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号号令”：中共党史研究热点难点（新版）之十六

　　十六、“第一号号令”问题

　　关于“第一号号令”，“九一三事件”后，在中共中央下发的有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上是这样说的：“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事情的经过是，一九六九年，中苏军队在黑龙江珍宝岛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此后中苏边界局势日趋紧张。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九月，中苏两国政府首脑商定于十月二十日在北京举行边界问题谈判。中共中央根据当时苏联方面的动向和一些情报，怀疑苏方将以谈判为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因此决定在此前将在京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到外地。周恩来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黄永胜指示负责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阎仲川组织一个前方指挥班子，进入指定位置。黄则带领军委办事组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温玉成等随同进驻。十月十五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十七日，林彪去苏州。十八日，林彪做出几条指示，大意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十月二十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重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保持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接着，由林彪秘书向在北京的总参谋长黄永胜作了传达。黄永胜向阎仲川传达林的指示。当天晚上，将“第一号号令”依次下达各大军区和海军、空军、北京卫戍区。

　　近些年，有关“第一号号令”，当事人和研究者都还有不同说法和看法，争论最大的仍在事实方面。争论的焦点在于，“第一号号令”事先是否报告了毛泽东。

　　当时随同毛泽东在武汉的汪东兴回忆，林采用电话记录的方式，于十月十九日用急件传阅给毛泽东，先交周恩来，由周转毛阅。汪将传阅件送毛，毛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说“烧掉”，自己拿起火柴点着了传阅件。当天晚上，周恩来打电话给汪，问毛看过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汪告毛已经烧掉，周惊诧未语。

　　林的秘书张云生则另有说法。张回忆，到苏州的第二天下午，林向张口述了六条指示（即上述介绍的内容）。张做了记录。当时，林让张赶快用电话传达给黄永胜。张问林是不是压一下再发出，林同意并让张给叶群（“林办”主任）看看。据张说，他向叶群提了两条建议，第一，像这样的重大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第二，第六条讲二炮要做好准备，二炮是管按电钮的，一旦不慎，一次发射可能引起世界大战，因此对这一条应该加上一些限制词。两条建议叶都同意，而且向林彪作了报告。林同意，并说照叶说的办。叶向张云生布置，向毛报告由她负责，传给黄永胜由张负责。晚上七点钟，张将林口述的六点指示电话传给了黄。按张的说法，林是同意报告毛的，而且由叶报告。

　　据一个材料介绍，在北京的阎仲川是当晚八点钟左右接到黄的秘书电话，赶到黄处，听了黄的传达的。黄传达时讲得不够连贯、缺乏条理，有些地方黄还作些解释和补充。传达之后，阎仲川问黄如何向下传达，黄说用电话跟他们说说就行了。阎仲川考虑到必须确保首长指示传达准确无误，就要参谋按照他的口授，整理出一份电话传达稿，又加了个编号，吩咐下面把它作为“前指”开设以后的第一份首长指示，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阎仲川要参谋将稿子送呈黄，但黄的秘书说黄已经服用安眠药睡下。阎仲川考虑距苏联代表团入境只剩十几个小时，所以一刻也不能耽误，便决定传给有关单位。时间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二十一时半。阎同时指示值班人员上报“林办”，时间是二十一时四十四分。

　　上述不同说法，引起研究者注意。有人对汪东兴的说法提出疑问：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称林彪是以电话直接向毛报告的，汪的回忆却成了经周转报；毛、林、周各在武汉、苏州、北京，如果林先打电话给周，周再形成“传阅件”，很难当天送到远在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毛，况且，没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说过林给周打电话的事情。若毛真的“烧掉”林的电话记录稿，他并没有说明烧掉的原因，为什么就认定是毛对林的“一号号令”不满？即使真如汪所说，当时在场的只有汪，那么将此事告诉林（还有黄等人）的也只有汪，而毛对此事并无指示。叶群十月二十日在京西宾馆已经讲到此事，很可能是十九日得知的。那么，汪为什么如此急切地将这个引起林等人恐慌的消息泄露出去？汪是对谁讲的？怎么讲的？汪回忆称，林、黄等人知道毛的态度后，赶紧下令撤消了“一号号令”。此事纯属子虚乌有。“一号号令”发出以后，全军各部队一直在认真执行，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不断有报告给中央军委，直到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这一行动才告结束。既然毛反感此事，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听之任之，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有研究者注意到，当年参与审理“林彪集团案件”的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图们与作家肖思科合著的《超级审判》一书，谈到一个情况：“两案”的决策者原曾想把“一号号令”问题作为林彪罪状写进起诉书，但感到证据不足。于是，调集十四名军队干部查阅档案，寻找证据。查寻结果，该书未做交代，但是却说到，决策者们一致认为包括“一号号令”在内的几个问题“定罪理由不充分”，因此决定“不列入起诉书内容”。后来，参与查阅档案者有人甚至曾向阎仲川透露，查到了林彪向毛报告的记载。

　　关于此事，八十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增订版有一个引人注意的修改。这本书一九八一年版本的叙述是：“同日（即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引者注），林彪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被毛泽东发现后制止。”修订后的叙述是：“同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做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十八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修订后的叙述同原来版本有明显区别，首先交代了这个号令的由来，同时交代了号令的基本内容和下达的程序，特别是删去了原来“借口”、“擅自”等带有价值判断色彩的说法，而做了一种中性的事实陈述。

　　二〇〇三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也肯定“第一个号令”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国际形势的估计、针对苏军有可能入侵的估计做出的。毛传也没有用“借口”、“擅自”的说法，但是却强调林彪此举事先没有得到毛的批准，“自行”做出指示。毛传的根据，就是汪东兴的回忆。

　　顺便介绍一下，“文革”结束后，“一号号令”还被作为“迫害老一辈革命家和高级领导干部”的一个阴谋。许多出版物和文章都把当年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老干部疏散外地，受到迫害，同这个号令联系起来。八十年代末，有研究者根据史料澄清了事实：疏散中央领导人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主持安排并经中央讨论决定的。至于广大知识分子、干部和文教单位下放，是根据毛泽东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进行的，在“一号号令”之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先后发出过相关文件或指示；况且“一号号令”只限于军队，根本谈不上是干部下放的“最后通牒”。

韩钢，学术批评网2012-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