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近距离观察

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工作时的见闻（中）


　　中央文革的作用

　　李：现在人们有一种印象，就是文革中那些所谓“群众运动”，走上街头，批这个斗那个，是在中央文革的指示、唆使或暗示下，形成的群众场面。您觉得在这方面中央文革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俊：整个过程是支持吧。比如说当时晚上我们经常开着车到街上看大字报去，西单商场那块最多，那场面是很“壮观”的，各种大字报都有。当时高校比较活跃，我们就摘抄清华怎么说，北大怎么说，哪个学校怎么说，回来我们就写简报报上去（后来听说主席也去看过）。反正给人一种感觉是支持的，支持学生贴大字报，支持打倒刘少奇。中央文革一直支持学生运动，直到1968年7月28日，毛主席才说：“是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那是个分水岭啊！当时，我觉得是利用学生，把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了，要不怎么发动起来啊？还是利用学生的激情、无知或者幼稚吧！当时中央文革经常接见学生五大领袖：清华蒯大富、北大的聂元梓、北航的韩爱晶、地质的王大宾、北师大的谭厚兰及中学的李冬民等。

　　李：他们接见通常您都在场吗？

　　俊：有时候在场。那会儿中央领导经常接见学生和学生代表，参加群众大会什么的，像接见广西代表、辽宁两派代表，总理也参加，都是做工作，说不要搞派性，要联合，要抓革命促生产，等等。给我感觉中央文革一直是利用学生和广大群众，达到他们的目的，当时好多老干部被打倒都是学生先造舆论，学生造舆论也都是中央文革想这么做的事情，利用了他们。

　　李：中央文革实际上是一个办事机构，办的是老人家的事。比如中央文革打倒刘少奇，那是他老人家要打倒的呀！他们只不过是个执行机构。

　　俊：对，是执行机构。老人家利用了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利用了学生，就这么个利用关系。

　　李：您感觉这种利用有多少是所谓政治斗争（或者权力斗争），有多少是出于所谓“革命理想”，比如我打倒他不是只为打倒他，而是想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要反修防修呀？

　　俊：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想把刘少奇打倒，按照法律程序绝对是不合法的，也不合党的组织原则。当时学生无法无天，给刘少奇罗织好多罪名。中南海中办的工作人员斗刘少奇斗得很凶。

　　李：您在现场吗？

　　俊：我去过一次，当时场面非常大。我看到大标语、大字报非常多。批斗他的都是中办工作人员中的造反派。

　　阎：那时候汪东兴支持一派，戚本禹支持一派，斗刘少奇主要是戚本禹支持的那一派。1966年底或1967年初，我还搞过一期简报，题目是：《中南海动起来了》，就是指中南海贴刘少奇的大字报。

　　俊：是啊，实际上主席的意思还是想把刘少奇搬倒。

　　王：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席亲自跟刘少奇说，谁要打倒你呀，我才不打倒你哪！——当时咱们俩（指和阎长贵——整理者注）不都在场听见的嘛。后来，实际情况证明并不是这样。

　　李：以您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过的经历，您能说说文革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俊：哎呀，这个题目太大了，我讲不清！我觉得《历史决议》写得还可以：领导人错误发动，是一场内乱。他们之间都相互利用。举个例子，你说林彪，为什么林彪的位子那么高，第二把手？因为文革需要军队支持嘛！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在军队里的威信很高。我那会儿在部队里，一说林副主席，不得了！部队传达文件都说林总的指示，他发布命令绝对能一呼百应的。主席看到了这些，必须得利用林彪，发动文革需要军队支持。江青、康生、陈伯达也是被利用的。陈伯达是一个典型，他缺乏行政工作能力，就是能写点文章（主席说“我给你那么多官你都丢了”）。这批人当然按照主席的意图来搞了，实际上主席不便说的事、不便办的事由他们去说、去做。江青也是这样，主席给她写信：要她“像杨子荣那样深入虎穴，大胆谨慎，要有勇有谋”。让江青出来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实际比组长还组长，几乎都听她的，她一手遮天。至于文化大革命说什么反修防修，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统统不过是招牌。毛主席是看到了干部脱离群众，看到了官僚主义等等，而在今天这仍然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没有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就应该有一个新的想法：要监督，谁来监督啊，不仅要党内监督，还得要党外监督，关键在于政治民主。

　　李：其实毛泽东看到了这个问题，想解决？

　　俊：想解决，没找到途径，而且挺悲哀的，一辈子想解决这些问题，也没解决。关键是政治体制问题，需要改革，一改革就涉及权力问题，涉及最大的利益问题，这就要命了！

　　阎：你刚才说毛主席给江青写信，要“深入虎穴”等等，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从来还没看到过。

　　俊：我是亲眼看到的。我可以保证中央档案馆能查到，因为主席的批件都有塑料包着的。这个，我的感觉好像是1968年的事。那意思是批评她不太谨慎，有时候说话办事不严谨，得改一下这毛病，才能把事办好，所以“你要像杨子荣那样深入虎穴，大胆谨慎，要有勇有谋！”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若干情况

　　李：您工作过的中央文革小组是个很奇特的机构，几乎所有的成员先后都被打倒。其中有些人文革后得到平反，比如陶铸、王任重。而另一些人，无论是文革中还是文革后打倒的，至今还是所谓“反面人物”，比如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因此对他们的描述往往流于空泛和政治化，其中还有一些丑化，这对他们也是不公正的。希望您从近距离观察的角度，谈谈对他们的看法。比如康生，你跟康生有过接触吗？

　　俊：有过接触，但不多。他平时跟办事组工作人员话不多，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挺清高，对底下人挺漠视，根本不在意。我们对他也不害怕，因为他和别人不怎么接触，不像江青，还没来，就震唬住了，服务员也很紧张，哪怕万一房间里有个苍蝇、蚊子，那都不得了。

　　有一次康生通过戚本禹给我们安排了一项任务。就是中办机要局受到一些单位造反派的冲击，挤得水泄不通。戚本禹让矫玉山和我去做工作，叫他们不要冲。我们去了也拦不住啊！造反派把矫玉山白汗衫上洒了好多墨水，矫玉山在那儿嚷嚷半天，他嚷完我接着嚷，也不行。后来，戚本禹告诉我们这是康老让去的，康老指示：谁也不能冲机要单位！机要局是中央直接管的，不能让外边的人冲（那些所谓“外边的人”，都是中央下属的机要部门的）。我们出来的时候灰溜溜的，因为人家不欢迎你干预这事。对这件事我们写了个简要汇报送给康生的秘书黄宗汉，也就无下文了。几年前，黄宗汉病逝了……

　　阎：他死了可惜啊，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了解很多情况。

　　俊：对，他经历全过程。文革前康生组织写《九评》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文革后，到解放军国防大学当政治经济学教授。

　　阎：康生去世后，黄宗汉当上了副军级的军委办公厅副主任。

　　俊：康生去世后他的几个秘书都安排相当好，黄宗汉到军委办公厅当副主任，李鑫当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齐景和到中央组织部是正厅级干部。后来，我到黄宗汉家去过一趟，我说你的安排真不错！他说康生临终跟汪东兴说的，有遗嘱：一定安排好。

　　康生连他的服务员都安排得不错，钓鱼台服务员杨德田一直在八楼照顾康生夫妇，康生散步走到哪儿，他把躺椅搬到哪儿，后来康生把杨的老婆、孩子全给搞到北京来了，安排了工作，安排了房子。

　　阎：文革后我到黄宗汉家去，见他厅里挂着好几个条幅，都是高级干部和名人赞扬黄宗汉的。我问他这件事，他说，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组织大权、宣传大权都归康生了，因为康生有病，所以许多文件是他起草的，然后康生签上字，就生效了，有些人得到了解放或安排了工作，所以很感谢他。

　　李鑫当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后来生病去世了。现在写的抓“四人帮”，没提到李鑫，据汪东兴说第一个向华国锋建议把“四人帮”隔离审查的是李鑫。前两年，中央警卫团政委武健华写的抓“四人帮”文章，谈到李鑫的建议，在一个刊物发表的时候给删掉了，他专门去问过：“为什么删掉？”刊物回答说是上边的意见。

　　郑：一朝天子一朝臣，比如现在中央对康生是完全否定的，那么他的秘书李鑫就是坏人了，就是这么一种逻辑。对黄宗汉我非常奇怪，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到各处做报告，说康生在粉碎“四人帮”当中的作用，说康生临死之前指出江青有问题，等等。

　　王：当然，康生这个人确实不好。就拿赵永夫事件说吧，赵永夫是青海省军区的司令员，在一次大会上抓赵永夫，我在场。总理找了几个老帅在京西宾馆开会，研究逮捕赵永夫的事情。是王力起草的文件，我去京西宾馆亲自交给总理的，总理当时就签收——因为是绝密文件嘛！在会上就要抓赵永夫，康生在会上就审问赵永夫，问他三几年在华北参加过什么？当场就说他是特务、汉奸，就给戴上了帽子，在会场就铐上带走了。

　　阎：我见过中央文革的成员接见内蒙古的人。康生当着内蒙古自治区书记处书记王逸伦的面就说：我看你面相就像个特务！

　　《王力反思录》还说过康生的好话，说他保护文物什么的。听广宇说，康生对砸孔庙不满意。

　　王：是，康生说孔庙不能砸。那天有人报告，北师大谭厚兰带人去砸孔庙，正好他在值班室，为这事甚至拍了桌子，态度很坚决。

　　好像有这么一条罪状，说康生大量地侵吞国家重要文物，而且罪行很大。

　　阎：康生的秘书黄宗汉说：康生临终前，我们曾问他，你要不要留给子女几件文物？他说不要，一律交公。康生给子女分文物没听说，也没听说康生的子女拿走了他什么文物。

　　俊：后来，我从曾在康生办公室做生活管理员的杨德田那儿也听说，康生临终时嘱咐他将所有文物一律交公，不留给子女。此事是由杨德田具体承办的。

　　康生住的八楼，我去过好多次。他喜欢古董，他的房间里古董特别多，特别是文房四宝、字画特别多，有挂着的，另外有几个大盆插着一轴一轴的。陈伯达的房间古董也特多，有裱过的字画，有文房四宝。

　　康生经常看电影，就在他的楼底下大厅，同工作人员一块看。

　　李：听说江青跟康生关系不错？

　　俊：康生给我的印象是他跟江青的个人关系不错，江青看电影经常有他陪着，他再困再累也陪着江青。有时候康生陪着陪着就睡着了，江青说别打扰他，睡觉是最幸福的。等电影完了，康生还在那儿睡呢。平时江青打电话叫他干什么他都来，有时候她跟张春桥、康生单独商量些问题。康生有个特点，开会穿拖鞋。不过比较起来，他好像请假比较多，后来康生的身体就不行了，请假也就更多了。给我一种感觉，康生基本听江青的。江青对康生也还是比较尊重的，她跟陈伯达常发脾气，对康生从没发过脾气，对张春桥、姚文元也没发过。好像给我们的感觉是：尊重康生，依靠康生（江青称呼他“康老”），而张、姚是她的得力助手。

　　王：你对张春桥、姚文元怎么看？

　　俊：他们什么事都特别谨慎，不轻易表态。姚文元这个人有时神神道道的，记得有一次他从楼上突然下来到我们房间转一圈，走了，也不知道干什么。一会儿又来了，他坐这儿，我在对面，他口述让我记录：“当前大批判的方向……”他嘴里念叨着，我就记录，念叨完了我记录完了，就交给他的秘书，时间不长清样印出来了，他稍加修改就是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社论。

　　李：社论都口述啊？

　　俊：字不多，也就两三千字。

　　王：他写完社论都要送给主席看吗？

　　俊：他是特别谨慎的，而且摸不出什么规律来，很少轻易表态，大的社论说要送主席审阅的。

　　李：姚文元平时跟你话多吗？

　　俊：话不多。张春桥话多一点，他有时候还下来到我这儿看一看，问问情况，张春桥好像城府很深，胸有成竹的样子。我觉得张春桥的知识面宽，能力也比较强，写过九大政治报告和《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写东西有个特点，正好和姚文元相反，他胸有成竹，写的草稿干干净净的，几乎都不改什么，姚文元写得很快，但是很乱，涂改很多。张春桥写东西的时候，有时打开录音机，听听音乐，他在房间踱来踱去，酝酿文章，听完音乐再写。夜里有时候写到两三点钟。

　　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个规矩，我觉得这点还挺好，晚上送夜宵不要女服务员而让男服务员或警卫员送，不让女同志上楼，在这点上确实很注意的。我接触他们没有乱七八糟的事，两性关系的事一点都没有。张春桥爱人文静在上海，姚文元爱人金英也在上海，他们根本就不愿意把家属带来，后来都是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了，张春桥也没让文静过来。姚文元的爱人后来才给调过来。他们都是很不顾家的主儿！

　　张春桥跟工作人员相处比较平易近人，他从上海来，几次都是江青秘书打电话让我去机场接他，江青秘书杨银禄跟我说必须得说“代表江青”去接他，还有王良恩代表中央办公厅去接。

　　李：张春桥从上海到北京一般你们两个人同时去接？

　　俊：同时去接。到机场以后张春桥下了飞机，握握手，车都准备好了。到那儿我给他敬个礼，说：“春桥同志你好！我代表江青同志来接你。”王良恩也给他敬礼。接了以后，当时也没有开道车，坐“大红旗”，我在前面，他跟我聊天，聊聊北京怎么样啊，社会发展情况。很自然，他没什么架子。

　　李：你一般都跟他说点什么呢？

　　俊：我不主动跟他说话，他问我就说。他问：你们现在工作忙不忙啊，累不累啊？因为他也没带秘书，所以他早晨起来在钓鱼台散步，有时我陪着他，他就跟我聊天，他说你要忙就不一定陪我了……

　　王：张春桥确实比较平易近人，在他手下工作和在江青手下工作不一样。姚文元那人就平时话语不多。

　　俊：姚文元学英语很刻苦，从广播事业局借来录音磁带听发音，晚上自学，后来杂志他都能看了，挺聪明的。他这人的脑子专走一根筋，感情不太丰富，不像张春桥。张春桥你要到他办公室去，还有点笑容。比如有时我去跟他说杨银禄又来电话了，江青请你看电影。他就说，哎呀！你看我手头上的事还没完呢，半截思路打断了……我说要不就告诉杨银禄不去了？我刚要出门口，他说：“算了吧，我还是去吧，让司机备车！”

　　许世友来北京要求见张春桥，因为当时张春桥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我们就把这个记录送给张春桥看，张春桥跟我们说“不见，就告诉他没时间”。

　　李：许世友见张春桥，要通过中央文革办事组？

　　俊：当时张春桥还没有专门的秘书，他的秘书何秀文在上海，十大以后他在北京稳定了，才又给他安排了专职秘书。

　　李：在以往的传说中，总是说许世友不买张春桥的账，总给张春桥难堪，根本不理他！现在照您一说，事情是反着的：许世友要见张春桥，张春桥不见他！

　　俊：因为当时张春桥地位高啊，是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才是军区司令员。我记得许世友秘书两次电话说要求见，我亲自跟张春桥本人说的，张春桥说不见！

　　李：那您怎么回话，也跟许世友秘书说张春桥不见？

　　俊：说“没时间”就完了。

　　李：跟张春桥共事，您还记得还有点什么事吗？

　　俊：后来，他看我们清理文革小组的资料里有30年代的作品，有从韦君宜和杨述家抄的画册，他说你给我拿来看看。里面有关美学方面的，有人体美、裸体的摄影等等。他说，看完我会主动退给你的。果然，几天后就退给了我。

　　李：张春桥和姚文元平时看什么书啊？

　　俊：姚文元的书，连线装本都有，因为姚文元让我们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去买过好多书，一大摞。

　　李：都是抄家来的？

　　俊：对，但都作价了。那当然优惠了，大概一本也就一两毛钱吧，买了一摞。他看书特别快，线装本老书没多会儿就翻完了。他文学方面还是不错的。张春桥也爱看书，但张春桥很文雅，经常听听音乐。大部分都是施特劳斯的，他在房间地毯上漫步，哼着小调。

　　我记得有这么件事：1967年2月所谓“二月逆流”，老同志大闹怀仁堂嘛，三老四帅对中央文革不满嘛，拍桌子了。当时叶剑英写一首词：“串连炮轰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这是忧国忧民，对文革不满，但套用的词牌是什么，出处在什么地方，当时谁都不回答，问郭老（郭沫若）也没音信。当时张春桥就说这不是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嘛：“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是他对现实社会不满！这个出处就找到了。还有《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给张春桥写信，她说她现在很苦闷，她想再写《青春之歌》第二部，请求张春桥给一点指示。像这些文人，他都有交往，而且他这方面的修养不错。

　　李：他那房间里的书主要有什么呢？

　　俊：历史的比较多，文学的，哲学的。

　　李：有马列的书吗？

　　俊：当然有了，这是每个房间必备的。他读的比较多，古书看的也多。特别姚文元古书特别多，一有时间就看书，博览群书，绝不浪费什么时间。不愿意看电影，两人都不愿意陪江青看电影，但是也都没办法，也都跟着去。

　　李：他们有点生活情趣方面的享受、爱好没有？

　　俊：像姚文元基本看不出来，就喜欢看书，有点苦行僧的劲头。张春桥就是有时候自己吟诗，在房间里踱步，听听音乐，朗诵诗，有时在钓鱼台的湖边散步时哼两句。大部分是吟诗，背诵名人的，我觉得他挺有情趣。有时候跟孩子通电话，还有点父爱的亲情。书画也有，但没看见他自己写和画的。

　　他们吃饭也很简单，三菜一汤，当然做得比较细了，肉丝切的比头发丝粗点吧，就这么简单。包括碰头会，吃的也是家常菜。

　　李：他们在生活上比较好侍候吧？

　　俊：比较好侍候，没这么多事。衣服有钓鱼台的洗衣房，饮食有专门厨师，出行有专车。那时他们生活还是比较朴素的。

　　李：有人写文章说，张春桥是“摇羽毛扇的”，形容他有点阴险，您在日常相处当中有这种感觉吗？

　　俊：因为他们之间商量事的时候，我接触不了，张春桥的个人私事更无法知道，我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接触不到本质问题。（未完待续）

　　李传俊回忆，阎长贵、李宇锋整理，《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