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中共党史研究热点难点（新版）之二十

　　二十、中苏关系问题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共历史的研究中，中苏关系的研究是一个相当令人注目的领域，成果也非常多。从研究中共历史的视角看，比较值得注意的著作有：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苏联专家在中国》、《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章百家、牛军主编的《冷战与中国》（论文集），沈志华、牛大勇主编的《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论文集）。二○○三年，沈志华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三十六卷本、一千八百万字）出版。原稿本来四十卷，出版前被要求撤去最为国内研究者关注的“中苏关系”和“朝鲜战争”各两卷，遗憾之至。好在不久以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了《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浩浩三大卷，算是弥补了部分遗憾。而中苏关系部分的档案，迄今仍被尘封。

　　关于中苏关系的研究，这里只简单介绍研究一九四九年以后历史的几个问题，全面和详细地介绍只好俟诸来日、另作文章。

　　一是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和签订。

　　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研究者在俄国的解密档案中发现了一批关于一九五○年中苏条约谈判的文献档案，尽管还不是有关文献的全部，但结合中国发表的有关文献和回忆录，已经可以对这个条约谈判的主要内容及其过程做出比较清楚的描述，并厘清过去一些不实甚至大相径庭的说法。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或者说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共同愿望和利益冲突所在，关于中苏结盟的问题上双方的不同设想，关于条约谈判过程中双方的分歧、争执和各自妥协，关于条约文本的提出和多次修改，研究者都根据文献和相关回忆作了细致考证，得出一些新的结论。


　　二是关于赫鲁晓夫对华政策的转变。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后，即开始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华政策，而其对华政策基础的根本性转变，对此期中苏“蜜月”型关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五四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开始苏方准备派一个外交部部长或者副部长到中国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典，赫鲁晓夫提出来要自己去，这也是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华。实际上是要向中共示好，改变斯大林的对华不平等政策。这次访华，赫鲁晓夫主动表示将以往苏联在双边关系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权利归还给中国。中苏双方签署了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移交中国政府、将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的协定；为中国提供五亿两千万（旧）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十五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等七个文件。苏联代表团在华期间还赠给中国两项“礼品”：一是提供组建拥有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需的机器和设备，并派专家来华帮助建设这个农场；一是将正在中国展览的八十三件机床和农业机器无偿赠给中国。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也确使毛泽东感受到了与苏联交往中前所未有的平等气氛。过去斯大林在世时，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不平等的，而赫鲁晓夫对中国所作的许多实质性让步，使斯大林时期遗留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毛泽东得以一吐怨气，在对苏交往中真正挺起了腰板。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一点时曾说：“第一次与赫鲁晓夫同志见面，就很谈得来”，他取消了有损中国主权的“合作社”，“建立了信任”。对于赫鲁晓夫的平等合作精神及扩大对华援助的做法，毛泽东深表感谢，一九五六年他跟南斯拉夫代表团谈话时还曾经称赞“赫鲁晓夫是个好人”。从一九五四年一直到一九五八年，应该说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


　　三是关于苏联对华的核援助。

　　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访苏时，就曾经试探了解苏联的核秘密，斯大林根本就不和他谈这件事。一九五四年赫鲁晓夫访华以前，国内已经有人给毛汇报过关于核技术的问题。所以，这次访华令赫鲁晓夫意外的是，毛泽东跟他提出了苏联帮助中国制造核武器的问题。赫鲁晓夫当时表示，苏联现在已经拥有核武器了，可以给华约国家包括中国提供核保护，所以中国没有必要再制造核武器。实际上，赫鲁晓夫有一个不便明说的原因，就是在他访华前，苏联刚刚跟美国在谈核不扩散的问题。但是，赫鲁晓夫还是答应了，表示可以帮助中国和平利用核技术。一九五四年十月，中苏双方在签署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基础上，又签订了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中国以帮助的协定，促成中国建立起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帮助中国培训核技术方面的科研人员，为中国原子能工业基础的建立提供了条件。所以，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也开始要进入钻研原子能的历史新时期了。一九五七年十月，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开始帮助中国从军事方面来研究原子能的问题，而且有了实质性的步骤。


　　四是关于中苏关系的破裂。

　　人们一直认为，中苏分歧的起因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几乎所有的中共历史著述以及有关中苏关系历史的著述，都是这么说的。但是，有研究者近些年来认为，毛泽东对赫氏秘密报告的反应其实是喜多于忧。毛早就不满斯大林了，所以他说秘密报告的最大意义在于揭开了盖子，连斯大林这样神秘的人物现在也已经不神秘了。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去世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营中，毛泽东完全可以同赫鲁晓夫平等对话，甚至赫鲁晓夫也不在话下。因此，一九五六年出现的中苏之间的分歧，只是某种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看法，还远远没有影响到中苏关系，甚至应该说两党两国的关系在继续共度“蜜月期”。

　　中苏开始出现比较重大的分歧，是一九五八年七月。主要是几件大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还有炮击金门的问题。

　　有研究者根据文献史料认为，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本来是中苏共同的意愿。一九五七年底，苏联核潜艇研制成功，舰队远航能力大大加强，但是那时候没有卫星，舰队在远航过程当中的联系靠现有的电台达不到，所以苏联希望在中国或者印度建立大功率的长波电台。赫鲁晓夫不同意在印度建，怕刚刚修复的苏印关系受到损害，但是他觉得在中国建立不会有什么问题，跟中方是同志加兄弟。其实当时苏联的军方曾经有过担心，说跟中国提出来会不会引起中国人的不满？赫鲁晓夫拍着胸脯打保票说没有问题。因为一九五七年十月份刚刚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表明中苏在军事方面的合作达到了一个高峰。恰在此时，中方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早在一九五四年中国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建立时，中国就开始着手长波电台的建设了。在苏联的帮助下，进口的三套“突浪型”长波电台设备于一九五七年分别安装在青岛、宁波、湛江地区。但这些都是中小功率的长波电台，随着潜艇部队的发展和远航训练任务的增多，迫切需要建设大功率的长波电台。鉴于中国难以承担这样的工程，中国海军方面便与苏联有关方面联系、商洽，希望他们能给予帮助。虽然双方都有需求，但是赫鲁晓夫万万没想到毛泽东为此发火。问题是由投资比例引起的。整个电台（一千千瓦）大概要投资一点一亿卢布，苏联提出它出七千万，中国出四千万，毛不干，跟彭德怀说投资由中国全出。毛是考虑到所有权的归属，其实苏方根本没有提到所有权，甚至连指挥权都没提到，只是提到双方共同使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毛对长波电台的事情发火的时候，苏联大使尤金又向中方转达了苏联关于中苏建立联合舰队的建议。其实这件事情也有前因。一九五七年，肖劲光作为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成员，向苏联海军提出了援助中国建造核潜艇和导弹潜艇的问题。苏方表示，中国不必建造这些潜艇，苏联现在尚未研制成功，将来苏联有了，可以提供给中国。中国海军领导人经过认真研究和仔细论证，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尽快获得新技术对于海军建设来说已是极为重要的问题，苏联现已改进了某些舰艇的动力和结构，且试制成功几种用于潜艇和鱼雷艇的导弹，而中国海军目前仍然按照苏联一五计划期间的五种旧舰艇图纸进行生产。因此，海军急需获得建造新舰艇的设计图纸及其他资料，并建议以政府名义向苏联提出请求。一九五八年六月，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政府对中国海军给予新技术援助，在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提供建造新型战斗舰艇的设计图纸和资料。苏联正好也有这个意图，表示双方可以建立一个联合舰队。结果，长波电台的事还未了，又出来一个联合舰队的事，毛就恼火之至。

　　与此同时，在炮击金门的问题上赫鲁晓夫也开始对中国不满。首先是中国炮击金门没跟苏方通气，赫鲁晓夫非常不满意。在赫氏看来，既然中苏是军事同盟关系，中方采取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应该与苏联通气。毛后来说告诉过赫氏，赫氏反问“什么时候告诉过”。据《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披露的材料，中方确实没有事前通报苏联。其次是在炮击金门时，台湾向大陆发射了当时最先进的美制响尾蛇导弹，其中有一枚落到大陆以后没爆炸，中方捡到了。苏方希望中方把这个响尾蛇导弹提供给他们。中方开始是拖着不办，后来虽然提供给苏方，但是拆除了最核心的红外线制导装置。苏方非常恼火，认为核技术都提供给中方了，而中方却连完整的响尾蛇导弹都不提供。

　　中苏双方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才导致双方关系出现明显的裂痕，这个裂痕比一九五六年秘密报告的裂痕要深得多。一九五九年的戴维营精神，使中苏双方在意识形态上进一步产生分歧，更为重要的是导致两国关系的逐步恶化。先是苏共中央单方面撕毁中苏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一年以后，苏联又采取了撤走技术专家、撕毁经济合同等更为极端的措施。此后，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所谓中苏同盟已经名存实亡。所以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春天，是中苏关系明显出现裂痕的时期。

　　一九六○年以后，中苏分歧逐渐开始公开化。传统的说法，是赫鲁晓夫在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突然对中共进行攻击，公开了中苏两党的分歧。近些年，有研究者根据文献档案说明，事情最早起因于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前的北京世界工联第四次理事会议。这次会议除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工会代表团，还有不少西方国家和其他非东欧国家的工会代表团出席，中方在这些代表团之间散发了中苏两党争论的材料，苏联代表团离席，表示抗议。布加勒斯特会议则是苏方和赫鲁晓夫对中共的报复。到一九六三年，中苏的分歧更加加深，发生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中苏关系最终走向了破裂。

　　关于中苏关系由“蜜月”走向破裂的原因，研究者有许多解读，比如国家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分歧、领袖个性矛盾等等。最近这些年，有研究者提出一种新的诠释，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营领导范式的错位。这种诠释认为，中苏关系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通行的政治准则，即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范式。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在的不稳定因素。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淡漠了正常的国家关系，一旦政治关系发生变化，或领导者地位和权威受到挑战，或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受到怀疑，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就会立即显露出来，侵犯国家主权就会成为指责同盟“为首”者的最常见的罪名，而这种同盟关系也就随之遭到破坏。因此可以认为，中苏在一九五○年代中期以后未能在军事合作方面取得进展，反而导致双边关系恶化，究其根源，恐怕就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本身的政治特征。中苏关系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也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和准则中的某种结构性失衡，而不应仅仅去追究哪一方的责任。

韩钢，学术批评网2012-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