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小报：也算一种启蒙？

记得在“文革”中曾经出版过许多由群众组织印行的小报。在那些常常冠名为“XX战报”的小报上，一度充斥着许多暴露那些被打倒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党阀、大军阀”、“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丑恶嘴脸”和“糜烂生活”的通讯报道，是很能开人眼界的。我记得就看到过揭露某“大军阀”生活腐败，全家人每周六必吃一顿熊掌宴；某“大军阀”生活糜烂，多次玩弄、强奸女兵；某“大军阀”为人严苛，要求勤务兵给自己削水果，削皮的厚度必须在多少毫米以内，超过了就得处罚……这样一些“黑幕”文章。这些通讯报道据说是他们的秘书、勤务兵揭发出来的，言之凿凿，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是虚构，多少是夸张，又有多少属实。但在那个到处是“红海洋”的年代里，这样的揭发毕竟给普通老百姓以闻所未闻的震撼，使他们了解到社会上层的某些情况，从此看破了上层的神圣。如此说来，这样的小报就在连办报者也未必意识到的情况下起到了“暴露阴暗面”、“颠覆神圣”的作用。在那个几乎没有通俗文学的年代里，这样的小报无疑是起到了通俗文学（“黑幕文学”）的作用的。

还有一些小报，是纪念那些死于武斗的“烈士”的。那样的小报上，常常刊登了关于那些“烈士”的成长经历和牺牲过程的报道，并配以“烈士”死难的照片。那些成长的经历，常常是一代人在红旗下成长经历的缩影；那些牺牲的过程，读来也很像某个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的“当代版”。现在，除了亲属，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些在“文革”中死于武斗的“烈士”？多年以后，当我读到顾城的诗《永别了，墓地》时，我才知道在重庆沙坪坝公园里，有一片红卫兵之墓，便产生了一定要去看看的念头。后来，那片墓地经过媒体的报道，渐渐为人所知。我也有机会去看过一次。当我跨入那片墓地时，那里的荒凉与荒凉掩没不了的悲壮感、崇高感依然逼人。在那些错落排列、规格不一的墓碑上，常常镌刻着那个年代流行的毛泽东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还有可能是亲友前来凭吊时摆放在碑前的已经枯萎的花束。我相信那些死难者是怀着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慷慨赴死的。我相信他们牺牲时满怀着崇高与悲壮的情感，就像当年在歌乐山就义的共产党志士一样。只是，那些共产党志士的故事广为人知，而这些红卫兵的牺牲却已经被历史淡忘了。同样的牺牲，结果竟然如此迥异！天复何言！！

1996年，我从《钟山》杂志第五期上读到了蔡翔的“文革”回忆——《底层》，其中吐露了自己“常常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心曲：“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为那时的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户，使我们越过底层，看到了整个城市。大字报、传单、各种小报以及形形色色的马路传闻，使我们从红色的梦想中回到现实的境遇。那些激进的少年加入了红卫兵，他们愤怒地冲进官僚和资产阶级的家中，他们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震动，他们从未见过那么豪华的住宅和那么奢侈的生活方式。所有有关平等和公正的神话在那一瞬间破灭。”他们猛然发现：“革命并没有彻底抹去阶层的区别，相反，权力又制造并维持着一个所谓的特权阶层……”这篇文章再度证明：存在着另一个“文革”。有多少青年是从这里走上了思想之路的呢？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以后，关于“四人帮”糜烂生活的通讯报道又出现在街头流传的小报或大字报上。这时当然已不再是“XX战报”了，但那形式其实与“文革”小报没多大区别。在关于“四人帮”的丑闻中，王洪文的糜烂生活是报道最多的：如何天天喝酒；如何在夜晚打猎取乐；如何使用会发出音乐的打火机；如何看了“样板戏”以后经常去某著名女演员家做客……老百姓一面津津乐道这样的丑闻，一面很自然会得出这样的推论：“你看王洪文进中央才几天？他就可以这样享受。那就说明只要到了这个位置的，都可以这样享受！”这样的街头议论与稍后那些因为暴露了上层社会腐败问题而被禁的文艺作品（如王靖的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沙叶新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还有1980年代前期轰动一时的高干子弟犯罪案（杭州的“两熊案”、上海的“陈小蒙案”）一起，都揭开了社会的阴暗面，使如何建立民主与法制社会的问题变得空前尖锐起来。一直到这些年，随着各种腐败大案的不断暴露，随着那些贪官劣迹的不断被曝光，仍然能使人联想起那些“文革”小报上的“黑幕”，还有那些街头大字报……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连腐败的规模也越来越骇人听闻了。

不光如此。当代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那篇引来杀身之祸的文章《出身论》不就首先刊发在北京的“文革”小报——《中学文革报》 1967年1月18日上吗？今天看来，那篇文章其实也是从毛泽东思想出发，去批驳“血统论”的。但在那个狂热的“革命”年代里，那样说理的文章也终于被非理性的狂热淹没了。此文终于被时间证明是最早对“文革”狂热说“不”的宏论，在当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最基本的常识说起，远离非理性的政治狂热。

只是，那些曾经铺天盖地的小报，现在有多少被有心人保存了下来？相信大部分已经灰飞烟灭了。因此，当我在十多年前从《今天》杂志1992年第二期上读到一平的回忆录《为了告别的纪念——献给赵一凡》时，才第一次知道了赵一凡是“北京地下文坛的一个中心”，又是个特别的收藏家，“他几乎保有全部的红卫兵小报，还收集知青信件、地下文学、思想文抄”。他“收集的文革资料有数吨之多。79年报纸为遇罗克翻案，北京各大图书馆找不到《出身论》，最后是一凡为《光明日报》提供了这篇文章。”读着读着，我感慨民间竟有这样的高人！可没想到，后面的消息却令人扼腕痛惜——遗憾的是，他去世后，这批珍贵的资料被佣人作为废纸卖掉了！不知道，中国可有第二个这样的收藏家？如果没有，那将是一个无法弥补的巨大遗憾。因为，没有这些资料，我们对“文革”的了解就肯定是不完整的。因为，少了这些资料，未来的“文革”博物馆也不可能完整！

新时期伊始，在思想解放的春风吹拂下，一批“民刊”悄然问世：《今天》、《眼睛》、《百花》、《燧石》……“民刊的出现是民主自由舆论成熟的标志，它们由手抄本小说，诗歌、政治传单发展演化而来”。（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这些“民刊”后来经过整肃，好些也销声匿迹了。但在收藏的圈子里，这样的民刊还是珍贵的。爱好收藏历史的人们以他们特别的方式在保护着那些已经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我相信，在未来的当代文化史上，那些小报和民刊一定会占有不可取代的一页。

但我觉得，从“文革”中的“红卫兵小报”到新时期伊始那些昙花一现的“民刊”，是会成为当代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个研究课题的。无论如何，它们在主流的声音之外，发出了民间的声音。

stars1238，新浪博客