻学术，让沈先生这样的专家任团长，是中科院生物学部副主任过兴先力争的结果。出国要先在北京集中进行培训，规矩很多，比如不能一人独自外出，至少要三人同行；如果外国人问起唐山地震，要说死伤人数约七万人，我们完全可以自救，不需要外援。（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代表团一行9月7日启程，8日抵达伦敦，第二天赶上毛泽东逝世。英国皇家学会要宴请中国代表团。使馆说，可以参加宴请，但谈起毛主席去世应当表情沉痛。宴会上英国有多位皇家学会会员出席，每位团员身边安排一位英国科学家。沈善炯虽然是留学美国的博士，但多年不说英语，与英国科学家交谈已感到缺乏底气，另外几位代表团的成员更不具备语言交流能力，所以大家只顾吃饭，一句话不讲，“致使旁边的英国科学家无法与之交谈，他们只好隔着中国人伸长脖子与自己人谈，而且谈得很热闹。”后来几次宴会，其他代表团成员仍是只顾闷头吃，或者偶然笑笑。后来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得主勃伦纳，在席间侃侃而谈，但一字不提科学，也不问中国科学工作的状况，似乎已经看穿，知道我们在科学方面没有什么可谈的。沈先生感慨，中国并非无人，而是有人不用，或用者非才。“我真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难过。”

　　参观的日程排得很满，因为其他团员都不提问，不讲话，沈先生作为团长，为了顾全面子，只好提几个问题。但和外国人说了什么话都要向使馆汇报，于是沈先生只好逐日把当天的情况记下来。别的团员可以逛街、采购、游览，沈先生却要准备给使馆的汇报提纲，十分疲乏，在团内显得十分孤立。他向使馆派出陪同的三等秘书戚德余诉说了自己的苦恼，不料戚德余说：“你们这个代表团的组成，事前没有经过认真研究，如果没有你在许多场合顶住，那就真的要出洋相。”沈先生自忖：我也不知道我顶住了些什么，我只感觉我们展示不出祖国在科学上的成就，相反的却受到别人的鄙视。

　　结束访英行程又到法国访问，正好赶上10月6日国内粉碎“四人帮”。代表团10月21日离开巴黎，经贝尔格莱德回国。在机场，驻南大使张海峰专门约见沈先生，告诉他到布加勒斯特后，同机将有一个教育代表团，团员有张铁生及“梁效”成员等，出国时张春桥曾送行。该团原拟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已经访阿，现在他们不准备访罗了，要从布加勒斯特打道回府，让他注意。沈先生到布加勒斯特感到气氛果然紧张，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军人。在飞机上看到了体格魁梧的张铁生。“24日上午10点左右抵达北京。一出机场，这些所谓教育代表团的人就都遭到逮捕。我因为坐在前排和这些人在一起，所以杂在他们中间走下机舱，空中小姐把我推开，叫我慢点走，对来捕人的警察说‘这个不是’。”

　　不久前，禾丰牧业有限公司上市，已经移民新西兰的股东张铁生成为亿万富翁，他的命运沉浮再度引起公众的关注。但人们不曾想到，沈善炯院士还曾目睹过36年前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思今扶昔，历史真让人产生无限的感慨。

丁东，原标题为《口述史里的风云》，作者博客 2012-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