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经营政治的才能值得敬佩

　　康有为来自那个时代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最具经商天赋，在其一生中，无论政治，还是学术，康有为都有办法转化成商业运作，都有办法筹措到足够资金。他的这个经营才能始终受到政敌攻击，也是他几次蒙难的一个重要缘由。但从今天立场看，康有为办任何公益事业、文化事业、政治事业，不靠政府的思路，无疑还是很有意义的。

　　就历史顺序说，康有为登上政治舞台是《马关条约》签订后。那时，国内政治气氛发生重大转变，公开谈论国事，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已经不再是违规违纪的事情，高阶层官员、关心时局的知识人开始以维新为时髦，于是有京沪强学会的相继建立。

　　京沪强学会的成立主要因为公车上书失败，当然从外部环境说，也是因为清廷在甲午战后放松了对社会的管制，适度开放了士大夫的政治空间。

　　士大夫要想发挥政治上的作用，当然应该联合起来，用传统中国的政治术语说叫“结党”，但这个活动总是与“营私”结合起来，结党在过去时代总是不被真正的士大夫看得起。现在不一样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甲午战争这样的大事，士大夫无法继续置之度外。

　　早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康有为就意识到士大夫团体力量的重要性，以为“凡讲学莫要于合群，盖以得知识交换之功，而养国体亲爱之习。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病源在此”。因此，欲改变社会风气，提升新一代知识人士气，就必须将这些知识人组织起来，“必合大群而后力厚”。合群非组织团体不可，而在外省组织团体，则一地方官足以制之，而结合士大夫及中高阶层开明官僚在京师组织则不然，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又因成立于京师为全国政治中心，还可以避免守旧官僚不必要的怀疑。

　　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第四次上皇帝书被拒后，并没有急于离开京师，返回故里，而是接受户部郎中陈炽、刑部员外郎兼总理衙门章京沈曾植等人建议，留在京师筹划组织团体的事宜，他天天以“开会”之义号召于同志。这里的所谓“开会”，就是创办一个新的机构，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团体。

　　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等人也“日攘臂奋舌，与士大夫痛陈中国危亡朝不及夕之故”，宣讲组织学会的必要性。

　　经过康梁等人反复宣传，明白此理的越来越多。在陈炽、沈曾植支持下，康有为组织了三次“游宴”活动，就是现在聚餐筹款、筹组团体。或者类似于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筹款宴会。

　　可能因为康有为政治企图太过明显，三次“游宴”并不成功。但经两个月宣传鼓吹，成立组织在官僚士大夫阶层已获得相当共识，他们逐渐相信组织团体、设立学会有益于政治改革与社会进步。帝师翁同龢及孙家鼐等开始暗中支持这些活动。

　　1895年8月下旬，在年轻开明官僚陈炽热情串通下，康有为等人分头约请袁世凯、杨锐、丁立钧、沈曾植、沈曾桐等人雅聚，商谈筹组京师强学会。为壮大声势，争取当朝重臣支持以减少不必要麻烦，他们通过沈曾植找到军机大臣李鸿藻门生张孝谦参加。这一系列雅聚解决了京师强学会几个关键问题，一是为强学会筹资，参与者认捐，一举而得数千金，仅袁世凯一人就当场认捐五百金；二是推举陈炽为提调，负总责，推举张孝谦协助陈炽；三是推举康有为起草成立宣言。

　　资金到位后，他们在宣武门外后孙公园安徽会馆即《万国公报》所在地设立强学会会址，每十日集会一次，轮流演讲，宣传维新思想。至此，北京强学会初具规模。

　　1895年10月，强学会在琉璃厂成立了一家图书馆，除了接受捐赠图书、仪器外，还派麦孟华等去上海采购新书。

　　如果条件允许，他们还计划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接受西方教育，为中国持久发展准备人才资源。

　　为了这些事业，强学会在开办之初确实具有很强的经济色彩，他们不仅向官僚士大夫阶层劝捐，而且向各省督抚发函募捐。他们的劝说确实起到了作用，户部尚书翁同龢答应每年从户部拨款资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及刘坤一也各捐五千金，提督宋庆、聂士成等也纷纷捐款。在这种爱国、维新气氛下，李鸿章深受感染，主动认捐两千金，但遭到了强学会主事诸公拒绝，弄得李鸿章很没有面子。

　　英美公使向强学会捐助一批图书和仪器；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人也给予热情支持。英美在华外交官、传教士与强学会保持紧密联系，希望强学会能够推动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

　　参加强学会的人流品比较复杂，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汪大燮、王鹏运等，属于积极的维新人物；陈炽、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等，为维新同盟者，但他们具有浓厚的帝党背景，总想着将强学会办成一种可利用的政治力量。在他们背后，还有帝师翁同和的影子。强学会的主导力量当然也想与皇帝周边的人物密切往还，因为他们都倾向于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当然希望皇权中心的支持和回应。

　　强学会内部第三股力量为开明的中下层年轻官僚，他们对现实政治不满，期望改革，他们中也有人希望通过改革，剑出偏峰，展露头脚，改变自己的政治处境，因而他们的加入也具有某些投机成分。代表人物有张孝谦、丁立钧、褚成博、张仲炘、袁世凯、徐世昌等。

　　康有为起草的《强学会序》是一篇振奋人心的宣言，激励不少新知识人和开明官僚加入强学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强学会的发展与壮大，许多读者在阅读这份宣言时，情不自禁地“多为之下泪，故热血震荡，民气渐伸。”

　　然而也正是这样一篇宣言却在强学会内部引起激烈争论，张孝谦、丁立钧等人对序中激烈言词持反对态度，忧虑这些言词可能会引火烧身。据康有为事后回忆，“丁、张畏谨，数议未定，吾欲事成，亦迂回而从之。”

　　在康有为等人鼓吹活动下，强学会获得了迅猛发展，短短时间，朝士云集，军机处、总理衙门、都察院、翰林院等部院均有人参加。强学会差不多办成了议院，其政治影响越来越大。政治影响的扩大是好事，也是坏事。大学士徐桐、监察御史褚成博等人就一再扬言弹劾康有为，吓得陈炽、沈曾植等主事者不得不敦促康有为从大局着想，从长计议，于10月11日仓促离开北京，以保全京师强学会。

　　康有为离开后，强学会的日常事务交给了陈炽等人。但过了不久，却变成了陈炽、丁立钧、张孝谦、沈曾植四人为总董，而以张孝谦主其事。张孝谦为人“故反覆”，做事也不太靠谱，他只是凭借与李鸿藻特殊关系，便“意见重，气焰大”，“以局为其局”，将强学会看作自家的私有财产和自己的政治资本，联合丁立钧排斥陈炽、沈曾植等。

　　屋漏偏逢连阴雨。强学会内部矛盾正在激化，监察御史杨崇伊就在1896年1月20日上折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植党营私”，请求清廷给予查封。

　　收到杨崇伊奏折后，光绪帝即以原奏示诸军机大臣咨询意见，由于强学会章程中规定不许满洲人入会，早已引起满洲大臣恶感。后经步军统领衙门调查，22日宣布查封。京师强学会至此结束。

　　马勇，作者博客 2012-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