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五风”亲历记

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图为河南省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社员整队去田间劳动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信》，要求在全国农村开展整风整社的群众运动，并从中央国家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协助整风整社，纠正“五风”。作为新华社抽调的下放干部之一，我经历了这个运动的全过程。

　　所谓纠正“五风”，指的是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还有瞎指挥风。

　　在下去纠“五风”之前，我对“五风”已经不陌生了。因为我是“五风”的亲历者。“五风”盛行的时候，我大都是在农村。下面是我当时搜集整理的几个调查资料：


　　徐水实习

　　1958年夏季，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一批师生来到搞“共产主义”试点的河北省徐水县。这时正是全国“大跃进”进入高潮时期，“高产卫星”接连不断，一个比一个高。毛泽东对这些“卫星”也信以为真。8月1日，湖北孝感突破水稻亩产一万斤大关，放出了亩产1.5万斤的卫星。8月4日，毛泽东主席在徐水视察时，对全国竞相放出的“卫星”情况大加赞扬。他说：“世界上的事情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这以后，各地推波助澜，“卫星”一个比一个高。8月13日，湖北麻城报出亩产36900多斤，号称“天下第一田”；没过10天，8月22日，安徽省繁昌县又放出了亩产43075斤的“卫星”；9月18日，四川省郫县放出了亩产82525斤的特大“卫星”，同一天，广西环江竟放出了亩产130434斤的超级“卫星”……。

　　对于这些“卫星”，人们都不大相信。可是没有人敢于公开表示怀疑反对。我是农民家庭出身，在农村长大，又是学农业经济的，一亩地有多大，能产多少粮食，我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反右派刚刚结束，惊魂未定，我哪敢公开表示疑义呀，只能不吭声，跟着装糊涂。

　　在徐水，我们最大体会是那种“冲天的干劲”，疲劳战术。白天在地里干活，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夜里开会，有时要走十几里、几十里，开会经常开通宵。那时最大的感觉是又累又困。有时在回来的路上走着就睡着了。……这种疲劳战术情况，实在难以忍受。好在我们在徐水时间不长，实习20多天就回校了。我担心的是那些农民，常此下去会怎样？

　　我的另一点重要体会是公共食堂。当时《人民日报》记者康濯，在一篇通讯报道中写道：毛泽东对徐水县集体化程序和生产力组织形式表示了更多关注，参观食堂时，他看得很仔细，连贴在墙上的食堂规则和饭菜价目表，都一字一句地念了一遍。他赞赏地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全县共11万多劳力，抽出4万多人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只有7万多人搞农业嘛！”“他们这又解放妇女劳动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社搞了90多个团，200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于是，毛泽东提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建议。

　　据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向一般的领导干部提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建议，从此公共食堂就成了人民公社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不过那是夏天，刚开始，好歹还能吃饱。那时高产“卫星”那么多，以为粮食多得不得了，所以叫“放开肚皮吃饱饭”，吃饭不要钱。连毛主席都提出：粮食多了吃不了怎么办？耕地要实行“三三制”。


　　宁津调查

　　此后不久，1958年9月，我们农经系四年级毕业班的十几名同学，在彭老师率领下，来到河北省宁津县（后来划为山东省）刘营伍人民公社进行调查。当时，全国已经实现公社化，各生产队、生产大队普遍建立了公共食堂。我们依然是同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金色的10月，正是北方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那年这里风调雨顺，庄稼长得非常好，到了秋收时，由于人民公社搞军事化，大兵团作战，搞形式主义，生产效率低，秋收进展迟缓。到了10月下旬，种麦季节即将错过，大部分秋庄稼还没有收。秋种种不下去，必然影响来年夏收。时间紧迫，上级决定要以秋种为主。为了赶时间完成秋种任务，公社指示能收则收，收不完就直接播麦。结果许多已经成熟了的白薯、花生、大豆等作物没有来得及收就被犁掉了，拔掉的棉秆抛在田头，上面挂着许多棉花和棉桃，农民看着实在心疼！可是，有的干部却说：“埋在地里可以肥田。丢掉粗粮明年吃细粮。”尽管如此，种麦季节已过，种的多是晚茬麦子，且播种质量差，结果第二年的夏收受到很大影响。

　　原来以为有那么多的高产“卫星”，粮食多得不得了，没有想到入冬以后不久，许多公共食堂陆续缺粮，农民吃饭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得不限定粮食供应。特别是春节过后，许多地方发生春荒，农民生活越来越困难。直到1959年4月传达了郑州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之后，加上春天的来临，形势才稍有好转。有些公共食堂搞“大集体小自由”，有的把粮食分到户，有的变成了农忙食堂。然而，好景不长，1959年8月，庐山会议之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全国形势逆转，强调坚持公共食堂是坚持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五风”随之也越刮越大。


　　沔阳材料

　　关于“五风”情况，除上述经历之外，我还在河北、山东农村作过一些调查，可惜这些第一手材料大都没有留底。现在手头找到的是1960年冬天，发给我们下放干部的一份材料。这是湖北省委书记王延春于1960年9月18日为上报省委领导而写的有关“五风”情况的调查报告：《关于沔阳县贯彻政策试点情况的报告》。这份材料主要是反映他和沔阳县委一道，在通海口人民公社搞试点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材料准确扎实，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将其中有关刮“五风”部分，摘录如下：

　　“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自省级，下至小队，一杆到底，根深蒂固。县级直属机关和派出机关在这里刮‘共产风’的有41个单位，公社的25个直属企业，没有不到生产队刮‘共产风’的。

　　“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自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夜壶，什么都刮。全公社算了一年账，共乱调劳动力349个，土地8020亩，房屋1512栋，资金53万元，粮食53万斤，农具35040件，耕牛84头，木材等84万斤，砖瓦147万块，家具24906件。

　　“生产队以下的‘共产风’，更是一阵接一阵，干一件什么事情，搞一个什么运动，就刮一次，就是一次大破坏。比如，搞木轨化，就拆房子、伐木料；搞五有化，也是拆房子盖猪圈；盖了猪圈没有猪，又得拉社员的猪子；搞车子化，就砍光社员树；搞大协作，就乱调人，乱吃饭，乱拿工具。公社化以来，城关管理区全区性的‘共产风’就有25次，最严重的是1959年，这一年就刮了15次。

　　“‘共产风’给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据各生产队粗略地估算，仅‘共产风’中所拆毁的房屋、死亡的耕牛、破坏的农具、家具这几项，若按人口平均，每人要损失50元左右，多的达100多元。这个损失，就相当于一两年的分配收入。

　　“生产瞎指挥的问题，严重到难以置信的地步。这个公社的干部，生怕把权力交下去，自己就没有事干，或者就会天下大乱，因而采取了统一指挥生产。怎么指挥？群众称之为‘电子化’，就是靠电话。

　　“公社统一派活，一道命令，全公社社员都得服从调动，不管这件干完没有，都要转去干新的。

　　“在一块地里，往往有半截苗高一尺，有半截苗低三寸，有半截插上秧了，有半截是光板。这就是全社统一行动的结果。对此，群众称之为‘一刀切’的领导方法。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一夜化’、‘一样化’、‘驴推磨’等种种主观主义的领导方法。去年秋种，有些地方为了追求小麦播种‘一样化’，竟不惜种了又翻，翻了再种，直到第三次种下去，已经是腊月28日。

　　“诸如此类的事情，多得很。这都不是笑话，也不是历史，而是去年有，今年也有的事实。

　　“粮食上比较普遍的问题，是购过头粮。例如，洲岭生产队，1959年粮食总产59万斤，需要口粮60万斤，种子5万斤，本来应当供应6万斤，反而卖了18.5万斤，结果国家又供应了23.9万斤……卖过头粮的结果，不但在搬运、集并上造成很大的浪费，而且由于供应不及时，给生产队带来极大的困难，在粮食供应不上的时候，就没收社员的小杂粮、蔬菜，刮别队的‘共产风’。

　　“刮共产风、瞎指挥生产、购过头粮、没收自留地的结果，是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造成惊人的损失。动不动就圈占土地、调走耕牛、拆毁房屋、没收家具，生产不能做主，分配不能到手，吃饭很成问题。这样干法，叫群众哪有心思搞生产？哪有心思爱护公物？哪有心思提高工效？哪有心思细收细打？全公社、各个管理区和绝大多数的生产队，生产年年下降，收入年年减少。和1957年或1958年相比，总收入、粮食总产、社员收入，一般都减少20％、30％；严重的达到50％以上，有些富队变成了穷队，特别是过去的工作重点队‘共产风’刮得更大，损失也更大。”

　　这份调查报告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196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对这个报告和福建省闽侯县委《关于城门公社集中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情况的报告》两个文件作了重要批示，“要求省级、地级、县级和公社级党委，要求生产队的全体干部和下放在农村的全体工作人员，都要极严肃地、认真地研究这两个报告”。中央认为：“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再加上某些浮夸、强迫命令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使干部严重脱离了农民群众，使这类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损害。这种严重情况必须大力改变，绝对不能允许再拖延下去。”中央要求各地党委：“在接到这个通知指示后，立即参照通海口公社和城门公社的整顿办法，……作全面彻底的解决。”

　　沔阳县通海口公社位于江汉平原，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份调查报告所反映刮“五风”情况，在全国许多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这里毕竟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各方面条件比较好一些。在我看来，相比之下，贫困落后的重灾区问题要严重得多。以我作为新华社干部下放的山东省惠民地区为例，那里不仅五风严重，而且自然、经济和交通条件都很差，所以造成的危害也严重得多。“五风”刮走了农民的一切，以至一些地方土地盐碱化了，耕畜死光了，树木砍光了，锅砸了，房扒了，屋空了，甚至有的人也死了。“五风”刮得农村一贫如洗，前来慰问的江西慰问团团长曾无限感叹说：“真的已经是山穷水尽了！”

　　据我在惠民地区大于公社朱老虎、大孙家两个大队调查，有这么几个数字：耕地80％盐碱化了，其中有40％寸草不长；耕畜死了80％，余下的20％中有一半不能使役了；人口死亡15—20％，余下的水肿、干瘦病号占80％。


　　反“五风”得到群众的拥护

　　针对“五风”问题，中共中央在《紧急指示信》中提出：“今年（指1960年）冬天，必须下决心，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开展一个整风整社的群众运动。”“整风整社是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必须坚决依靠群众，大鸣大放，用领导和群众‘两头挤’的方法，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把农村‘三反’贯彻彻底。把整风整社搞深摸透。坚决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反对干部特殊化。”

　　整风整社是我们万名下放干部的重要任务。我们来山东之后，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参加省、地、县的各级领导干部大会，同大家一道揭批“五风”，层层听取他们的检讨，然后又深入到农村社队和农民群众中进行实地调查，吸取群众的意见与呼声。

　　总的情况，一是各级领导干部都普遍承认自己刮了“五风”，犯了错误，并作了检讨；二是农民普遍是“五风”受害者，他们最痛恨“五风”。农民最怕的是“共产风”。它的突出特点：一是“归大堆”，对农民的生产资料无偿占有，实际上是一种“剥夺”。剥夺了农民的一切生产资料，使农民失去了生产的自主权。二是“吃大锅饭”，砸了农民的锅。公共食堂使农民从吃不饱饭到吃不上饭，以至危及到了生存权。

　　农民群众是刮“五风”的直接受害者，所以反“五风”非常积极；纠正“五风”直接关系农民利益，所以农民是这一政策的拥护者。

　　在各级干部为刮“五风”作过检讨之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得到了农民的谅解。但是，令人至今难忘的是，在各级干部认真地真诚地检讨自己责任的同时，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如，为什么全国都刮“五风”？风力怎么那么大？“五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否与人民公社的规模性质、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等问题有关？再者，“五风”所以遭不到强有力的抵制，假话盛行，“左”比右好，是否与1957年反右，1958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有关？


　　设身处地看基层干部

　　对干部队伍中的这些思想，我是同情的，理解的。我们下放干部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大家研究认为：一方面，如实向上反映情况；一方面，要耐心地做思想政治工作，讲我们的一些看法：现在整风整社主要是整顿人民公社基层组织的思想作风，我们应当按照中央文件要求对照检查自己，我们有没有错误？不能说一点儿都没有。有！而且有的还很严重，不要小看多吃多占，不要小看强迫命令，不要小看浮夸……要看到它们的危害和不良影响。至于对上边意见那是上边的事儿，我们可以向上反映。但上边的错误代替不了你们的错误。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我们经常用这样一段话谈我们的一些看法：“民主革命经过几个反复，才找到它的规律，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也很难说一次就找到。道路不可能是平坦而笔直的、一点弯曲起伏都没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能够，也不应当在错误面前，在遇到困难和问题时，怨天怨地，而应当勇于承担自己的过失，勇于脱下裤子，让群众打屁股，打了以后不哭，爬起来更好地为群众办好事，为群众服务，为党工作……”我们这些想法、看法、说法受到绝大多数干部欢迎。

　　我们的这些思想和这些做法，除了我们大多是搞新闻的，了解农村实际外，同我们新华社下放干部惠民队的领队兼地委常委、惠民县委第二书记任丰平有密切关系。

　　任丰平是位“三八式”的老干部、新华社秘书处处长。他资历深，经验丰富，信息灵通，了解上情，也比较了解实际，又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他的思想作风，对我们有很大影响。记得1960年冬天，在我们学了中央文件，听了中央领导的报告，特别是到了灾区之后，看到“五风”严重，给生产造成的巨大损失和给人民生产带来的严重灾难，对灾区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五风”严重的基层领导干部很气愤。在这种情况下，1961年1月26日，他召集我们下放干部一起分析形势，研究问题时，讲了一段很令人深思的话。查当年我的笔记本他是这样说的：“大家都是有较高理论和文化水平的新闻工作者。这次下来之前学了中央文件，听了中央领导的报告，下来之后接触了实际，了解了很多情况，有了切身的实践体会。应当说你们现在最有发言权了。大家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研究和解决问题。脑袋是长在自己肩膀上的。要善于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他说：“现在很有必要提醒大家一下，看问题应当改变从上向下看，应当从下向上看。不仅要从中央来看下边，还要从生产队、从社员去看上边。要体谅下边工作的实际情况和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以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的角度来冷静客观地看问题，要设身处地想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到人家的优点和缺点，看到问题所在。我们都是知识分子，长期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了解中央的精神，想得很多，但是想的有时会不切合实际。因为我们毕竟是从上边来的，从中央来的，没有亲身经历这段实践，不了解或不真正了解这里的实际。所以，我们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多听听各方面意见。特别是要听听基层干部的心里话，要设身处地为基层干部想想，想一想如果当时若是我，在那种情况下，我会怎样？”他说：“提意见时，要注意方式方法，要多提些参考性的意见，因为我们对具体的实际情况，常常是了解得不够，或不够真正了解。所以不要过分强调自己的意见，更不能强加于人……。”任丰平的这些话，寓意很深，我明白，我理解，它是很有针对性的。在当时这是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事。这对我们正确分析农村形势，正确对待各级犯错误的干部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新闻工作者，下边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与我们不同。他们肩上有担子，而我们肩上没有担子；他们是“演戏的”，每个人都有具体角色，而我们是“看戏的”，没有具体角色；他们是回避不了矛盾和问题的，而我们对任何问题都不负直接责任，可以不介入，对看不清的可以不表态、不写稿，有的还可以写内参。想到这些，使我深深感到绝不能以钦差大臣自居，要扎扎实实地作好调查研究，设身处地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解决问题。这可能就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现在看来，这些看法是否完全正确，有些还值得研究，但这毕竟是我们当时的思想实际。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曾任《农民日报》总编辑）

张广友，《炎黄春秋》200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