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的回忆录各有千秋

《邱会作回忆录》座谈会发言摘录（上）


郑仲兵：这个座谈会是吴迪和李宇锋二位先生认真准备和安排的。受他们委托，我说几句开场白。

今天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主要不是文革史的专家，而是具有普适意义的学者和思想界的朋友。座谈会想以《邱会作回忆录》为引子，交流切磋《回忆录》所涉及的有关历史——对文革，对林彪及黄、吴、李、邱，对从九大到九届二中全会，直到审判所谓林彪集团的看法。

在座不少朋友都是文革的过来人，参与者，亲历者。40多年过去了，然而，对这段历史的痛切感受并没有淡漠；对它的深刻思考并没有停止。因此，我们的座谈会应该是既有历史感又有时代感的理性审视，无疑具有特殊的学术和思想价值。下面请大家发言。

阎长贵：关于文革的回忆录，有各阶层写的，各界人士写的，有海内外公开出版的，也有个人自费印刷的，其数量无法统计，真可以说汗牛充栋。每个人写的回忆录，对了解和研究文革都有一定的这样或那样的参考价值，都值得看。从接近或参与中央决策者的著述来看，到现在有5个人写了回忆录，一是《王力反思录》，二是穆欣《劫后长忆》，三是《吴法宪回忆录》，四是《邱会作回忆录》和《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之子程光著），五是《李作鹏回忆录》，当然还有吴德、傅崇碧等人的回忆录。几年前，我在《吴法宪回忆录》的座谈会上说：“到现在（指那时）为止，吴的回忆录，是对了解和研究文革最有价值的一本回忆录。”现在可以和应该说：“吴李邱的回忆录都是了解和研究文革最有价值的回忆录。”这样说，我认为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在写回忆录的人中他们的层次最高了，都是政治局委员（再就是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反思录》，对了解和研究文革也是比较有价值的，穆欣的《劫后长忆》就差了），他们的回忆录都披露了上层我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历史资料——很多资料恐怕是历史档案中都查不到的。在这些资料中不少是很惊人的，如毛听说林彪逃走后，说：“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意思是说他可以任意处理了），邱在回忆录中不只一次说到这件事，还说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这句话；李在回忆录中认为，放走林彪主要是总理和汪东兴的责任，而他俩免责了，我（指李）却被判了刑。等等。有些作者应该说是了解文革很多情况的，但他们的回忆录忌讳比较多，比如《陈丕显回忆录》、吴德的《十年风雨纪事》。这里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对了解和研究文革有价值的回忆录都是在海外出版的。

今天我仅就吴李邱回忆录谈点看法。我认为，吴李邱回忆录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都比较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吴法宪回忆录》刚出来时，王年一说过：“全书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忠厚老实。”对这几个人的回忆录都可以这样说。看他们几个人的表述：
吴法宪说：“十年动乱转眼之间早已成为历史，成为了人们所关注的历史学术问题。由于这一段历史过于敏感，所以对这一段历史资料进行了极为严格的控制……这样一来，这一段历史，按照有些人的说法，像是一团谜一样。我感觉到，当时的一些问题，并不是本身不清楚，而是出于利害关系和实际需要，不想说清楚，或者不许别人说清楚。”“文革这一段历史的重要当事人和见证人，现在已经不多了，所以我感到有必要把我所亲身经历的这些事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说一说。我说的这些是不是事实，自有大量的档案可以佐证。有朝一日这些档案材料公布的时候，大家完全可以拿来加以对照和检验。”（982页）

李作鹏说：“我知道历史必须实叙其事，禁止伪言浮文。在重要的问题上，每个字、每句话、每个过程和细节都要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否则是不严肃的，不郑重的，是骗人骗己的。”（第2页）

程光转述说：“父亲（指邱会作）到这般地步，还有约束他的吗？他说有，这就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宁可少，不可滥；宁可精，不可杂；只可准，不可误。”（《心灵的对话》第2页）
应该说，这几部回忆录都比较忠实地实践了他们的承诺。

二、都十分明确地指明了文革的责任。吴回忆录有两段话说：“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说是我们几个人，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内，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不能说牵连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牵连到毛主席的就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第978 页）

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说：“在贺龙等老同志的治病问题上，说林彪（也包括我）是诬陷，而毛主席是犯了错误，周总理是做了违心的事，说了违心的话，这是对历史的编造。”（第887页）

这就是他们的共同逻辑。我在李作鹏的回忆录里没找到类似的话，但字里行间都可以明显地看到他说的文革的责任也是十分明确的。总之，他们一致认为文革的一切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都是毛主席做出的，毛主席是文革的主要责任人。这个看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都披露了文革中一些重要事件的真相。文革中的罗瑞卿事件、杨余傅事件、九届二中全会、“九一三事件”，吴李邱回忆录都说得比较新颖，比较可信。

这几部回忆录可以互相印证、补充，对同一事件不同的叙述，也为读者和研究者选择材料或思考问题提供了空间。

如罗瑞卿事件，吴法宪的叙述和邱会作的叙述就有不同：虽然他们都认为最后决定者是毛泽东，但对于林彪的态度，他们说法不太一样，邱说林彪完全是“被动”的，吴说这事是林彪“提出问题”的。这很值得研究。

再如，《邱会作回忆录》与《心灵的对话》中邱会作关于江青和叶群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进入政治局的事，叙述就有不同。在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第一次提出的名单上究竟有没有叶群，名单是先送毛再转林，毛划去江青加上叶群、林又划去叶群未加江青，还是林比毛“早看到几小时”而划去叶群？这些细节是有出入的，因为它们传达的是不同的历史信息和政治含义，所以值得进一步考证。

吴李邱都是开国将军，他们年龄和经历很相近，文革中遭遇也基本相同，他们的回忆录十分珍贵，是对历史研究，特别是文革史研究的巨大贡献，是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


丁东：吴、李、邱的回忆录是各自写作的，写作时间基本同步，但是出版有先有后。《吴法宪回忆录》出得早，李作鹏生前可能看过，整理《邱会作回忆录》的邱会作儿子也看过，但是《李作鹏回忆录》和《邱会作回忆录》，吴法宪没机会看到。后定稿，后出版，有可能参考先出版的回忆录，有所借鉴。在比较几部回忆录时，这是值得考虑的因素。

这些回忆录虽然都是身后出版，但他们活着的时候都有了成型的书稿。为什么不能在生前出版？其实在他们生前，都有出版人前往联系。但他们有顾虑：如果回忆录在香港面世，会不会激怒高层，影响生活待遇和医疗待遇？因为他们几个人到最后，生活和医疗待遇还是可以的，公家配了汽车，房子也不错，生活费标准也不低，医疗也享受高干待遇。他们知道自己回忆录的份量，所以放在身后出版风险较小。

他们的回忆录有一致的方面，也有差异。我看了《李作鹏回忆录》和《邱会作回忆录》，能感受到他们写作心态的差异。邱会作出了秦城监狱，放到西安保外就医。最初当地官方对他态度不好，让他生活上遭遇不少困难，这使他晚年有了更强的反思动力。他对自己亲历的革命过程中的负面因素，对这个体制的某些深层积弊，有切肤之痛，不吐不快，所以他揭示的重要历史细节特别多，填补了历史空白，对官方话语有很强的颠覆性。而《李作鹏回忆录》篇幅虽然和《邱会作回忆录》相近，但战争年代和建国后军队工作的篇幅比较大，文革中和下台后的篇幅比较小。他回忆战争年代，未尝没有在国内以某种方式发表的想法。这些内容，与文革前的革命回忆录有相似之处。

李作鹏走出秦城监狱以后，在山西太原保外就医。据我观察，山西对李作鹏安排得比较好。当时我家离李作鹏家那栋楼不到１００米。他住二层，一梯三户，三个单元都向阳，有暖气，其中一个单元是小三居，留给公安厅值班室人员（主要是拦记者，当然也限制李作鹏的活动范围），还有一个小四居、一个小两居，分别给李作鹏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住。在八十年代前期，这样的住房条件比普通市民强多了。当时我经常看见李作鹏在院里溜达，周围邻居对他态度很友好，同情而非敌视。在李作鹏刑满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官方告诉他中共中央对他有若干特殊规定，其中一条是战争年代回忆录可以写，可以发表；文革年代回忆录也可以写，但发表要经审查。这种导向，可能正是《李作鹏回忆录》里写战争年代东北打仗篇幅特别大，特别详细的原因之一，他把主要的力量用在这方面了，还是想在国内出版。其实，他进入政治局以后的经历更重要，着墨反而不多。

《吴法宪回忆录》之所以能够先出，吴法宪的夫人陈绥圻的作用至关重要。她是上海教会中学毕业生，在黄、吴、李、邱的夫人中文化修养最高，吴法宪写回忆录她帮助抄写，吴去世后她说“就按原稿出，谁也别乱改”。所以《吴法宪回忆录》出得最早。从史料学的角度看，这部书一出，文革研究就进入了“吴法宪时代”。

今年，邱会作、李作鹏的回忆录都出了，程光的《心灵的对话》也出了。我觉得，文革史料学就进入了“吴李邱时代”（可惜黄永胜留下东西太少。据说有一点录音带。他儿子写的《军人永胜》我也看了，不少史料还是从吴、李、邱这儿找回来的）。

国内公开出版物的文革表达，无论是官方机构编纂的正史，还是汪东兴的回忆录，价值都不能和吴、李、邱回忆录同日而语。吴德的口述史里有一点真东西，但只占全书的一小部分。还有那些以老一辈革命家身份光荣退下来的人的回忆录，比如《陈丕显回忆录》，已经受到史学界的质疑。

《邱会作回忆录》的价值不限于文革。他参加红军以后大部分时间做后勤工作，对党和国家财政经济机制运行的内情有深切的感受。他的回忆录，给我们从经济的角度理解中共党史提供了新史料、新视角。比如红军东征的动机，延安大生产的起因，为什么派他到新四军那儿去筹款，军队为什么在三年困难时期从事农副业生产，五七指示的由来，还有中国对外经济和军事援助，他的回忆都很重要。举个例子：红军为什么东征？过去说是为了抗日。为什么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其实陕北那一小块儿地方，养不活这些军队嘛。邱会作绞尽脑汁，也筹不到足够的钱粮，红军将领找他要钱，要物资，他拿不出来。东征一次，几十万大洋就从山西弄回来了。这跟抗日有什么关系？

邱会作的手稿据说有二百万字以上。《邱会作回忆录》是路光联系出版的，《心灵的对话》是程光撰写的。两部书一致的地方很多，但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刚才说到九届一中全会的组阁过程，两部书的说法有差异。我跟阎长贵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到底谁更可信？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小组拿出一个政治局候选人名单，《邱会作回忆录》说是毛先在江青的名字上打叉，加上叶群，林又在叶群的名字上打叉。《心灵的对话》说林先在叶群的名字上打叉，毛后在江青的名字上打叉。我认为名单应当先送毛，不是先送林。先送毛，林可以顺着毛。如果先送林，不是要把林的意见强加给毛吗？两部书的说法不一样，不知各自根据邱会作哪些手稿。九届一中全会组阁过程的史料太重要了。因为周恩来、康生、黄永胜都没留下回忆。毛和林批过的名单不知中央档案馆有无保存。即使有，一般研究者肯定见不到。是毛泽东先勾掉江青加上叶群，还是林彪先勾掉叶群，里面学问太深了。目前，我倾向于相信《邱会作回忆录》的说法，虽然程光的《心灵的对话》思想性很强，很有深度。

程光的书里有一处保留了几百个方框，表示这里删去多少字，联系上下文，应该是对王洪文受酷刑的回忆。在香港出书，还要打方框隐去一些内容，可见触目惊心。酷刑用到了中共中央副主席这一级人物，不是一般人能够决定的。

（邢小群：说到王洪文我就想提一个问题。王洪文跟邱会作提到，毛泽东对于他们的处理好像是比较温和的，毛说了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他很明白，林彪事件跟黄、吴、李、邱其实没太多的关系，无非是他们关系好，但在政变问题上没有关系，所以后来有两次想安置他们，但在关键时候让汪东兴给挡住了。毛泽东的态度是不是想安置他们呢？）

我觉得邱会作这样讲，有他的考虑。八九十年代写回忆录的时候，当政者不给他平反，他有意见，就想拿毛的话说事儿。潜台词是，毛都要放我出来，你们为什么判我刑？其实，不同时候的当政者有不同的策略。毛的办法是，开除你的党籍，把你定为反党集团，搁在北京卫戍区，让你吃好点，这是毛处理政坛下台者的一种方式。到了邓时代，他用的是另一种方式，先公审你，判你有期徒刑，再让你保外就医，给你差不多的生活待遇，这是邓处理政坛下台者的另一种方式。吴、李、邱晚年看到有了一定的表达不同见解的空间，不服官方的政治审判，于是借毛来说事。《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邓小平和陈云主导的，评价历史的宗旨当然是他们两人利益最大化。无论林彪案还是高岗案，翻过来都不符合他们利益最大化的需要，这就是政治。（未完待续）

（根据录音整理，部分发言未经本人校订。）

網刊《往事》1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