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味“知识分子无知论”

　　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一定条件下是不错的。过去所有匠人都属于贱民，在元代明确其社会等级是“七匠八娼”，但你看看大到宫室寺观的建筑，美轮美奂，小到核舟玉雕的技艺，玲珑剔透，哪个是“一官二吏”高贵者能够代劳的？高贵者的顶尖，有皇帝如晋惠帝者，荒年百姓吃不上五谷杂粮，他问“何不食肉糜”，这还不是标准的蠢货、吃货吗？


　　当然，绝大多数的卑贱者如千千万万的农夫、工匠，是干粗活重活的，但在他们日常体力劳动中，虽不能说“最”聪明，可没有一点聪明也是不行的。他们只是没有朝廷官家操作权力以至严刑峻法的聪明罢了。至于皇帝，晋惠帝这样的自是个别，而智商不低的那些皇帝，权力迷了心窍，也难免不干出蠢事来，不过从全体说，几百名最高贵的中国皇帝，以及成千上万中国官吏这些高贵者并不能算是“最”愚蠢。


　　但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硬把过去帝王们“倡优蓄之”的读书人，拔高为“高贵者”，概括说“书读得愈多愈蠢”，看来只是为了贬损当代的知识分子，直到引申为“文革”期间的“读书愈多愈反动”，是以暴力窒息、摧残知识、文化，迫害知识人、文化人，变文明为野蛮的历史大倒退。


　　如果不溯源更远的话，1942年的整风文件中，所谓“知识分子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一说，可以说是这一恶政的开头。整风，于上层是集中清算所谓王明路线（实际上还有周恩来，以及博古、张闻天等），于一般干部队伍中，则是针对从城市来的知识人、文化人了。


　　这是一种反智的倾向，后来却往往被简单地归于“农民意识”。其实农民并不一般地反对读书人。老一辈人都知道，在中国旧时农村中，由于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宗族乡绅即乡土社会掌权者的中介，也通过儒家思想启蒙读物如《三字经》、《增广贤文》片言只语的口头传播，不识字的农民也都尊敬学塾的老师，并希望自己的子弟能够知书达理。当然，教书先生即乡村里的知识人、文化人，也不会轻侮左邻右舍的庄稼人。多少世代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绝不会对有文化的人说：你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应该反过来拜我们为师！中央“文革”小组的“旗手”也俨然成了工农群众的代表，理直气壮地责备文艺工作者：你们吃的穿的都是工人农民生产的，你们却不为工农兵服务云云，好像她吃的“特供”是她在自留地里莳弄出来的，她穿的布拉吉是她用纺车纺线织出的土布！

　　而在特定环境中有一种由权力支撑的所谓“理论”，是很能吓唬人的。按这理论，世界上的知识无非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两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人、文化人，一般没有种过田、做过工，生产斗争的知识是欠缺的；他们绝大多数也没干过“阶级斗争”，于这一部类的知识，自然同样是缺门。剩下就是被讥为从书本上来的知识，因此只能算是“半知识分子”了。

　　当时抱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参加整风运动的年轻知识人、文化人，一听此言，顿开茅塞，相信是前所未闻的真理，于是便检讨自己，“向工农投降”。哪个个体的工农分子敢来受降呢？还不是各级整风领导小组代表由康生主持的“学委会”，代表党接受了这批人的“投降”归顺！

　　许多当事人，在几十年后才省过味儿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拨乱反正时，提倡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多少回到了常识——书本知识虽不能迷信也不能一脚踢开。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固然有一些是口传心授，但主要是依靠典籍代代相传，继承并得到发展的啊。这就是所谓“有史以来”——也就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不要书本，岂不是进一步就要废文字，引导大家重回史前的传说时代去？

　　终于把知识人、文化人的名誉恢复了。虽然陆续产生的新富新贵只重权、钱二字，在内心里照样看不起知识人文化人，但不再明目张胆地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无知识（或客气地说“比较地最无知识”）了。

　　这样就又过了二三十年。又一代、两代知识人、文化人成长起来了。他们怎样看待那段历史，是另一回事。而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过来人，特别是当年挨过整的当事人，又怎样看待那段历史呢？

　　我以为，当时作为整人理论基础的“知识分子（比较地）最无知识论”或简称“知识分子无知论”，也该加以分析。这种导致焚书坑儒、毁灭文化的“知识无用论”，远非我们时下以为的，只是有了学历却找不到职业的小小牢骚。它是要截断世世代代人类留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之流，令人类重返暴力主宰的丛林，深陷于万劫不复的。

　　然而，就当时的语境来说，演讲者是针对听众们（推而广之是当时的知识人、文化人，思想改造的对象们）对“阶级斗争”这一门重要知识（后来称为所有青少年的“主课”）是不懂得，是几乎完全无知的。

　　难道不是这样吗？尽管你抱着家国情怀，在三四十年代一心要抗击日本侵略，因而投奔红色圣地，在四五十年代一心要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因而投身于这支革命队伍，但你自己“单干”的时候，打过土豪分过田地吗，斗过地主资本家吗？一句话，你干过阶级斗争的实事吗？没有吧？就算你看过几本书，听过几次课，你能说懂得了阶级斗争的真髓吗？不能吧？因此，你的阶级斗争考分是：零。你还不承认在这方面的无知吗？

　　今天，我不但承认我当年作为“初来者”时在这方面的无知，而且承认在而后若干年自以为有所“知”，其实仍然处于茫然的状况。只是对这种可怜的状况，长期以来还是麻木不仁没有感知罢了。

　　试问，如果不是无知，（怎么）能够轻易地相信世上除了生产斗争知识，就只有阶级斗争知识，人间除了生产斗争——“与天斗”，向自然要生活资料以外，吃饱饭甚至没吃饱饭，要干的就只剩阶级斗争——“与人斗”了呢？

　　试问，如果不是无知，怎么能够想象，世上人与人的关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夫妻姻亲、中表亲戚、朋友故旧、同学同乡，直到举国的同胞，还有互相结怨的冤家对头，嫌隙私仇，全都不算，只剩下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即阶级关系，是占第一位的，甚至是惟一的关系：“亲不亲，阶级分”，为了这个阶级利益，什么都须放弃，可以在“大义灭亲”的名义下牺牲亲属，可以在“公而忘私”的名义下出卖朋友，甚至可以在维护阶级利益、抓紧阶级斗争的名义下不择手段，滥施暴力，猜忌平民，加害无辜。相信了这一点，不是就进入了另一个阶级斗争理论权威（列宁）的逻辑链——阶级是由政党代表，政党是由少数领袖代表，归根结底就是要为一党的领袖人物去卖命，去夺取和巩固执政权吗？

　　试问，如果不是无知，怎么能够毫无保留地相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斗字当头，既用来夺取政权，又用来治国平天下，把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学校停课闹革命，工厂停产闹革命，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国家机关就是专政机器，谁听话就算是人民，不听话或被认为不听话，就是人民的敌人，就要镇压，“杀，关，管”，直到共产主义实现，一直要这样干下去，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罢了罢了，“试问”就问到这里吧。如果你对此果然无知，长时间不能参透，你还不承认人家骂你“比较地最无知识”，因此要给你补上这一课，说你顶多是“半个知识分子”，不是还算客气的吗？

　　历览前朝，只有积极鼓吹和推行东方这一套，也是有“中国特色”的这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人，其先驱，除了阶级政治实行家的核心以外，首先要数也是读书人出身的张春桥等所谓笔杆子了。在最高威权人物那里，像张春桥之流，才算得是完全的知识分子，他的阶级斗争知识考得九十八分，其生产斗争知识，则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提纲挈领、高屋建瓴的名言，也可以压倒一切所有的技术性生产斗争知识了吧。

　　明乎此，我们殊不必去与张春桥辈争当年整风报告悬赏征求的“知识分子”光荣牌。因为那是专为改造好了的，或者天生是改造别人的人准备的，或即所谓“工农兵知识分子”吧。

　　想来想去，不被认为知识分子，还不失为具有正常人性、良知和常识的读书人。可悲的倒是也曾一度虔诚地想要跻入“革命化”、“劳动化”的“工农兵知识分子”的队列，今天看来，幸而不被接纳。还是老老实实地当个“比较地最无知识”，即缺乏整人的知识理论战略战术才谋手腕的一般读书人，虽然于党国无功，但于人无害，也还于心稍安吧。


　　2012年2月26日

　　邵燕祥，《随笔》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