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7日 星期三

中央文革办事组是怎样退出历史舞台的


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工作时的见闻(下)


  李:王、关、戚您都接触过?

  俊:王、关、戚就接触多了,因为王力、戚本禹在我们楼上,关锋在十五楼。王力这个人很和气,我给他送文件很和蔼,从来也没有发过什么脾气。相反,戚本禹倒稍微牛点,年轻气盛,他是中央文革成员当中最小的,比姚文元还小一岁,一九三一年生,当时才三十五岁。他写那个《忠王不忠》评李秀成的文章,总理都夸他是青年历史学家嘛!他原来在中办秘书局信访处工作,有时候爱发脾气,我看跟他的秘书程里嘉瞪过眼,有时候对底下的人不是太客气。给人的感觉好像有点傲气,个子高高的,也有点派头,人称“戚大帅”。

  郑:关锋呢?

  俊:关锋在十五楼,接触最多的是他的秘书瞿怀明,关锋也挺和蔼的。

  李:其他的小组成员您还有没有深刻印象的?

  俊:穆欣比较早就离开了钓鱼台。王任重、刘志坚是副组长,他们时间也比较短,当时他们的老婆、孩子都住在钓鱼台二楼,各带两个秘书。1967年1月,王任重、刘志坚都被打倒了。刘志坚对底下的人比较苛刻,刘志坚刚一倒,他本来腿不好,警卫员小黄还踢了他一脚。

  李:在中央文革工作期间,您还观察到哪些外人不了解的现象?

  俊:我看出来江青跟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整理者注)有矛盾。九届二中全会后,在一次批陈整风的华北工作会议上,当时出席会议的有总理,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江青说陈伯达是你们华北地区的“太上皇”,然后提到了关于河北磁县武斗是陈伯达搞的,挺厉害的。她说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也可以挖碉堡,也可以设铁丝网,文攻武卫嘛!没什么了不起的!江青说的是对付武斗升级的问题,吴法宪在旁边说:“江青同志你还懂军事啊?”江青大发雷霆,拍桌子说:“我跟随毛主席三十多年,怎么不懂军事啊!”把吴法宪给顶回去了,吴法宪挺尴尬的。这是华北工作会议上的一个小插曲。

  李: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怎么样?

  俊:当时我看出江青跟总理有矛盾。当然,我看到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原来参加会议的时候总理都带着秘书周家鼎或钱家栋,他们都是大秘书,后来还有赵茂峰、孙岳,这四人都带过。有一次周家鼎、赵茂峰在办公室跟我聊天,聊得还挺热乎,江青进来了,她挺生气的,那意思好像我们背后议论什么事,实际上我们就随便聊聊。不知江青跟总理说了一句什么,后来总理再也不带秘书到十六楼来了。只带警卫小高(高振普)、护士和医生张佐良或卞志强,他们这几个人轮流来。

  1968年7月27日,就是中央派驻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华、北大那天晚上,工宣队、军宣队已准备就绪,等待命令。总理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工宣队、军宣队进驻问题,碰头会商量好了,总理说请示主席去。总理就让秘书打电话问:“主席休息没有?”说可以来。总理就提着皮包要到主席那儿汇报。此时,江青匆匆出来了,连忙说她去。总理就说你去吧。总理在会议室等了有两个多小时,江青才回来,说主席同意马上派。这命令一下,当天晚上工宣队、军宣队就进驻清华、北大了。

  平时我看见一散会都是江青第一个乘车,总理礼让,当时对江青这样做我们挺看不惯的!总觉得江青对总理尊重不够。


  中央文革办事组退出历史舞台

  李:关于中央文革“散摊儿”的事,我想听您认真地说一下。文革这场暴风雨过后,文革办事机构最后负责打扫残局的就您一个人?

  俊:背景是这样的。九大之前是真忙,好像有点代替中央办公厅工作了。按照毛主席的说法中央文革代替中央书记处,那文革办事组当时就相当于办公厅。办事组的工作基本上就是通知开会、组织活动、会议记录,跟随领导到大会堂接见人,等等,确实是挺忙活的。记者站也是中央文革办事机构,基本是代替一部分新华社工作,办信组代替中办信访局,每天有几大麻袋群众来信。九大以后工作就逐渐少了,当时中央文革碰头会还在十六楼开,也由办事组通知,我记得一直到1970年,有一年多的过渡吧。

  李:这个期间,中央文革办事组的日常活动都做什么事情啊?

  俊:九大开了以后,产生新的政治局了,会议刚开始还在钓鱼台十六楼开,但不叫文革碰头会了,叫政治局会议。

  李:办事的还是办事组这些人?

  俊:还是那些人。但工作陆续由中央办公厅接管了,像文件类的印发由办公厅秘书局来管,会议由秘书局会务处来通知,钓鱼台的管理人员负责会议室的清理。开会时接电话也不少,都是内部电话,比如说总理找谢富治,我们也得给他找,总理说请李雪峰(时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来,由我们打电话去请。会议的服务工作像汪东兴说夜宵吃什么,通过我告诉服务人员,就这些事务性工作。

  李:会议用的材料打印不在这儿?

  俊:不在这儿。

  李:那会议形成的纪要整理也不在这儿?

  俊:不在这儿,我们谁也不参加会议做记录。汪东兴是政治局委员又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有事就找王良恩去办,王良恩是办公厅副主任。一切具体事情都由办公厅做了。

  李:什么时候就进入了收尾工作了?

  俊:1970年就开始收尾了,是汪东兴秘书高成堂通知说:“你们清理所有的文件,登记造册。”清理文件用了将近两年时间,因为文件太多了,到1972年春节后才完的。

  王:戚本禹、王力、关锋的文件是不是也都要清理?

  俊:对,所有的东西嘛,他们的房间始终都是关着的。我们清理的时候包括抄家的东西,都给清了。

  李:当时有多少人负责清理?

  俊:有五六个人吧,我负责。有二十三军一个叫赵明学的,中办信访局的魏登甲,中办机要局的郭亨乾,北京卫戍区的姜才熙。姜才熙后来也倒霉了,只因当时江青规定所有工作人员一律不准出去,姜才熙老婆生孩子不能回去,他十分不满说不讲人性,“谁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结果有人写信报告了,王良恩报告了汪东兴和江青,让他立刻离开中央文革办事组,并给他写一个鉴定说“在工作期间由于对自己要求不严,讲了不应该讲的话”。姜才熙回卫戍区部队后不敢用他,第一批就转业到武汉了。

  李:您的任务就是把中央文革小组所有的文件、资料、物品都登记上,还有其他活动吗?

  俊:“九一三”事件出来以后,中办还通知我参加大会堂三楼小会议室军以上干部会议,听林彪事件的报告。这段时间让我们揭发、批判的事也不少。我们原来是揭发批判陈伯达,后来又揭发批判林彪。

  李:除此之外大概两年时间都是在清理文件?

  俊:对。

  李:当时清理文件有哪些要求?

  俊:一是分类。就是把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央文革的文件,包括文革《快报》《简报》,所有的文件都分类登记,按等级。另一类是所有的传阅件,也登记。这里还有主席亲自批的原件,《要事汇报》大都是主席亲自批的,我记得有山西陈永贵请示汇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还有“七二七”进驻清华、北大的主席批示,我们就分类登记。

  当时有规定:凡是主席的批件一定要用一个塑料套套上,便于档案馆保存。所有领导人都用铅笔写东西,铅笔才能留得住,保留时间最长的就是铅笔,比钢笔要长。

  王:有烧的和毁的吗?

  俊:不让,一片纸都不要落下,都要原封登记。包括矫玉山抽屉里工作人员交的党费,有一千多块钱哪,一分一分地点,注上“工作人员的党费”,还有矫玉山的笔记本。

  王:我那个办公桌和卷柜里东西很多,毁没毁?

  俊:毁是没毁,我们都登记上了,都交给中办了,而且中办来人一一核对,当时中办挺严格的。

  李:除了您说的大量的文件、《快报》《简报》、传阅件等等,还有什么?

  俊:还有电话记录和会议通知,各种抄家的物品。书比较多,还有画。古董好像就是印章、文房四宝这类的,我记得有油画,韦君宜的,当时挺有名的。这都是艺术珍品啊!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品、画报,展示东方的、非洲的、西方女性美的裸体照片、人物画。还有古书,都黄了,都是抄家来的东西。

  李:登记的时候还登记是从谁家抄的吗?

  俊:只要有来路的都登记上,不知道的就没办法了。比如画是韦君宜的,写着韦君宜的名字呢,韦君宜本人画的。还有杨述,他俩是两口子,这肯定是抄他家抄来的呗,好像是老王拿过来的。

  还有大量送给中央文革的礼品,毛主席像章多得很。还有送给毛主席的茶叶,当时就打电话问这茶叶怎么办?回答说就放你们那儿吧。给毛主席送的东西挺多的,茶叶呀,各地的特产什么的,各地制作的工艺品,整整一大屋子毛主席像章,还有其他好多礼品。

  李:这些东西都能登记上来路吗?

  俊:咱们只能登记毛主席像章来自什么地方,有的写着呢,有的还附上一封信,信都打开过,送的礼品没什么保密的。

  李:当时给毛主席送的礼也就这些?

  俊:对,没有别的。

  李:通过文革小组送上去的,就是纪念性或政治性比较强的?

  俊:对。来了以后我们就请示,回答说就放在你们这儿吧!

  郑:那些茶叶搁久了也不行啊?

  俊:搁久就搁久了,那怎么办啊?那也不能动啊!谁也不敢动,谁也不会偷着分了喝了。连周恩来到十六楼喝杯茶还记账,一角钱呢!很廉洁啊,这是真事!让卫士高振普记账。

  李:这么一大堆礼物,除了送给毛主席的,送给江青、陈伯达的有吗?

  俊:送给中央文革的比较多,是写着“中央文革收”,我们收下。送给个人的我们就给他们的秘书打电话,一般就回答说“放你们这儿吧”。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的都有,我们就放这儿。

  李:他们本人知道不知道有人给送礼物啊?

  俊:我估计大部分都不知道,因为到秘书那儿就打住了,太多了,这都是小事。

  李:下边的“革命群众”捧着一副热心肠,到那儿连“中央首长”本人都不知道啊!

  王:刚开始还有人给中央文革捐款呢。刚才你说矫玉山办公桌里存的钱,那里面是群众的捐款。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表示支持文革,给寄钱,都不多,几十块钱。所以你刚才说矫玉山抽屉里的钱应该不是党费,咱们党费都在原单位交。就是捐的,咱们不是没财务嘛,也没开支,所以收入都放在矫玉山的抽屉里。

  俊:后来矫玉山还问我他的东西动了没有,我说没动,你的茶叶盒还在呢,一个一个、一件一件都登记上交啦!

  王:我的抽屉和卷柜里有几部分东西比较重要,一个是陈伯达、康生接见时的记录,接见的这些人都是比较重要的干部,比如康生接见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还有监察部的人,都是用纸记的。再就是中央工作会议的记录,我参加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做记录,我把主席的讲话记录都整理起来了,就是经我手办的事我都没丢,全都在那儿呢!

  俊:你放心,丢不了,都给登记上了。

  王:还一个重要材料就是张根成和周占凯收下的成立革委会和接见各地红卫兵的录音。

  俊:录音还有,录音带都是大盘的。反正我们当时都登记上了,作为一类吧。

  王:这个事赖不掉的。会上江青、陈伯达怎么讲,都录了,还有速记录,中央办公厅有个速记员,专门速记,我们拿来,没“翻译”过来。这都很重要,对研究文化大革命、写文化大革命史是有用的。

  还有一本咱们中央文革办事组搞的刘少奇的材料,合订本将近寸厚,这是咱们自己出的。

  俊:有,一大厚本!

  王:这些东西都是比较重要的,当时没时间看那些东西。

  阎:审判的时候拿出录音让陈伯达听,让江青听,可能就是从那儿来的。

  李:录音这是一部分。还有没有其他照片之类的?

  俊:照片就很少了,有那么几盒是毛主席、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联合接待站工作人员,那照片是1967年12月照的。

  李:在清理文件中您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吗?

  俊:比较深刻就是涉及总理那件事,这也是算大事。大概是1970年7、8月清理文件的时候,发现一张旧报纸报道关于“伍豪事件”那个事,因为这算是大事啊,我们把它密封着移交中央办公厅。不久王良恩把我叫到中南海,到一个挺深的院子里的办公室,他很严肃地说他“受汪东兴同志委托跟你谈一件事”。就是关于总理那件事,让我至死不要说,绝密!“这是给你的一条纪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说,这件事主席早已知道”。我说:明白,我按您的指示去做。谈完,他让我走了。对这次谈话我感到很紧张!

  王:中央文革办事组何时结束工作的?

  俊:九大以后,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工作逐渐减少,大量工作由中央办公厅取代了。不久,汪东兴批示中央文革办事组清理文件,大约两年时间完成的。1972年4月文件清理完毕,全部移交中央办公厅并办理了正式手续,中央文革办事组从此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李传俊回忆,阎长贵、李宇锋整理,《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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