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时代的《大公报》：从平和的张季鸾到狂热的王芸生

　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以套红的版面，庆祝发行一万期纪念日。这一天，在天津日租界四面钟一带，报馆举行了盛大庆典，蒋介石以下的大批高官，以及包括胡适在内的无数名流，纷纷发来了贺电。在贺电中，蒋介石谈到，《大公报》“声光蔚起，大改昔观。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胡适更为热情洋溢，他以《后生可畏》的标题，认为《大公报》是“一个努力的孩子”，它的影响已经超过历史悠久的《申报》和《新闻报》，“安然担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之声誉”。

　　这一天，距离《大公报》“三巨头”，吴鼎昌、胡政之与张季鸾接手《大公报》，仅仅四年有余的时间。过去的年月，它凭借“不党、不卖、不盲、不私”的办报宗旨，以及犀利深刻的社评、丰富活泼的栏目、手笔巨大的发行，为中国报业开辟了一个新时代。那么，此时周旋应酬于各方宾客中的“三巨头”，他们能否想象，再有四个多月，他们为之呕心沥血的《大公报》，就要悄然地改变自己的航向？


　　一、

　　谈及《大公报》，不能不谈到它的灵魂人物张季鸾。

　　1926年夏天，作为一名失业报人，张季鸾前往天津，拜访他的好友吴鼎昌。与他同行的还有《国闻周报》总编辑胡政之。这一天，三人闲步天津街头时，路过已经停刊的《大公报》报馆，“门则紧闭，无人出入”。吴鼎昌心念一动，他问胡政之：“这是你抱过的孩子，你不想救救他吗？”

　　所谓“抱过的孩子”，指的是胡政之曾担任《大公报》总编辑。据说，胡政之回答：“你肯给一碗救命汤，我就愿意再当一次保姆。”（汪松年，《大公报史话》）

　　新记《大公报》的起源，大抵如此。史料没有记载，这一天张季鸾作了怎样的表态，然而，从这里开始，这个身材瘦小、面色黑黄、曾被误解为鸦片“瘾君子”的失业报人，这个平易近人、常年穿着一身长衫、“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中年知识分子，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具激情、最富光彩的年月。

　　出任《大公报》总编辑前夕，张季鸾思考了中国报业的命运，并以此铺垫自己的划时代报纸。


　　二、

　　“清末以来，言论衰微，未有今日之甚者。”张季鸾写道：“举国报馆，千百数家，大抵呻吟、憔悴于权力财力两重压之下，岌岌不可终日。……民国之新闻史，亦即新闻事业失败之历史。”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他回顾着五十年来的新闻史。

　　晚清以来，中国报业大致经历了记事、政论两个时代，前者以《申报》为象征，后者则以梁启超为代表人物。《申报》开市民报纸之先河，而1898年前后，言论大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游走于政界、报界之间。他们成则公侯，败则江湖，这深重地影响了中国报人的新闻观。

　　中国报人大多依托于政治势力。以梁启超为例，他本人即是进步党党魁与创始人。作为“支笔横扫千军”的天才报人，终其一生，他始终认为报纸是政治的组成部分，即便“开启民智”、传播新知，也带有挥之不去的宣传教化色彩。而在他之外，那些士大夫出身的报人，史量才、邵飘萍、林白水……又有哪一个不是这样呢？

　　不仅如此。在哀叹“中国之报界沦落苦矣”之后，张季鸾又将报人分为三种：“自怀党见，而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论独立？并无主张，遑论是非？”

　　换而言之，权力、资本、蒙昧乃至偏见，都是报人的大敌。他为此提出崭新的“独立报纸”理念，并以此引领着中国报业告别过去的历史。


　　三、

　　张季鸾认为，“夫报纸者，表现舆论之工具，其本身不得为舆论”。也就是说，报纸不是圣经，报人更不是高高在上的布道者。作为载体，报纸应容纳各种立场与观点，以沟通社会、“养成舆论”。

　　张季鸾的报业观，颇具自由主义色彩。又不止于此。作为深受儒学影响的最后一代士大夫，他念念在兹的，还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

　　如果说，梁启超的奔走呼喊，曾经扫荡着一个皇权颟顸、桎梏沉重的年代的话，那么，进入民国以来，这个国家已经一空傍依，无论精神资源、价值世界、世俗权力、社会风俗，均如此。如果说，在梁启超的时代，不破坏就无从建设的话，那么，这个一穷二白、纷乱混沌的时世，再也经不起战乱、破坏与党同伐异了。它需要建设。《大公报》应成为形形色色思潮、观点、习惯与情感的展示舞台，并以此为酵母，培育出新型的中国人格。

　　作为“天下公器”的使命感，正是后来年月《大公报》历久弥新的最大关键。而与这种使命感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则是张季鸾整理的四大办报方针，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盲、不私”。

　　“四不”方针后来成为中国报人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万事具备后，张季鸾又为《大公报》草拟了一句广告词，“来看：华北最老的报，全国最新的报”。这寥寥十四字，概括了这份报纸的前世与今生。而1926年9月1日，天津街头处处飞舞这份广告海报的日子，《大公报》创刊号顺利问世了。


　　四、

　　《大公报》创办初期的清新景象，让许多报人终生难忘。

　　担任社长的吴鼎昌，白天在盐业银行办公，“晚上到社和胡、张讨论新闻，交换业务”。他主要负责低价囤积纸张，“从未失手”。与此相比，专任报社职务的胡政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习以为常”。张季鸾更加勤奋，“他每天工作到次晨二三时，遇有重大问题，也常熬到天亮”。

　　“三巨头”中，吴鼎昌生性随和，胡政之“不苟言笑、略显孤僻”，至于张季鸾，则以“喜交游、善谈笑、爱热闹”的性情，博得了百余员工的一致好感。几十年以后，两名《大公报》旧人回忆道，在“三巨头”的带动下，“这个报馆是很有朝气的”、“表现出清新活泼的气象”（王芸生、曹谷冰，《新记公司大公报的经营》）。

　　这样的生活氛围，吸引了众多青年才俊。几年之内，王芸生、曹谷冰、范长江、张琴南、费彝民、许君远……一个个后来被载入中国新闻史的名字，纷纷走进位于天津四面钟附近的《大公报》报馆。王芸生后来写道：“一时之间，《大公报》人才之盛……几为旧中国时期报业之仅见。”

　　勤奋的工作、清新的气息、众多的人才，使报馆业务一日千丈。1926年9月《大公报》复刊时，发行不足两千，广告不过200余元，“营业结算则每月亏损四千余元”；仅仅八个月后，1927年5月，《大公报》发行量突破了六千，广告收入每月一千余元，至于营业结算也“转为收支平衡”。

　　次年开始，《大公报》更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


　　五、

　　如果说，在创业之初，张季鸾的社评支撑了《大公报》半壁江山的话；那么，1928年起，它声势日大的版务拓展，也足以载入中国新闻史。

　　1928年1月2日，在新年钟声的余音里，《大公报-文学副刊》创刊了。此后六年，张季鸾同乡、一个名叫吴雨增的青年始终担任该刊的主编职务。他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国学大师吴宓。随即，大作家沈从文主持《文艺副刊》、大作家萧军开辟《读者与编者》、曹谷冰首开“异域特稿”风气、胡适等人应约《星期论文》……《大公报》的众多品牌栏目，如同雨后春笋般产生了。

　　以“异域特稿”为例，在曹谷冰访苏之前，苏联始终是一个神秘的国度。1931年3月22日，作为中国外交使团的随行记者，曹谷冰抵达苏联，开始对这个广袤国家进行深度采访。此后四个多月，《大公报》先后发表近三十篇通讯，次年夏天又结集而为《苏俄视察记》一书。凡此种种，均被认为“开风气之先”。

　　“《大公报》四大特色”的说法也出现了。社评之外，它包括了新闻通讯、“新闻标题”和星期论文。与此同时，《大公报》经营手笔之巨大，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创刊之初，《大公报》的发行仅限天津一埠，由大报商张万有包销。几乎刚刚实现收支平衡，它就开始了全国性的拓展，并以“靠铁路沿线分销”的形式，覆盖了北平、沈阳、济南、太原、开封、郑州等主要城市。一时之间，订户直线上升，“以至有纨绔子弟购之装点风雅者”。

　　《大公报》的发行量，从几千份猛涨到万余份、两万多份。水涨船高，广告收入也因此一翻再翻。几十年后，曾长期供职发行课的李清芳回忆，当时东北的韩奇逢乌鸡白凤丸，“经常以半版地位刊出……开风气之先，引起广告刊户争相扩大版面”（李清芳，《发行工作四十年》）。

　　到1931年5月22日，当“三巨头”满面春风地主持万期庆典时，《大公报》已经被公认为中国最杰出的报纸了。这一天，在高朋满座、觥筹往来的席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一千里外的满洲，四百余名朝鲜流民与几千名中国农夫正紧张地对峙着。他们的冲突，后来被称为“万宝山事件”。


　　六、

　　如果说，“万宝山事件”如同芥末之微的话，那么，由此引发的“满洲事变”，却使五千年与四万万同生悲恸。在各大城市的街头，一片哀绝的歌声渐渐传扬起来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

　　它也传扬进了《大公报》报馆，传扬进张季鸾心灵的深处。

　　自从创办《大公报》，外界对张季鸾流传着种种说法。“自由主义者”、“公社实践分子”之外，他和蒋介石的交往细节，甚至使一些人认为他是“投机政客”。然而，在众说纷纭之中，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和于右任同为关学大师刘古愚的弟子。幼年四书五经的熏陶，尽管日渐斑驳，却浸入了他的骨髓；他的灵魂深处，流淌着和范仲淹、张载、王安石一样的鲜血。

　　他自称“文人论政”，不断宣扬“言论报国”，这当中，有多少古代士大夫的痕迹？他力戒自己求权、求财、求名，并认为这是“士人常行”，这当中，又有多少旧式书生的精神？甚至，他的“不党”、“不卖”、“不盲”、“不私”，在漂白种种现代色彩之后，依然清晰可见的，不也正是历代儒生的气节么？……

　　可以断言，他是一个被过多附会、过多误读、过多歪曲的人物。或许，经过岁月风尘的磨砺，他也渐渐忘却了自己的本色，只有这样的大伤大悲、巨创深痛，才能唤醒他恍若隔世的情怀。

　　无论如何，1931年9月21日，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这一天，在张季鸾的建议下，“三巨头”召集了全体编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张季鸾宣称，“四不”之外，《大公报》还将增加“教战”、“明耻”作为日后的编辑方针。至于具体措施，则是创办《军事周刊》和中日外交专栏。

　　在他的建议下，《军事周刊》由汪松年主持。至于中日外交专栏，则由王芸生负责。


　　七、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王芸生与张季鸾都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

　　如前文所述，张季鸾性格开朗，“善谈笑、爱热闹”；此外，他也自有长者风范，被称为“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是一个典型的儒家人物。与他相比，年仅三十岁的王芸生，则有着大时代青年的浓重气息。

　　王芸生偏激、极端，乃至略显狂妄。早年在木器行当学徒工时，他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经过五四的青年，怎么能走封建的老路子呢”；他一度加入过共产党，脱党以后，他依然满口“革命”、“帝国主义”的字眼；而在他执掌《大公报》的日子，他更不时宣称，“王芸生就是《大公报》，《大公报》就是王芸生”……

　　然而，在张季鸾看来，王芸生是负责外交专栏的最佳人选。

　　开辟外交专栏，“盖使国民仰汉唐之盛，悲今日之衰……而责日本欺凌中国之暴残”（张季鸾，《〈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序言》）。据说，在与胡政之商议人选时，张季鸾列举了王芸生的诸多优长：他血性十足，“足以明国人之耻而不至短国人之志”；他行文极富煽动性，被称为“激情洋溢、江河直泻”……

　　后来的历史证明，张季鸾的这个决定，改变了王芸生的命运。因为，此后两年有余，王芸生成名之迅速、影响之广大，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期。


　　八、

　　“每日刊载一段，持续两年半之久，无一日中断。”几十年以后，王芸生的幼子王芝琛回顾着当时的情形：“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的字样，读来铿然有声。”

　　同样铿然有声的，还有王芸生的名字。两年多时间里，《大公报》发行量从两万余份猛增到大约五万份，而新增读者中，青年学生多达六成左右。如果说，张季鸾说理透彻、平和典雅的文风，曾使大批学人深为叹服的话，那么，王芸生的浓烈情感、宏大气势，则击中了众多青年的内心。他渐渐成为华北乃至全国的青年领袖了。

　　不仅如此。1935年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出版，使王芸生闻达于诸侯。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出版，与张季鸾密切相关。这个民国最杰出的报人之一，生性异常淡泊，他的大多数文章不署名、不结集、不出版，以至于逝世以后，胡政之为编辑《季鸾文存》而大伤脑筋。然而，在扶植晚辈方面，他历来不遗余力。在他的鼎力推广下，该书风行全国，奠定了王芸生的大政论家地位。

　　王芸生何其幸运！如果说，《大公报》的地利，张季鸾的人和，他无一错过的话，那么，他还占据了“天时”。毋庸讳言，在满洲事变之前，这个民族的性格，是蒙昧、麻木、温和、含蓄……所有这一切，注定了他的飞扬激荡，他的滔滔不绝，不会有多大的市场。满洲事变改变了这一切，在此之后，没有什么比抵抗外侮更能激起全民族的悲情了。在这个民族渐渐苏醒的心灵中，王芸生的名字，因此不可替代。

　　随即，日渐飚升的“华北自治”风潮，又一次成全了他。


　　九、

　　所谓“华北自治”，并非出自东京的指令，而是天才特工土肥原贤二的杰作。如果说，作为少数民族的原居留地，中国民众对满洲的情感还多少淡漠的话，那么，北平、天津、临淄、邯郸……这些几乎与中国一样古老的城市，则是亿兆苍生不可逾越的心灵底线。如果说，满洲事变仅仅让昏睡百年的民族睁开了眼睛的话，那么，吞并华北的密谋，则是让这个民族彻底醒来了。

　　风潮初初卷起，王芸生就中断了外交专栏的写作，而致力于华北问题的社评。他并频繁出入各大高校，演讲、集会、签名售书……他的沉悲愤慨，渐渐风靡了大半个华北。

　　谈及《塘沽协定》时，他说，这是“丑恶的字句”、“一本屈辱的文书”，是“不抵抗主义的文凭”；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在不得不死的时候，“要死得从容、大方些”；而当“五省自治”的风潮渐渐卷起，他的语气更加悲怆：“我宁愿这古城名镇化作一片焦土，留待我们的子孙前来复兴；我不愿它再作石敬瑭的燕云十六州，使我们的祖宗在地下蒙羞辱！……”

　　在“华北自治”风潮中，张季鸾脸上流淌的是泪，而王芸生身上飞溅的是血。毫无疑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背景的华北，必定会给后者更多的喝彩，更狂热的追捧。

　　不知不觉地，《大公报》的灵魂，分裂成了两个。一个，是平和、儒雅的张季鸾；另一个，则是激进、狂热的王芸生。


　　十、

　　灵魂的分裂，不过短暂的一年有余。卢沟桥枪声响起后，是张季鸾而不是王芸生，“擂响了《大公报》抗日的战鼓”。

　　1937年7月16日，在《大公报》天津版上，49岁的张季鸾发表了《只有抵抗的一条路》一文。这篇寥寥三百余字的社评，以酸楚的口吻反复谈到，“除了抵抗，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除守土自卫外，还有什么路径可走”？它并呼吁南京，在华北危亡的重大时刻，应领导全国，“共走此不能不走的一条道路”。

　　紧接着，7月29日，张季鸾又发表了《艰苦牺牲的起点》一文。这篇社评的语气更显沉郁，“只有悲愤应战”、“必须拼命”等字句充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仿佛步张季鸾之后尘，蒋介石在庐山的两次著名演讲，分别发表于7月17日与7月30日。

　　如果说，张季鸾的两篇社评，以“决绝”与“悲壮”为基调的话，那么，王芸生的社评，则充满了青年的骄傲与激情。7月30日，时任《大公报》上海版主任编辑的他，以这样的字句，表达着这份杰出报纸的抗战决心：“天津本报决与中华民国在津的合法统治同其命运……津市合法官厅中断之日，本报将即日自动停刊。”

　　天津版完成撤离后，王芸生更以礼赞般的欢欣，讴歌着这场“幸运的战争”。

　　在《东亚大时代》一文中，王芸生在“大时代来了”的雄健呼喊之后，阐述起了自己的荣光：“现在是东亚大时代的起点……对于自己，（我）深感荣幸，这样一个无拳无勇的人，居然有机会做大时代火焰的燃料！”

　　淞沪会战开始后，他进一步欢呼：“中国的儿女！……我们祖宗所未见到的全国对外战争，我们见到了而且参加了，这是何等的光荣！何等的幸运！”（1937年8月19日，《第一次全国对外战争》）

　　不仅如此。在《勖中国男儿》的社评里，他以进行曲的节奏，憧憬着胜利后的景象：“进！进！进！打！打！打！……直到打倒日本军阀之后，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中国儿女，再释枪解刃，大家抱头痛哭一场。这一哭，要哭尽我们的悲悔，哭尽我们的辛酸！”

　　即使淞沪战败、南京沦陷后，王芸生亢奋略减、骄傲依旧。12月14日，上海版西迁前夕，《大公报》同时发表了两篇社评。在《暂别上海读者》一文里，王芸生写道：“（我们）有一个牢固的信条，便是：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另一篇社评的标题，便是《不投降》：“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这是《大公报》在沦陷区的最后一篇社评。


　　十一、

　　流亡开始了，《大公报》的又一个时代也开始了。如果说，《大公报》的历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三期的话，那么，它已经走过“四不”方针的时代（1926---1931）、徘徊于“四不”方针与国家主义之间的时代（1931---1937），并由此走向抗战时代。

　　此后八年，《大公报》流亡于汉口、香港、重庆与桂林等城市。轰炸、逮捕、逃亡、死难；迁移、寻址、安顿、发刊……无休无止、循环往复。尽管如此，在漫长的时光里，《大公报》的停刊事例，也仅仅是1939年重庆大轰炸期间的两天。

　　也是在重庆大轰炸期间，张季鸾发表了《抗战与报人》一文。这篇著名的社评，以亲历者的身份追溯着《大公报》的十余年命运。或许，它也是中国新闻事业的一个隐喻、一种象征：

　　“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

　　“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自从抗战，证明了离开国家就不能存在，这些问题全不成问题了。所以本来信仰自由主义的报业，到此时乃根本变更了性质。就是抗战以来的内地报纸，仅为着一种任务而存在，而努力：这就是为抗战建国而宣传。所以现在的报，已不应是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私人言论机关，而都是严格受政府统制的公共宣传机关。”

　　对历史来说，一个时代是结束了。

　　丁三，《国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