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冯国璋后人的悲惨遭遇

　　前几天共识网转载文章：《冯国璋墓文革被挖惨遭镰刀剖腹戳尸》。标题看了两遍，还是不敢相信，竟有这样的伤天害理，竟有这样的令人发指。打开文章，试了几次，终不忍卒读 —— 我跟冯毅，冯国璋的曾孙实在太熟了。


　　一

　　1965年，冯毅和其他29个天津知青一起去新疆天山农场。冯毅的干净整洁、穿着得体、举止优雅、谈吐有致，在当时这叫小资，是社会容不了的。那时流行的是邓普的小说《军队的女儿》的形象：女主人公出场穿的球鞋，散发着跟男孩子球鞋一样的豆豉般的臭味儿。这类小说配合着一系列政治运动，打造了一个荒唐的时代：中学生上街掏粪，小伙子把新衣服打上补丁，姑娘们打赤脚走上滚热的沥青路，农场知青们破衣拉靸，像一群要饭的叫花子。冯毅的境遇是慢慢改变的。

　那时间我一门心思改造思想，因为我的罪孽更加深重，详见费明《三代沧桑》。

　　每天扛着砍土镘回来，就跟着团支部书记访贫问苦。所有农工都说，最苦就是60年。书记当然不愿让我们听人说新社会、共产党的坏话，于是背起工具，挨门挨户给人理发。生产队一共就二十户人家，几个脑袋搁不住剃的，没过几天，农工见着我们背着装剃头工具的小木匣子，就摘下帽子拍着刚剃过的秃瓢苦笑。


　　转年春天，冯毅拆旧衣裳。拆好了，裁成一尺见方小块儿，拿到渠边，在冰冷的渠水里一遍又一遍地洗，然后铺在柴禾堆上晾干。干嘛要准备这些洗得发白的小块方布呢？冯毅说，王观景就要添孩子了，这柔软旧衣裳是为新生儿准备的尿布。王观景是山东诸城逃荒来的农工，当初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交往。对一个农工待产的婴儿这样体贴入微，让我震动。因为我对陌生的孩子早已麻木，他却保持着爱怜幼小生命的本能天性。我成天喊着愿为共产主义牺牲生命，他却切实关怀体恤周边的人们。这发自内心的悲天悯人的情怀真挚感人，最终改变了人们的偏见。后来，不管他在地头儿，在麦场，大字不识的农工们都围着他，津津有味地听他随便讲的任何一件小事。


　　二

　　1967年，农场武斗，我回到天津。虽说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徒有四壁的家还是让我感到愤怒和耻辱。什么破四旧，明火执仗。“明火执仗？”跟我一起回津的同学张宝焰说：“你还没看到这个呢”那是小报刊载的一年前毛泽东批转的《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正是这个红头文件让打家劫舍成了合法的“红色恐怖”；让学历、智力成了革命对象；让性命、道德的价值观念成了草芥。让狂热的中学生们，刻意模仿当年痞子的暴行，去“紧跟”，去闹“革命”。


　　无休止的动乱中，小说成了精神避难所。我找来所有能找到的书，没白没黑地看。记得看完《红与黑》的时候，东方刚刚放亮，我突然觉得浑身发冷，裹着毛毯，簌簌发抖：于连不惜生命的个人奋斗精神让我震惊。那一本本宣扬个性解放，争取人权，呼吁自由平等博爱的小说，唤醒我的良知和理性。

　　一个夏日，冯毅骑着自行车来我家。我们几乎同时发现，彼此有着很多共同语言。让我不解的是，当初他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着接近我。他说，他非常想知道每个人去新疆的原因，他琢磨透了知青的小心眼儿，就剩下两人的不知道，一个是我的，一个是他的。说什么呢？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说到这儿，一下子都没话了，只有波涛在心里翻腾。

　　常德道，闻名遐迩的天津五大道之一，安静的小街两侧一码花园洋房，其中一所楼房是他家。院落大门卸了，院墙拆了，没有任何隐私可言。一楼左侧的房间贴着封条，锁着查抄物资。右手楼梯，阶梯宽大，每阶只有十几公分高，走上去不觉放慢脚步，这显然是当初设计师营造的优雅和闲适。伯母迎出房门说，是费明吧，冯毅一直念叨你，来，屋里坐。那是间朝阳的客厅，房间很大，就是我们三十个新疆人都坐在这里，也不会觉得拥挤。纤尘不染的家具，错落有致地安放着，哪怕其中一件挪动几公分都会破坏和谐，整体的美。

　　我们经常在三楼，冯毅自己的小房间里说话。妹妹冯茹那年七岁，还是个时刻要人注意的年龄，经常进来，我们只好陪她闹上一通。安静下来冯毅问我，这辈子准备做什么？做什么？什么也不做，能做事吗？他说，他在练钢琴，早先自己家有琴，很少摸，现在没了才知道精贵。说着就给我看他改编的第五交响乐的钢琴曲的五线谱。我说，小时候听过，但受不了那份儿强烈，情愿听圆舞曲什么的。他说第五也叫命运交响曲，是贝多芬开始失聪时的作品。听力是他最重要的感觉，命运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他愤怒，狂呼，但终于冷静下来接受这个可怕的事实，坚定果敢地走上人生之路。后来我多次听过冯毅用手风琴拉过这支曲子，每次都仿佛见到在厄运面前昂起高贵的头颅，感奋上进的形象。

　　一天我们在小房间里说话，听见敲门声。伯母拉着手把，探着半个身子说，费明，今儿个就在我家吃饭。你们说话，我去买菜。我那会儿正在生产队的伙房学艺，很想把自己吃过的美味佳肴都做出来，吃了一口就问，这外焦里嫩的炸猪排用的是哪块肉？奶奶摸着冯毅的后背说，喏，就是这块。听得大家都笑起来。她说话有趣，孙中山不叫孙中山，叫孙大炮。一口标准的河间话，有点像唐山话那样软绵绵的，听起来非常亲切。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家和善、幽默、参与。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浅灰色的大襟，显得格外素净和富贵。耳聪目明，凡是来过的客人，她都能叫出名字。

　　姐姐姐夫，哥哥嫂子，住在隔壁的六叔、六婶，只要知道我们来了，都会走进客厅，跟大伙儿打招呼。有时坐下来，听我们说话，偶尔也会插一两句聪明的、逗人的笑话。嫂子是华侨，很漂亮；有个剪着超短发的三四岁的小姑娘，尼娜。二姨奶奶住在不远的一个胡同里，刚退了一间房，还没来得及收拾。她一辈子没有生养，这样，伯父又多了一个母亲。她经常来冯家在常德道的住所，来了就手脚不停地忙活；也很健谈，一次她说，北京来的红卫兵，站在窗口，对着大街撒尿。很平常的一件小事，她说来那悲悯无奈轻蔑和嫌恶尽在其中。见过住在河东的二叔，和他的两个出落得闭月羞花，美得让人窒息的女儿。三叔住在天津河北区，他家人，包括他的幼子冯巩都没见过。见过表弟杨涛，表妹耿忆轩。早就听说杨涛是个拼命三郎，第一次滑冰，穿上冰鞋就上冰面跑，摔得稀里哗啦的，几天后参加速滑比赛。面前的杨涛却是个帅哥，像冯毅一样，高高的个子，笔直精致的鼻子，弯弯的眉毛，梦幻般的眼睛、爽朗的富有感染力的微笑。耿忆轩的清纯照在北京大北照相馆橱窗里一直摆到文革，她有着大家闺秀特有的高贵典雅、庄重娴静、矜持礼貌。

　　在那个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年代里，家庭成员互相检举揭发，夫妻反目、父子为仇之类的破事儿见得多了；走进冯家，看到的却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庭和睦的一派融融景象。

　　多年后，听说伯父冯海仑大病初愈， 我去看望。看到我，他眼睛一亮，扶着手把站了起来。寒暄之后问，“我是不是老得不像样子了？”不等我回答，便拿起木梳梳头，另一只手不住地抿着灰白的头发。我和伯母扶着他坐下，他问我；“你家也被抄了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奇怪，他怎么会这样问呢。伯母在他身后用手指点了点她自己的头，我会意，便没再作声。“我家被抄过好几次”伯父说“一次有个年轻人要打我母亲，我上去夺他手里的棍子，另一个人抡起皮带就是一家伙，铜头儿啪地一声打在我头上，立马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急了，大喊，我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冯家，前总统的后裔，天津的首富是很有知名度的，传闻中抄家时的经历更加不堪。但出自老伯口中的这番话，更让我痛感，当年人们心性中的丑恶被毛唤起，竟会那样野蛮疯狂、卑鄙下流。哲人说，死是个缓慢过程，当其之时，不但丢失健康，也失去尊严。冯家人都不诉苦，不当众落泪，往日傲骨嶙峋的伯父如是说，英雄已走上末路，想到这里，心中不觉一颤。但即令这般，他还是不提他祖父坟墓被毁的事。这样的奇耻大辱，他最终都不会跟任何人说起的。

　　1967年那会儿，伯父年富心强，绝口不谈刚刚被抄过的家和刚刚遭受的凌辱，只跟我们讲他的工作。他通晓德、英、法、日等数国文字，跟我们说话时，不时地加上一两个英文单词，像今天在美国的中国人说话一样。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即主持技术工作，不到三十岁便接管其父兴办的东方油漆厂。公私“合营”后，他被转调到天津制药厂。他说“我们国家没有维他命E，领导让我接手研发。搞半辈子油漆，转攻医药，难度很大。家里虽有几个书架外文书，但是不够，天天泡图书馆，两年后终于做出来了。”我后来从史料得知，他父亲冯家遇研究生产油漆时，同样地废寝忘食。冯家遇年轻时留学，曾被德国威廉二世皇后幸见；日伪时期，他以黄胆涂面称病，拒不当官；一生办企业开银行实业报国。冯家遇的父亲冯国璋，行伍出身，曾为民国总统，六十一岁去世，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国家统一。老伯口中的“我们国家”浸着三代忠贞，字字千钧。每当想起他的谆谆教诲，要我们为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做一点事情的时候，我的心就会被掷地有声金石之音撞击着。

　　伯母说着一口道地的北京东城话，出身王府，长在北京。及笄之年在北海公园跟未来的夫婿相亲。那是个冷天，她戴着墨镜、口罩， 拿着德国莱卡相机，那种低头看折射影像的相机，给他照相。一会儿让他左转， 一会儿让他右转， 把准新郎打量个溜透，他却只见着她的头巾。说起伯母，伯父的话就多了。他说，在研发维他命E的时候，经常熬夜。伯母会不声不响地推开房门，把一个小碟鸭梨放在书桌上。鸭梨削了皮，切成小块，每一小块上插着一根牙签。写到这儿，仿佛看见一幅古色古香的温馨感人的画面，听到一段优美深长的慢板。如果用一个字形容伯母，那就是“度”。态度、风度、大度、适度。不经意举手投足之间，挥洒出的韵味和范儿真让人着迷。非常喜欢听她说话，看那永远慈祥的神色。她不像伯父的表情那样生动丰富，但总有一种说不上、学不来，任谁也拿捏不了的份儿。

　　有天冯毅来找我，问我这几天怎么不去他家了。我说，你们家有你们家的生活，我常去，让伯母烧饭，多不好意思啊。没事儿，我妈、我奶奶都喜欢你。我说，我是盛大碗茶的粗碗，跟细瓷摆不到一起。他说，家里人都说别看费明长得戆，内秀。

　　能让人喜欢，总是很开心，自个儿偷偷地臭美。我知道自己，能当得起的只是“老实”，所有见到我的人都这么说。老实，其实就是傻。一次在冯家吃饭，伯母去厨房盛菜， 我跟了出去。悄声问：“伯母，那么多人您都不照应，怎么净跟我说话呢？”“大家都有话，用不着我管，就你一个闷吭，赶上人多，更没话。要是把你的话逗出来，不就都热闹了吗？再说，不能老这样吧，往后还要见大世面，你说是不是。”我从小就写思想汇报和检讨，始终是个改造不好的狗崽子，另类，脑袋从来就没有抬起来过。冯家的尊长，把我这唇上刚刚长出绒毛的毛头小子当做成人，平等相待。让我知道一个男子汉应如何尊重自己，如何保持打不垮的尊严。

　　那年间，即使很聪明的人也都活得很窝囊、很卑微、很屈辱，很猥琐。我亲眼见过那些扣肩塌背们，走出冯家大门时挺直了身子板儿。


　　三

　　架不住居委会的大妈们坐在家里不走地动员，1968年我们先后回到新疆。冯毅到了之后，就用报纸画了一副钢琴的琴键，苦练不息。不久他开始作曲，其中一首由维吾尔民歌改编，很像后来流行的《美丽的塔什库尔干》的旋律，苍凉，豪放，动人。没有词儿，我们都会哼哼，上了戈壁滩，还会吼上两嗓子。

　　那年，我们才22岁，风华正茂，一个同学却说，我已经没有任何欲望了。入夜，他走上戈壁滩，在离工人村很远的地方吹单簧管。吹我们渺茫的前景、空掷的青春、艰难的生活。 是夜，皓月当空，村里的老少，都走出门外倾听那如泣如诉的曲子，泪水在西北大汉们的脸上流淌。不一会儿又听见加入的手风琴的声音，远方响起了欢快《玩具波尔卡》的合奏。一定是冯毅寻声找到他，把他从忧郁的苦海中拉上来。

　　转年，请了探亲假，和冯毅、张宝焰同阵回天津。半路在甘肃柳园，即今敦煌火车站下车，去看望在那儿种地的姐姐冯筠。在柳园车站打电话给她，冯毅拿着话筒说，告诉我搭什么车，你怎么不说话，一直哭？姐姐所在的农场在69公里。“69公里”是个地名，是它和柳园的直线距离。听说过马鞍山、金牛湖、羊木镇，多少有些生活气息的地名，“69公里”这地名让人打心里发冷。途经的敦煌千佛洞大门紧闭，月牙湖里只剩下一点浑水，鸣沙山下听不到一点声音。姐姐的生活同样寂寥落寞，唯一让人欣慰的是她在和一个名叫赵家林的天津知青谈恋爱。

　　大概为了驱散69公里的阴霾，我们重新登上火车后，冯毅说起七姑。他总爱说他家有趣的人和有趣的事儿。七姑在铁道部任职，早年在上海交大念书，过新年去辅仁看望兄长。老哥在图书馆看书，听说妹妹来了，在宿舍里等他，吓得快步往宿舍赶。同寝室那几个女人迷都不是东西，他们见到妹妹，天晓得会怎样。推开门一看，妹妹坐在中间，指天划地瞎吹，给她点香烟的毕恭毕敬，端茶倒水的一溜儿小跑，插不上手干活的老实儿地站在角落，贼眉鼠眼的，竟没一个敢拿正眼瞧她。

　　七姑果然豪爽，说话声音大，动作手势大，看上去非常舒展。她那会儿住在北京城南，好像是天桥或宣武一带的四合院。还见过住在清华园的四姑。说起四姑，就联想到日航的空姐。她们跟你说话时，总会走过来，半蹲着，上身笔直，眼睛和你的眼睛等高，平视着你的眼睛，温和地跟你说话。这样比喻并不恰当，空姐平等待人的礼仪是速成学来的，四姑以诚相见的素养，来自幼年开始的熏陶。

　　冯毅经常提起十三叔，他交游很广，其中不乏要人子女。公子哥儿们跟他说，现在有权有钱，唯独没有规矩。跟冯公子在一起，耳濡目染，也能学点斯文。多年后听说十三叔结婚时，哥们儿在人民大会堂为他办婚礼；想去自由世界看看，很快拿到去香港的单程签证。当年在北京没见到最具祖风的十三叔，为憾。

　　回到天津，冯毅的朋友都来看他，来得最勤的是他的同学曹铁成。他曾万里迢迢专程去新疆看他。在天津重逢，他那爽利的谈锋不见了，话都让给魁梧大汉郑家林、天津足球队的后卫李抗，国家冰球队的前锋朱老五。一次老五骑车去北京，累了倒在路边大睡，醒来发现被围观，乡下人从没见过这么壮的小伙子。抄家时，他从北京赶回，行军床摊在门口，仰面朝天大睡。红卫兵推开门，看见只穿着一条三角裤衩的老五，浑身腱子饱满得发亮，忙掩上大门开溜。冯毅说，费明可有劲儿了，老五，跟他掰手腕。老五的胳膊比我大腿还粗，可那天跟我一直相持，最后他说我俩平手，惹得哄堂大笑。

　　我后来对冯毅说，你像孟尝君、信陵君一样，家养死士，图谋不轨。他说祖训（冯家遇言），后代子孙不搞政治，我怎么会那样呢。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新疆的天津知青否极泰来：刻苦自学八年的张继慈（哲学家张东荪之孙）被日本学府请去搞研究；另有两三个撞大运的，有贵人相助的进了大学。冯毅也会前程似锦吧。搞政治、兴企业、攻艺术，治文学，人生的条条大路都铺在他脚下。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魅力，凭借超群的感召力，他准能拉起强人梯队，做出一番大事业的。


　　四

　　共同命运、共同经历，把我们连在一起。休戚与共、相濡以沫，不但我们情同手足，几代家人也有了的亲情。张宝焰的母亲看见我俩成天下围棋，便骂我们是玩物丧志，骂得那样结棍，亲生母亲听了都舍不得。张伯母活到100岁，今年才去世。生前短不了有同学去看望，走时给老人院的护士丢下点小钱，指望她们能善待老人。张宝焰2004年病逝， 他儿子大治敬我如父，交友结婚，买房生子，事事禀报。

　　70 年代后期，天津知青陆续离开新疆，分散在全国各地。婚姻事业都成了压力，此生何为更加困扰着每一个人。毕竟都是少有奇志、不甘虚度的热血，一旦离群索居，失去了相与枕藉、血肉相连的伙伴，形单影只地面对人生的巨大落差。已经步入中年的人，情何以堪？短短的几年之中，走出新疆的二十多人当中，便有三人走上绝路。其中一人是冯毅。

　　事情发生在河北省唐县，到那儿的第三个年头上。所任教的学校的全体师生自发为他送丧。在众人期待着他将要开始精彩的人生时刻，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黎明时分，盛年的他骤然离世。全家人都无法接受，最后是姐夫赵家林借来一部手扶拖拉机，开着去唐县安排后事。

　　为什么会走上那条不归路，众说纷纭：可能这世上容不得他的高贵，可能他几经挣扎筋疲力尽。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压断骆驼脊梁的最后几根稻草。说到底，造成悲剧的还是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郭沫若写诗《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郭比毛年长，儿孙满堂，享有国际声誉，是政务院副总理、中科院院长、人大副委员长；而且，彼时他的两个儿子都已惨死于毛发动的文革中。据军旅作家权延赤说，刘建勋，河南省省长有脚气。见到毛便坐在对面，把鞋蹬了，两脚就忙活起来。陈再道、许世友这些大军区司令被接见，当着毛的面，和衣跳进游泳池。总长杨成武跟毛说，他们曾用老乡的瓦盆煮鸡， 吃过才知道是尿盆。鸿儒和开国元勋们会在自己下属，自己儿孙们面前会这样糟蹋自己吗？多半不会。他们知道，在毛面前秀大老粗的厚重少文，很叫毛受用，这才卖萌承欢，表忠心邀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间反智唱俗，形式化、脏臭化、去智化、贫民化、低俗化风靡全国。于是有了被彻底奴化的两代人，于是有了“红色恐怖”。被教唆出来的邪恶，营造了一个泯灭人性、打杀无辜的年代，一个无法无天、惨绝人寰的时代。更预设了一个内伤难医、积重难返的时代， 一个精英殆尽、不见礼仪的时代。一个无所敬畏、不择手段、没有道德底线的时代。


　　五

　　我记得慈眉善目的奶奶、温良恭让的伯父、从容不迫的伯母、文质彬彬的兄弟、温文雅致的姐妹、风流倜傥的冯毅。还记得天津常德道那扇暗红色大门里的融洽和睦、优雅闲适、悲悯仁慈、礼仪尊贵……

　　几天前午后，我在公司园区的小径散步。一个小姐横冲直闯擦身而过。只见她足登高跟鞋，身背LV，一手苹果，一手三明治，边走边吃，左右开弓，大快朵颐。

　　突然想起，1969年冯毅让我看过的，山西绛县插队的表妹的来信。她写道，昨天进城，在地摊儿买了些红枣儿。同学们抓起来就吃，我不想特殊，也就顾不上什么体面了，跟着大家一起，在街上工农兵了一把。

　　破，不是立；立，比破难多了。再次弘扬人文精神，构建道德理念的时候才发现，仁治礼信义的传统早已荡然无存。虽然那沉重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虽然“五讲四美”已经30年了，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在美国念过硕士的我们的小姐还是那样。


　　六

　　天津常德道冯家门口排得满满的自行车阵和庭院里传来的欢声笑语，在我的记忆中曾是那样鲜活，如今鲜为人知的冯国璋后人的点点滴滴已成了古老的传说。

　　费明，共识网 2012-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