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一九四二》复活的灾荒记忆

　　刘震云小说原著、冯小刚执导的《一九四二》即将上映。1942年（延续至1943年）那场旱灾，在中原腹地造成了人间空前的浩劫。本文依据几名亲历者和档案典籍，还原点滴的真实记忆。


　　豫陕两省人共同的记忆

　　“老天爷要收人啊！谁都挡不住！”

　　2012年11月6日，黄河南岸的汜水镇虎牢关村的一间窑洞里，95岁的刘万通对记者感慨道。老爷子中等身材，瘦峭矍铄，一缕花白胡子，斑驳塌陷的眼窝里写满了沧桑。

　　虎牢关地势高而崎岖，人多地少。70年前，刘万通家有9口人，才3亩半地。村民们此前曾靠在黄河渡船上打零工挣点钱。“好年景也顾不住吃，好在这河口是个渡口，下个力，装卸船，挣个钱”，以此补贴家用。

　　1942年春上的一天正午，刘万通端着一碗稀汤蹲在田头，晴空竟响起炸雷。“从西往东，咚咚咚响。”这炸雷仿佛就是旱灾预兆，此后整整两年，河南大地旱魔肆虐，赤地千里。

　　1943年12月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下称《救灾报告》）记述，这次大旱的具体起因是：“自春俎夏，旱魔为虐，麦苗受损甚巨，至收获之期，复遭风雹，以致二麦（小麦）歉收，平均不及三成，原期秋收丰稔，以补麦季之不足，入夏以来，又苦亢旱，禾苗枯萎，投火可着，低地球禾，更遭虫害……”

　　祸不单行，1942年旱灾的同时，河南一些县份还发生了蝗灾。

　　“从黄河北，飞来一层一层的蚂蚱，从河里浮过来，飞过来，能盖住天。”刘万通说，“它们飞到哪儿上面，一眨眼的功夫就将哪里的叶子吃个干干净净，庄稼很快就死绝了。”

　　河南省扶沟县柴岗乡塔湾村100岁的老人李素芬还能回忆起当年驱赶蝗虫的经历：用一长绳，两人各拽一个绳头，在庄稼地搂。“我们累得大头小汗的，蚂蚱赶跑了，它们又飞到后头了，蚂蚱（指蝗虫）不吃叶子，光吃蜀黍谷子。吃得‘呼啦呼啦’响！”

　　比起扶沟县，汜水县（刘万通当年所居县名，解放后区划调整并入荥阳）的灾荒更为严重，据《救灾报告》显示：“二麦旱坏，收成极微，秋禾播种后七十日未雨，完全枯死。”全县正常年景的粮食收获量为47万余石，1942年麦收不足两成，秋收不足一成，粮食缺口竟达30多万石，全县待赈人口接近10万人。”

　　刘万通家里的土地上，基本颗粒无收。家里吃饭时，每人一顿饭仅限一个馒头，很快，存粮吃完了。因旱灾，船只全部停运，村民的额外收入也被斩断了，无钱买粮。

　　入秋以后，他们开始吃榆树叶、椿树叶、苜蓿、山桃叶等，“把那些苦的东西炸热，在水里泡泡”。但“这些东西发热”，村民开始“害眼”，得了“红眼病”。“当时大家都红着眼，脸上发肿。”刘万通说。

　　刘万通弟兄三人，冬天，哥哥活活饿死在家，弟媳妇“跟人跑了”。25岁的刘万通选择逃荒。走之前，父亲给了他十块钱。

　　那天，他背上一个包袱，包袱里仅装一条被子。他从村里步行去洛阳，天黑下来，住在一家小饭店里。“当时的规矩是，住店不住店，先吃一碗面。喝了一碗面条一块钱。”他说，当夜店家在小饭店大堂里给他铺了张席，他就睡在上面。天明再接着走路，走了一天半到了洛阳火车站。之后，花了八块钱买到了到陕西凤翔的车票，逃荒的人们早已塞满了闷罐车厢。

　　刘万通的“一条船”（俗称，指妻子的姐夫）在陕西凤翔县的一家饭店当厨师。他在凤翔的这家小饭店打工，不要工钱，只图不饿死。“能收留你就烧高香了。”要知道，那些没“门路”的逃荒者在要饭的路上就饿死了。

　　1943年春节前后，刘万通辞去饭店的小工，到山里收鸡蛋，担到宝鸡的集市上卖。在刘万通的记忆里，陕西人对流亡的灾民非常厚道，到山里收鸡蛋，饿了，就给馒头吃；天晚了，就住在农户家里，不要钱。

　　1943年的春天，刘万通回家探亲。从洛阳到虎牢关一路所见刻骨铭心。“狗都把死人的肉吃了，只剩下骨头架。”一百多里的路，离开村落和市集较远的路边，他见到了多具尸骨。除了尸骨，就是三三两两逃荒的人。

　　“那时谁也顾不上谁，孩儿顾不上爹娘，爹娘也顾不上孩儿。路上，谁也顾不上和谁说话，谁也顾不上问谁要去哪里。”刘万通说。

　　刘万通走回老家，看见父母瘦得已经认不出来！“肉在骨头上贴着。”他的父亲走不动路，痛苦地躺在床上。

　　刘万通离家的几个月里，守在家的父亲实在没有东西吃，就吃“粘馔儿”。所谓“粘馔儿”，就是将不成熟的小麦揉碎、在火上“拉成丝儿”吃。“这种东西吃多了胃瀼，只屙，顶不住。”刘万通说。

　　刚回到家四五天，父亲便死去了。饥荒难耐，万事皆哀，刘万通便带着母亲和妻子赶回了陕西。

　　据河南省档案馆《水旱蝗汤悲歌》载，（1942年）因灾死亡人数大幅增加：“大量灾民外出逃荒，有的北上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边区，有的南下逃亡湖北，也有的无奈向东进入日占区，而大多数经洛阳，沿陇海线向西进入陕西境内，‘据估计，至1943年4月初，豫籍灾民入陕求食者先后已达80万人’，进入陕甘宁边区的就有9000余人，同期进入晋冀鲁豫边区的，仅太行、太岳两区的更多达25万余人。”

　　大灾之年走西口（指陕西），已成为豫陕两省人共同的记忆。当年逃到陕西的人有很多定居下来。据多位陕西媒体人士介绍，如今西安市四分之一的人口祖籍来自河南，即使是本籍的西安人，也都会说几句河南话。在河南难民更为集中的陕西铜川，基本上一半人祖上来自河南。


　　旱灾死亡人数高达300万人

　　1942年的大旱和蝗灾，延续到1943年。这一年的旱情虽稍有好转，但因1942年的大幅减产甚至绝收，使得1943年的灾难更为显著。没有逃走留下家乡的人，经历着地狱般的煎熬。

　　《扶沟县志》载：“1942年冬，小麦由10元（纸币）一斗（十四市斤）涨至百元一斗。到了1943年，暴涨到800元一斗。灾民罄其所有，换取斗升粮食，亦难度过春荒。在那米贵如珠的饥年，一根檩条换一个烧饼，一亩地卖十四斤黑豆。饥民在东西典当卖尽吃光之后，值得挖野菜，剥榆树皮，煮麦苗，吃雁屎。”

　　“延至（1943）三月……饿死的人一天天多了起来，起初死了人，还用席子裹住埋，后来用大车拉着埋，以后扔到岗沟没人埋。为了五七个馍，父母卖儿女，夫卖妻，兄卖妹，以人易物，城内有人市。亲人骨肉，生死离别……曹里寺一家夫妇，把亲生儿女吃了。妻子怕被丈夫杀了，乘黑夜逃走，饿死在路上。丈夫环视家中，伶仃一身，悲痛欲绝，惨叫数声而死。城东大王庙有位妇女，见窦虎营村的小孩路过门口，哄进屋内煮吃了。县财委会副主任林子普家，祖孙三代10人，饿死6口人，卖出1人。林湾村……179人，旱蝗灾害中，死去86人。”

　　当年的春天，河南南阳的《前锋报》记者赵鸿恩借了辆自行车，从洛阳到郑州，一路东行，到郑州再南下，直到信阳。一路采写了十多篇报道，名曰《无尽长的死亡线》，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历史细节。

　　“1943年4月，（驻马店）汝南县城的大街上，一个白头发的老婆婆，脸向着天，牙齿上爬满了苍蝇，上体在破烂的衣服下裸露着，胸部还起伏着，证明呼吸并未停止。但是该街的甲长为了怕担负他那条街饿死人的罪名，已经用了十三块钱雇了两个穷人掩埋她，当往高粱秆箔上放的时候，她还呻吟挣扎着，我想替她说个人情，用这钱给她买些吃的东西，看是否会活转来，但谁也不睬，在她的呻吟声中，两个人已经抬着她，背上铁锹走了。掩埋死人的短工，在市面上已成为一种职业。”

　　在采访的途中，这位记者回到家乡（汜水县）探亲。“一位同村的老妇人，儿子逃荒走了，媳妇被卖掉了，三个孙子已经饿死了两个，田地、房子、家具和四十年前的嫁妆都卖掉了，没有吃的，把枕头拆开，弄了点‘谷脑’磨了磨，吃了以后，立刻又泻又吐，碰到记者时，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在郑州，警察局负责人向赵鸿恩介绍：“原来郑州有5000人力车夫，铁路中断后剩3500人，现在市面上23辆，同时，作者反而比徒步走还慢，因为每个车夫都饿得走不动了。”

　　“（郑州）国际救济会难童学校的外国牧师，在1943年的春天，一天内在街上发现了183具尸体。”

　　空前浩劫，造成社会秩序的严重失序。原河南省鲁山县政协办公室主任李玉震在《河南文史资料》著文回忆，“（1943年秋天）如果一个人晚上在地里看红薯，遇到结伙去偷的，就毫无办法。进入冬季后，小偷小摸少了，相聚为盗的却多了。一些人夜聚昼散，哄抢财物，甚至公开抢劫，谁要敢于反抗，就有可能遭到杀身之祸。……我们那里流传这样的顺口溜：穷人怕饿，富人怕抢，没有被抢的怕乡、保长（乡保长要对他们进行勒索敲诈）。

　　河南唐河县，当年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五军七十四师二二零团驻扎在源潭镇，该团团副靳士伦在《河南文史资料》中介绍了唐河县“人市”的情况：“有时有一男子带着一两个妇女，有时竟有两名男子像押犯人一样，押解四五名妇女，多的达到六七名，据云都是来自襄、颊、禹、叶等县的。”由于该团60%以上的士兵都来自上述地区，士兵整体哭哭啼啼，要求请假外出去“人市”认亲。靳士伦无奈向上级反映，最终由班长带领请假的士兵外出认亲。

　　1943年河南省政府的《河南灾情实况》记述：“灾民饥饿难忍，而服毒者，缢死者，自刎者，甚至杀儿以求一饱者，所在多有。司空见惯。同时，无主弃婴，到处可见，音若泣声，到处可闻，死尸横野，无人收埋……据调查此次旱灾饿死者达220万人，真乃人间空前浩劫。”而据《河南灾情实况》中《河南省各行政区人口受灾损失统计表》附注中所列，这次旱灾死亡人数高达300万人！


　　多数粥厂形同虚设

　　孙子文在《1942—1943年国民党政府救济豫灾述评》称，“国民政府确实也制定了一些措施，轰轰烈烈热闹了一阵子，但却是纸上谈兵，灾民仍然苦不堪言。最后，作者对国民党当局的救灾措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总结：‘有些是虎头蛇尾，好景不长；有些是一纸空文，无法实行；有些是雨后送伞，无济于事。’”

　　“当时的国民政府救灾不力，确实有很多问题。”民国灾害研究者、南阳师范学院研究生处苏新留处长告诉记者。“首先就是地方政府存在瞒报现象。”

　　苏新留所著《河南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下称《水旱灾害》）指出，“（地方政府）救济灾荒既无计划，又欠热情。观望不前，推卸责任。隐讳灾情，不敢实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灾后许昌县行文报告该县饿死人数5万余人。当时被认为是缩小了的数字，省政府认为所报人数太多，予以驳斥，令其重报。”

　　“为什么不会报得那么严重，第一，报得轻一点，说明你这个地方，平常治理得好。第二，报得轻一点，才能体现你这个人怎么样，对不对？河南当时死了这么多人，其实很大程度跟方方面面的关系有关。它并不是灾荒很严重就死那么多。”苏新留告诉记者。

　　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迟至灾害发生数月、流民大增后，才对灾情有所反应，这也是在国际媒体的报道之后做出的。《水旱蝗汤悲歌》载：“大灾荒的发生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之后，国民党政府便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如施粥、平粜、发放赈款、开办农贷等。无疑，政府救灾的迟滞，加重了灾情。

　　《水旱蝗汤悲歌》载：“1943年9月，国民党河南执委下发《河南省各县救灾工作宣传大纲》，针对‘遭受严重旱灾，人民死亡数百万，社会秩序混乱，风气礼俗均受到极大破坏’的现实，要求通过民众讲堂、民间庙会、民间艺人、报纸等，宣传救灾措施，开展救灾运动。

　　“但这不过是杯水车薪，与当时旱灾所引发的灾荒程度相比，赈灾所投入的粮食与款项显得微乎其微。……再加上地方官员、军阀、土豪劣绅等从赈款中饱私囊，真正发放到灾民手中的更是少得可怜。”

　　苏新留在《水旱灾害》中称：“1942年至1943年，尽管河南在各地建粥厂遍布，共64个县，有的县数目惊人，粥厂多达1000多座。有的粥厂食粥人数实在有点儿离谱，如沁阳县上报粥厂40个，食粥人数为100747人，唐河县上报粥厂33个，食粥人数860000人。救灾工作是各县行政人员的重要考核指标，救灾不力甚至给予免职处分。……实际上，但由于资金和粮食的不足，多数粥厂形同虚设，没有起到应有的赈灾作用。”

　　在河南省扶沟县，1943年3月开始赈济，《扶沟县志》载：“四乡的饥民闻讯后，成群结队涌入县城。城隍庙、天爷阁，住满了奄奄一息的灾民。大街小巷，房檐屋外，露宿而卧者，不可胜数。人多粥少，不几天就停放了。”

　　《无尽长的死亡线》曾记载：“河南灾民到达西安后，当地也设有一个粥厂施粥，“但散发粥券，只有很少的一个数目。许多的人，得不到吃粥的机会，而迟到的也只许一次，便在难民条上按个戳记，不能再领。”

　　“除政府救济不力外，河南地方本土观念上也有一些因素。”苏新留总结道。“河南这地方的人，非常保守，非常恋家，四个字叫—安土重迁。当然中国人的特点也是这样的，但是河南人这个观点非常严重。

　　“在河南这个地方，黄河以南的比黄河以北的更安土重迁，所以灾荒来的时候死的人就更多。比如旱灾来的时候啊，旱了一个月，他会感觉到没水了，可能把井打深一点，两个月的时候，他可以在方圆五公里的时候再找吃的，旱了三个月的时候，想走了，走不了了，什么都没了，想走的时候，已经不行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刘万通返回了家乡。1942—1943年的旱灾，虎牢关村村民饿死了1/10，家里9口人，只剩下了6口。

　　“遭灾是大家的事儿，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刘万通最后告诉记者，眼眶湿润着。

　　石玉，时代周报 2012-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