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八十年代的光荣与梦想（下）

　　现在的人常常会说当时80年代的经济学家没有经济学，中国真正有经济学是90年代北大经济学研究中心一些人海归回来后才有。其实不然，我接触80年代一些人的学习高密度、高强度，而且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首先他们都是在学校里读书的人，比如邓英淘，他是北大经济系的，但把数学系的课也全听了。另外他们有自己的读书会，自己组内讲课，何维凌、邓英淘、白南生是讲课人。在这里我讲一下何维凌，他已经去世，也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但何维凌在80年代早期改革的青年人中大家不可低估他的作用，他是北大化学系的老师，曾被打过反革命。有时候历史不是以文献的方式存在下来，如果我不接地气，只是一个书斋的研究者，就看他们发展的东西研究这段历史，与我走进他们、交朋友、和他们是亲人完全不一样，因为何维凌就没有留下文字，历史就会没有这个人，但历史有他。另外去北大听西方经济学的课，比如陈振汉、厉以宁，一边调研一边学术讨论，他们是要建立自己研究范式的一群人，有学术抱负，除了有解决现实问题的理想，在学术上也是非常进取的人，而且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最早把“三论”用到他们的研究中，包括社会学的方法，他们是学经济学的，但社会学的方法都用了进去。我是1985年社科院的研究生，那时候我看这群人的东西，觉得在方法上那是非常棒的。

　　1981年农发组的年轻人在杜润生的带领下开始参与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这一起草连续做了五年，那时候每年冬季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会邀请这些年轻人参加写一号文件，所以当时中央连续五年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问题，都是这些年轻人，以他们的调查报告作为基础，另外这些年轻人也参与其中。在此过程中，接触赵紫阳的机会很多，出差都会跟着。这是一伙人。

　　另外还有一个小群体，叫“改革四君子”：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这里面你们可能就知道王岐山，其他三个人不太清楚。翁永曦早年有一部电影柯云路的《新星》：讲农村的改革家，主角的原型为翁永曦。朱嘉明和黄江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第一届（78届）研究生，他们俩是同班同学。王岐山当时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翁永曦是农口的，四个人分属不同方面，1980年中国有一个争论，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国民经济形势非常不好，经济结构非常混乱，要调整经济结构，理论经济关系，然后开始改革。在调整和改革的关系上大家有不同意见，他们四个人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并写了一篇《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若干看法》，这篇文受到高层重视，赵紫阳请他们去中南海，据说第一句话说的是“这是共和国的总理和30岁以下的年轻人谈国家大事，是第一次。”后来他们四个人又一起联名写的几篇东西，人们也给他们这么一个名字，实际上他们在不同岗位，在自己的领域里干得很精彩。

　　就业组（中国劳动就业问题研究组）、国情组（国情与去年发展研究组）于1981年——1984年由陈子明、姜洪组成，而且产量非常大，在几年中有80万字的东西包括《今后18年我国就业问题及其对策》。陈子明是四五英雄，后来是中科院的研究生，又竞选了人大代表，这时候在做这件事，他算在体制外。但那时候体制内、体制外和现在这样有一堵墙，官员与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的年轻学者们有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国情组有7个课题组，分别是劳动就业、劳务消费、工资、流通与市场、干部、人口与教育、青年社会学。我罗列这些是想让大家看到他们当时的视野与脑子里想的问题。

　　再一个机构是完全体制内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叫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挂帅人为马洪，他想引一批年轻人进入技术研究中心，最早进去的是朱嘉明，第一批研究生里有许小年、李善同、程秀生等青年进入到技术研究中心。在里面他们做什么？当时的决策不能再拍脑袋，到赵紫阳时代做论证，所以他们来做论证。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有4年，1981—1985年这几年时间他们做了很多事，在书里我专门写了一篇完全不能容纳他们的事。他们有很多大课题，比如《2000年的中国》——2000年的人口、就业、教育等，其中就业问题由陈子明的就业组做，这是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但他们可以用陈子明，被看作有点异议人士去做，这是80年代。

　　技术研究中心当时其实是在整合中国所有的可言力量，比如科学院的情报所，他们有24家单位做大项研究。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是1983-84年“新技术革命和我国的技术对策”，这是因为当时“第三次浪潮”和“大趋势”进入中国，赵紫阳非常重视，就布置安排马洪请他们做研究，这是一个非常声势浩大的研究，第一次动员会有1600人在红塔礼堂参加，接下来开了两次对策会，非常浩大，光简报就有数百份。昨天我与一位老先生谈科尔奈到中国来（关于短缺经济学）的历史，这个老先生说他很反感媒体经济学家，80年代哪是他们那样的，而是声势浩大的。我觉得他说得特别对，真的是声势浩大。

　　这时候还有一个背景，即“走向未来丛书”，从1984年—1988年共出书74种。编委会的入选条件是低于50岁，那时候的年轻人很有意思，自己给自己弄了很多规矩，不要老的。现在大家对老的是仰望，是倾听，不肯破土而出。编委会主编是包遵信；副主编有金观涛、唐若昕；编委有：王岐山、王小强、王小鲁、尹蓝天、刘青峰、乐秀成、朱嘉明、朱熹豪气、阮芳赋、何维凌、严家其、陈子伶、易小冶、张纲、贾新民、陶德荣、翁永曦、黄江南、董秀玉、樊洪业、戴士和。我不知道这些名字里你们听说过几个。包遵信一过50岁，他们集体开会把他除名。王小强是农发组的，在河南跟陈一訴一块插队。王小鲁前两年做灰色收入，国家统计局批他做收入分配等，是很好的一个学者。刘青峰是金观涛的太太，他们两个人写过《兴盛与危机》《公开的情书》。严家其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所长，现在在海外。戴士和是一个画家。“走向未来丛书”封面的黑笔画都是戴士和画的。

　　“金融舞台上最耀眼的人”

　　另外一拨人是五道口，五道口有一个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中国以前没有银行，只有大财政、小银行，银行只是财政的出纳，这时候改革要建立银行，可没有人才，等着学校培养等不起，于是中国人民银行自己在五道口办研究生部，主要办的人是刘鸿儒，他请最好的老师来速成培养。另外是中国人民银行有一个金融研究所，这个所里冷藏了一批民国年间海外留学回来的人，但在1949年后他们再也没有用武之地，这时候把他们挖掘出来用英文讲课，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专门写了一篇《道口有道》。五道口这些人是现在中国金融街舞台上最耀眼的一些人，证券公司、人行、基金都是五道口的人，我觉得他们太耀眼，所以没有写他们，而是写他们的老师，这些老师中国网络上没有完全，好像断代了，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我尽量一个一个去挖他们的名字，能够问到一个，哪怕不知道他别的事情或者连出生年月都不知道，但我能写下一个名字就觉得是为他们立了一座碑。

　　我曾经把这个研究生院第一考题放在书里，考题也不简单。这里头有一些学生于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开了一中国金融学会年会，此年会研究生没有资格参加，但他们想中国改革要怎么改，所以准备了《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因为想参加此会就跟这个说那个说让他们参加会，但不能作为会议代表。于是他们在会议室对面租了一个小招待所，以便去蹭别人的会。开会那天他们想发言根本没有机会，又想办法请求让他们发言，最后允许他们发言。他们说这样也不行，因为是集体成果得一起上台，于是一起上台，讲得他们的研究成果。最后引起很大轰动。他们设想的是：改组金融制度、开放金融市场。王巍与他们是同学，那时候学英语听《美国之音》，他居然在《美国之音》听见同学在那儿发布了这样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这25位同学的名字我写在这儿，他们现在依然是中国金融界的精英任务，比如吴晓灵、胡晓炼。

　　时间到1984年，这时候不仅有一些固定机构，还搞了双周讨论会，这些年轻人常常聚集在一个地方讨论地方，比如陶然亭，就跟英语角似的，但他们谈的是中国发展。北京经济学界的青年非常成气候，还有媒体、《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他们想到怎么让全国青年起来一块投入到改革的事业中，这是朱嘉明想的点子，和黄江南、张钢等朋友商量办全国的中青年的经济改革讨论会。但怎么找？就贴告示，在报纸上发征文启示。于是一下来了一千多份文章，很多人是当兵的、在农村田间地头的，各式各样的人都写来。他们在那儿封着名字光看文章挑选，两个人有争论最后也选上，一个是现在的张维迎（当时西北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一位是郭凡生，现在慧聪网的老总，郭凡生是内蒙的，他写了一篇《反梯度理论》，那时候中国按沿海、中部、西部的梯度开发，他因为是西部的，所以就不同意，写了反梯度理论。评论文组也是小青年，没有别人，就他们自己，比如高粱（顾准先生的儿子）光着膀子挥汗如雨的看，在争论之下也被选上。一共有180个代表参加（有一些论文者、媒体名额、浙江当地的一些名额），总共180个在莫干山开了一个会，当然也开了一个风气，因为开会老念稿子没意思，就觉得要树立新风：所有人不许带文章上山，第一天大家互相认识交朋友，接下来开会。

　　80年代的会议特别多，思想碰撞得非常厉害，头脑风暴，和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开会是摆设，有拍摄，有人跑场。那时候不是，大家全情参与。而且那时属于挂牌讨论，比如农村组、国企改革组、价格组，脑子里想起什么问题向会务组提出这个问题值得讲，有什么道理，经过许可就可以挂牌讨论。会后他们形成了七份报告，其中就有《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9月3日—10日开的会，9月15日专题报告加上总报告就已经拿出来，这多么了不起。另外在山上开会特别冷，没衣服穿就穿炊事员的衣服，所以戴着白帽子、穿着白衣服在山上照了一张相。负责会务的张钢胃大出血，但他们特别有热情，也特别拼命。张劲夫在杭州等着听他们的汇报，这些东西很快到了赵紫阳那儿。这是9月。

　　目前为止我说的所有故事都是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直到10月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才勉强决定中国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经济”写进文件后有很多争论。那时候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但这些人根本不管，一直在做他们想做、能做、该做的事。

　　莫干山会的效应：成立了北京青年经济学会。这时候地方政府也注意到这些年轻人，河南省长、省委书记到北京请这些青年，让他们到河南去看看。然后这些青年组成河南咨询团去了河南，被盛情邀请到那儿工作，让朱嘉明作河南省体改委的副主任，黄江南作河南省经贸委的副主任，那时候他们才33—34岁，很年轻。那时候体改委为了改革旧体系靠自己不可能，各个部委不可能改自己，需要在旧体制外建立一个新体制，所以建了国家体改委，这个国家体改委和他们是平级的，怎么有能力影响到他们？于是国务院总理做国家体改委的主任，赵紫阳是国家体改委的主任，这样能统筹、协调各个部委帮助推动改革，这是一个巧妙的设计，是一个新机制。各个省也一样，河南省省长是体改委的主任，从外面请来的小年青当副主任。

　　1985年在天津又开了一次全国的中青年讨论会，天津有一伙人（主要是南开一伙人），比如杜厦（家世界超市的老板）、常修泽、金岩石、郝一生（天津社科院日本所的）等一批人他们是南开的，属于主力。天津还有一位人支持了南开大学的经济学家，即张炜，张炜是北大学生会主席竞选人大代表，最后没有当选，而是胡平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张炜毕业后先到中央，然后到天津做团支委书记，很支持这些年轻人。那时候系统内的人对学界是朋友一条心一起干事。那时候在天津又开了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的理论会，同时建立了一本杂志——《中青年经济论坛》，那时候青年人虽有那么大的市场，但杂志很少，中国最好的杂志还是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研究》，基本是老人，很陈腐的一本杂志，年轻人想在那上面发文章很困难，所以他们说自己来。于是自己办，自己拉广告，又到工厂这个给一点那个给一点，靠自己养着，都是业余。

　　我说的所有事情都是业余干的，包括办会、办杂志当编委轮值编，起初为了安全让《经济日报》的老社长、总编顶着当主编，过了一年把老人推下来，朱嘉明做主编，那时候的老人和年轻人也是这样配合的。《中青年经济论坛》我要求在此杂志上发文章必须在35岁以下，编委年纪可以扩大一点。所以现在中国很多经济学家以及财经界的人，平生第一篇论文是在《中青年经济论坛》上发表的，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张军也研究改革思想史，他曾说在当时的图书阅览室来了此杂志，学生是必看的，特别好看。我现在都觉得好看，而且上面的争鸣非常多，彼此商榷，根本没有你是主编、你是编委，其他人不敢跟你商榷，根本没有这个问题，都是争论来争论去的。

　　“脚踏实地的农发组”

　　这时候农村改革进展很大，改革进入城市阶段，原来的农发组一分为二成立两个所：一个是1984年成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做城市改革，农发组的另一半还留在农发组里）。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最早的所长是高尚全，不过半年后高尚全做体改委的副主任，所长是陈一谘，王小强是副所长。农发组留下的另一半在1986年成立了国务院农研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简称“农发所”，王岐山先做所长，陈锡文、周其仁、林毅夫、白南生都在这儿。白南风、王小强等都在体改所里。1986年又成立了中信国际公司国际研究所，国际所的所长叫李湘鲁（曾是赵紫阳的秘书，1948年出生），副所长是朱嘉明，还有一位叫华棣，办公室主任叫皮声浩。早期一块出发的年轻人，这时候在自己不同的位置上，这三个所一个是城市研究、一个是农村、一个是国际问题。还有一个北京青年经济学会，这个学会在全国各地发展了很多分会，全中国哪儿都有。这是俗称的“三所一会”。

　　体改所所做了几项比较重要的工作，比如1986年去匈牙利南斯拉夫做了一次考察，那次考察有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里他们开了110次座谈会，30万字的记录。他们每个人都说“累得要死”，吃得特别差。现在出国可能是旅游、公款消费。但那时候是真干事，每个人都是以天下为己任。体改所里我说几个学术上的骨干，比如白南风、张少杰。张少杰去年去世，在他去世前在海南有一段修养，我去海南跟他谈了两天都是谈80年代。他去世后，他太太跟我发了一个短信：这两天是张少杰生病以来最幸福的两天、最快乐的两天。我觉得挺欣慰，他们牵挂的还是这些事。当然1989后他们再也没能做研究，张少杰是一个非常有才华、有个性的人。所有这些年轻人都很有个性，我曾经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了一篇《一见即永别》的文章。张少杰见赵紫阳，诚心在赵紫阳面前说一些难的、术语，他发现赵紫阳听得特别认真，而且明白了。再一个是张少杰有一个口头语：你不懂。所以跟赵紫阳谈话说“紫阳你不懂。”赵紫阳也不生气。这么一些有个性的人，各个都是牛人，但他们凑在一块争论来争论去。非常遗憾张少杰去世了。

　　农村发展研究所我前面已经说到。中信国际所前面我已经说到。还有社科院的经济所，这一年华生研究生毕业，这时候经济所的所长是董辅礽，他是一个不拘一格用人才的人，为这几个人夺身定做，微观室让华生当主任，一毕业就让其当主任，如果按级别是处级；何家成是宏观室主任；张学军是发展经济室主任；边勇壮是财贸所价格室副主任。另外还有高粱、罗小朋，他们一块写文章，包括1985年他们写的价格改革文章，写《资产经营责任制》他们在一块合作也很多。这是经济所。

　　所以无论是在哪一块，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经济所、体改所都有他们的合作，体改所是新单位，没有陈腐的东西，但即使在老单位，因为有了马洪、董辅礽而使他们走上去。而且这时候的经济研究也变了，我这本书有一篇《沉重的转型》，《经济研究》杂志的执行主编叫唐宗，他专门找年轻人，比如让其编辑部的人去莫干山上开会，开会后就把年轻人请到编辑室谈，向他们约稿子，他觉得不能一天到晚解读经济作家、马克思作家的东西，要有为改革服务的文章。

　　这时候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是同步走的，人民公社制度虽然农村改革的进展逐步瓦解，人民公社是一个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它是一个政治制度，是这个国家计划经济的基础，计划经济的基石被废掉。所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是一致的。而且政治改革不仅仅是一些民主的框架，还有许多其它内容，那时候蛇口开发区非常火，也搞了很多实验，但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天津开发区也非常有意思，这时候的张炜调到天津开发区作主任，张炜1954年生人，如果是1987年他33岁，而且他更早已经开始在做事了，即使说到1987年才33岁，他们搞得有声有色，邓小平也去。他们在政治改革上设计一套方案，即民主评议会，这套方案是杨帆设计的，要搞政治改革、民主改革。然而在弹劾动真格时让张炜很痛苦，因为张炜使用的一个干部愣是被群众给弹劾掉了，他们做得很认真，在民主中学习民主。我为他们写了一篇文章《民主的活水流过这片盐碱地》，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

　　还有一个是中国西部研究中心，郭凡生提出“反梯度理论”，朱嘉明是主任，郭凡生是副主任，向西边开放，不光是东部沿海。这本书里有一篇《西部畅想曲》写到他们。

　　1986年有两个方案办：一个是1986年4月成立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组长是田纪云，下设办公室，主任室高尚全。参与的年轻人有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郭树清等。另外一个是1986年9月成立的政治改革研讨小组。此小组为十三大准备一份政治改革文件，那时候民主宪政、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党派政治都是他们讨论的范围。一种开了八十几次座谈会。这其中有很多年轻人，比如吴伟、吴国光、孙方明、陈一谘、高山。特别有意思的是，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写关于政治改革的文件，住在招待所里写，在食堂吃饭，食堂旁边的围着桌子坐的一些人是批自由化的人。前面我没有提及他们的困难，他们好像是大阔步前进、多么欢畅，其实不然，1983年“反精神污染”，后来是批自由化、人道主义，保守势力和改革势力一直在斗争中，是在这样的过程中。1987年十三大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在经济改革中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政治改革专门列了一章，有六、七个问题：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这是十三大报告里的内容。

　　1989后邓小平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能改。十三大报告里有这样两句话：“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国家，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是十八大，那时候已经成熟了，现在应该熟透了。还说到“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但非常遗憾，由此我们也看到历史是多么的很曲折。

　　在前面我们讲了陈子明的国情组、就业组，后来他们的国情组被取缔，但又新生出一个新生命，办北方书刊，赚了很多钱，自己开始养自己。又办了一个函授大学，招生23万，全国有30多所分校，数百个教师，编了50多种教材。1986年成立了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1987年改成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其中陈子明、王军涛、闽琦、刘卫华、陈小平、费远、郑棣、谢小庆、王之虹、王巍、陈子华、方宇、毕谊民、白桦等先后担任所务委员，有心理学部、社会学部、政治学部，比如政治学部搞中国政治心理调查，1986年完成了《政治参与和政治制衡》、《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中国知识分子要有四种意识》（自主意识、开放意识、多元意识、宪政意识），他们举办几百人的大型研讨会。

　　历史走到1988—1989年，非常奇怪。体改所的白南风是社会研究室的主任，他们做了一个课题叫“中国社会结构研究”，成立“改革中的社会阶层和利益调节”课题组。1989年4月有一个京丰宾馆会议，我这些将来写《从莫干山到京丰宾馆会议》，京丰宾馆会议是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十周年的会，知识分子、体制内外各个学科学者都参加，非常热烈热闹，一如既往的吵，但这时候的分歧很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大，大家都有“山雨欲来”的感觉：改革艰难、险阻。这个会议不久后胡耀邦去世，随后学生上街。然后我上面所说的那些人四散，我说的“三所一会”不复存在，所以你们从来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这是这段故事。谢谢！

　　网友提问

　　网友：我从80年代过来，但确实很多东西不知道，您用了“光荣与梦想”，最近荣剑写了一篇文章《八十年代的出场和返场》，对他们的出场和返场您有什么期待？您认为会怎样？另外将近30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发展怎样从80年代的汲取营养更健康的往前走，谢谢！

　　柳红：我看了荣剑的这篇文章，也转发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也跟朱嘉明说看看这篇文章，他现在不在国内。荣剑在结尾时用了这样一句话：还得靠年轻一代，虽然他们不知道历史是个局限，但他们也少了恐惧的包袱。我同意这个话。不过出场和返场已不能再以群体方式的出场和返场，那是80年代独有的，那是他们的特殊方式。当然80年代活动的人现在也有个别在舞台上，以后20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对历史的选择、人生的选择，走了不同的路，有的人升官，有的人发财了，有的人进监狱了，有的流亡了，有的死去了。我觉得不存在出场和返场的事，出场是个人，本来就在，比如华生现在依然起着作用，周其仁也还在，在这里我希望那些消失在人视野之外的人能够回到中国来。

　　怎么样从80年代汲取营养？今天特别感谢腾讯网，我也特别愿意讲，每次讲时我都觉得我不只是一个作者，而是真的想让那个时代更多的历史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需要年轻人起来，八十年代的青年人虽物质匮乏，但大家精神饱满。现在有太多现实考虑，但中国未来只有年轻人，只有他们，不能总想搭便车让别人奋斗牺牲我享受成果，这是没有的，靠自己，是每个人做一点会更好，而且社会是进步的，现在有那么多资讯，比那时候成长了很多，比如燕山大讲堂提倡“培育理性精神，开启公民社会”就非常好，各位在晚上分享这样的东西，是因为大家心里有这样一份念想，我们做力所能及的事。力所能及的事可能是大事、是小事，在现在多元社会所谓小事就是大事，比如我打官司，作为公民有权利意识，若侵犯了权利，打官司就是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如果大家都算了，那永远是臣民，永远没办法指望这个社会。

　　谢谢大家。

　　柳红，腾讯评论“燕山大讲堂”2012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