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周恩来与国民参政会的一段往事

　　黄炎培先生是《生活》周刊的创始人，当然也应是三联书店的创始人之一。有感于现在的年轻人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历史知之太少，黄炎培先生的儿子黄方毅在三联书店创立八十周年之际，为《读书》杂志写了《黄炎培、邹韬奋与〈生活〉周刊》一文，刊于《读书》杂志2012年2月号。黄文材料丰富，文中不少情节感人至深，确实值得当今的“三联谜”和“《读书》谜”一读。

　　不过遗憾的是，黄方毅先生在叙述当年国民参政会的有关历史时，出现了不该有的差错，是需要纠正的。原文是：　　

　　……抗战爆发，国共合作。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中共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数人，社会贤达黄炎培、邹韬奋等十几人受邀成为国民参政员，参加会议，黄第一次会见了中共领导。随后五月十九日在武汉生活书店召开讨论会，请周恩来和黄做讲演，他俩在生活书店首次交谈，留下深刻印象。……

　　此处的错误在于：周恩来并不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毛泽东虽然是，但他从未参加过参政会举行的会议；而在1938年5月，国民参政会尚在酝酿之中，还未成立，因此，这个时候当然也就谈不上它能举行什么会议了。

　　全面抗战开始后，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设立了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政治部部长，并多次要求中共代表团中的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经中共中央研究，周恩来出任了该职。在此前后，周恩来代表中共方面向国民党提出，应扩大七七事变后设立的直属于国防最高会议的咨议性机构——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1938年3月底至4月初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结束国防参议会，设立国民参政会；6月16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聘请毛泽东、秦邦宪（博古）、陈绍禹（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7名共产党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个名单，是周恩来和王明、博古、凯丰等人自1938年4月中旬以来同中共中央书记处多次商议的结果，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14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3月）；1938年7月1日，国民参政会正式成立。1938年7月6日至15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中共方面，毛泽东请假，其他6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又据《周恩来年谱》记载：这次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后，周恩来经常在汉口中央银行同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李公朴，爱国人士张澜以及国社党的张君劢、青年党的左舜生聚商国是，向他们介绍同蒋介石谈判情况，分析政治、军事形势，争取中间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同上，第415页）

　　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是在1938年10月28日亦即武汉失守的当天在重庆开幕的，11月6日闭幕；从这次会议起至1946年3月底4月初召开的四届二次会议，都是在重庆举行的。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参政员曾几次拒绝出席会议。国民参政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即四届三次会议是1947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1948年3月，国民参政会结束了其历史。


　　笔者在写此小文的过程中，查阅了有关资料。《周恩来年谱》中，未记载1938年5月周恩来与黄炎培的见面；根据《黄炎培年谱》，黄炎培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确是在1938年5月19日生活书店的茶话会上，但该书此处并无关于国民参政会的任何记载（见许汉山编：《黄炎培年谱》第124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黄方毅先生关于国民参政会有关历史的叙述，可能与他在《黄炎培、邹韬奋与〈生活〉周刊》一文中也曾提到的尚丁先生有关。抗战期间，尚丁是黄炎培先生在重庆活动时的重要助手；又，黄方毅先生在该文中有尚丁先生“2009年以近百岁高寿在沪去世”一说，不确，尚丁先生1921年生人，2009年去世时88岁。20多年前，尚丁先生写过一本《黄炎培》的小册子，其中有这么一段：

　　1938年4月国民党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规定组织国民参政会，以“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想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黄炎培又被改聘为国民参政员（指由国防参议会参议员改聘为国民参政员，笔者注）。5月间他在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在那里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那是5月19日上午，生活书店举行店员茶话会，黄炎培应邀去讲演，继而由周恩来讲演，他俩畅谈了抗战形势。这是黄炎培印象深刻难忘的初次会见。在那次参政会上，他还结识了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博占）、邓颖超等共产党参政员，从此他们经常往来，深切长淡，建立了诚挚的友谊。（尚丁：《黄炎培》，人民出版社1986年初版，第77页）

　　尚丁先生这里的叙述本身就很矛盾：先说黄周初次会见是在国民参政会上，紧接着又说“那是”在5月19日生活书店的茶话会上——难道这样明显不同的两种会，能是同一天开的同一种会吗？对比一下黄方毅先生的文章和尚丁先生的小册子所述，我们可以发现，黄先生虽然没有把这两种会混为一谈（文中有“随后”二字），但他却并未注意到，国民参政会是根本不可能在1938年的5月召开的。

　　还要提到的是，上述尚丁先生的小册子，是当年几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颇有影响的“祖国丛书”中的一种，发行量不小；但奇怪的是，人民出版社在1990年5月出版的该书第2版（增订本）中，此处的错误又被堂而皇之地延续下来了（同样是在第77页）。

　　笔者还发现，在2008年第6期《百年潮》杂志刊登的由陈小丽采写的《听黄方毅谈父亲黄炎培》一文中，有关于黄炎培先生当年为“艰难中的中共友人‘搭台唱戏’”、“协助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国统区公开亮相，宣传中共政治主张”的叙述，其中亦有如下的文字：

　　……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开始，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博古）、邓颖超、王若飞等代表共产党加入国民参政会。这是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后共产党人在国统区的首次亮相。经过一番策划，他们选择在知识分子中具有广泛影响的生活书店召开茶谈会。生活书店早年是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后来父亲请来了邹韬奋先生主持，最后独立出去。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参政员集体赴会，先由父亲讲演，后请周恩来作报告。周恩来的讲演在会后被广泛传颂。

　　这段文字，也是将国民参政会和生活书店的茶话会混为一谈了；中共方面的国民参政员中，没有提毛泽东、陈绍禹（王明）和林伯渠，不仅多了周恩来，还把王若飞给拉进去了。顺便说一句，此处的叙述还给读者一个印象，似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已经开始后，中共领导人的公开活动还得靠黄炎培等进步人士来“协助”，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其表达方式恐怕也是不妥当的。

王保贤，《中华读书报》 2012年2月15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